論

本港回归廿年以来，人口由六百多万，增长至七百二十多万，有20%增长。香港堂会数目也由1,056间（1994年教会普查数据），升至1,287间（2014年教会普查数据），也有21.9%增长。会众人数升幅更为可观，由九四年聚会的199,056人，提升至一四年的310,187人，增长率达55.8%。居港会友人数由257,100人，升至327,112人，也有27.2% 升幅。

倘若从堂会数目、信徒人口、财务实力、人力资源等，香港堂会盛势于二○○九年反映，整体教会无论于布道、培育、差传与社关等，皆有不错表现，较回归前有所优胜。然而随着本港社会急剧转变，中央于不同领域的干预与渗透；大多教会领袖或怯于形势，或基于神学立场，为求安全，最好是明哲保身，只重内部发展；不理世事，免得添烦添乱。

社会见证与文化缺席

本港教会的社会见证，得着社会的普遍认同，反映于○三年反对《基本法》23条立法及「沙士」（非典疫症）；另外则为○二年成立的「教会关注失业行动」（○八年改名为「教会关怀贫穷网络」）。当社会面对突发疫患与经济不景，教会能适切地救急扶危，提供物质与心灵的支援，这是教会的强项，也是大多堂会不分神学立场，乐于参与。

《基本法》23条立法，引发社会与教会极大迴响。由十五个基督徒团体合办（「教新」为其一） 的「国家安全与人权自由──基督徒对《基本法》第廿三条立法的回应」研讨会（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讲员有陈日君、叶刘淑仪与笔者等，中华基督教会深爱堂挤满了教牧、信徒与传媒记者，有关报道及其后七一游行，不少教牧与基督徒的参与，反映了基督徒与社会群众的共同见证。

○五年「性倾向歧视」立法冲击本港教会，引发连番争论。于是，「性伦理」逐渐成为不少教会关注的社会（政治）议题，特别是三个宗派（浸信会、宣道会与播道会）。同性恋课题由九九年5.2%（94年没有提问与数据），急促上升至一四年的64%，成为教会关注的社会课题首位。教会领袖自有信仰原则反对同性婚姻与相关课题，但把「性伦理」定位为道德与非政治性，其它课题如地产霸权、国民教育、电视发牌风波、全民退休保障等为政治事件，而非涉及道德性，这些双重标准的论述自然难以服众！

当不少教会领袖把话语权只限于「性伦理」，对其他涉及民生课题，如贫富的严重差距坐视不理，把公义、人权、自由看为不关教会事，教会自然于公民社会里失掉位置，影响力不断萎缩。坊间舆论，更因着所谓高官富豪宣称为基督徒，认为教会靠近权贵，不讲公义，远离普罗大众。

任志强于〈卅年回望身后事 : 今日教会群体所亏欠苏恩佩前辈的〉论述教会生态 ：「这几十年来，香港本地和普世华人教会的主流，不是没有谈文化，却是得把口，唔埋身（paying lip service without engaging），关心的是聚会人数、奉献数目、扩堂；基督教传播机构也玩同样的游戏，不断强化堂会的『跑数』、『扩张』心态。文化在教会里没有市场，即是不会有教会支持，不能令人包场和紧急奉献的，不碰也罢。」

教会对文化使命的严重忽视，更不为意社交媒体（新媒体）带来教会舆论生态的变化。某些堂会与机构向外的筹款活动，尚未举行，已引发激烈的讨论，于是有些要更改内容，有些则于责怪下完成。当教会领袖不屑网络言论，也不参与讨论，言论自然由其他KOL（Key Opinion Leader） 取代，于是领袖逐渐失掉发言权。

消费主义与巨型堂会

回归以后，不少教会失掉了身份，弄错了位置，邓绍光称之为「教会失序」。二○○○年三月二十至二十二日，美国马鞍峰教会华理克 （Rick Warren）首度来港主领「建立目标导向的教会」研讨会，引发不少堂会追赶学效。「目标导向教会」有其可取之处，然而教牧若不能辨识本身堂会文化与核心价值，强把流行的成功模式移植，往往带来内部人事冲突，结果是失败占多。

近数年，部分教会领袖忘掉了教训汲取，又一窝蜂追逐「锐意门训」（源自新加坡圣约播道会的曾金发牧师；Edmund Chan）。这些领袖可能忘了曾牧师是由堂会挣扎求存的十七位会众开始，这些忠心会众经曾牧师悉心培育为「某确类」（a certain kind），大多本港牧者面对现有是为数不少的「各自类」（a different kind），由多样回归为一体，当中必有大小冲突。教牧要成功转型，起码要至少5年时间。药石乱投是教会领袖很想于短时间内解决堂会呈现的不健康问题。

宗教消费主义肯定是回归以来中产教会的主流论述。成功的堂会务求会众至上，不断推出更方便、更优质的服务。堂会因场地所限而多堂崇拜是无可厚非，九九年非主日的周间崇拜（指周一至六）有127次，至一四年有628次，占整体崇拜的17%（一四年整体崇拜为3,680次），周六崇拜人次也有33,587人。过去有牧者坚持崇拜务要主日，周六崇拜是属于复临安息日会，现今这些言论消失了。

巨型堂会的崛起，明显是回归以来发展的趋势，成为教牧与信徒崇尚向往的目标。按九四年教会普查发现，当时崇拜人数500人或以上堂会只有38间（占整体堂会3.9%），至一四年，增长至98间（占整体堂会8.2%），升幅达110.3%，为所有大中小型堂会组别升幅最高的（见下图）。一四年，1000人以上堂会增至34间，相对○九年有32间，而此组别划分始于○九年，崇拜人数有81,252人。

巨型堂会成为不少宗教消费者的「购物中心」（shopping mall）， 内里提供林林总总、应有尽有、老小咸宜的宗教服务。对部份厌倦事工或身心俱疲的信徒，这些堂会的优势保障个人「隐姓埋名」，在聚会人潮中毋须与其他信徒应酬来往，什至毋须与教牧寒暄问候，大可独来独往，信仰极其个人私有化。

圣经教导与饲养文化

按九四年教会普查发现，设有主日学或圣经教导的堂会占90.2%，至一四年，相关事工于堂会增长至94.7%。表面看来是不错，但再看有关出席率则发现，九四年出席主日学或圣经教导的中位数为37.7%，至一四年，则下降为28.6%，下降有24.1% （见下图）。

坊间有神学院与机构提供有系统的圣经研习课程，以补堂会不足，乃是好事。另一方面，杨牧谷对堂会的评语（一九八九年）仍不过时 :「全世界的华人教会大概没有比香港教会拥有更多的机构、更盛的人才，但就如一个离港多年的平信徒领袖返港探亲时指出：『香港信徒灵性的情况跟他的事工真不相称』。」（《泪眼先知耶利米》，209页）。堂会以外课程，乃补堂会不足，务求学习者能回到堂会，提升整体学习的文化；然而现实是更多信徒要倚赖讲员与课程，成为消费者。有些信徒回到堂会，什至要求团契或小组周会查经如同先前学习场景一样。饲养文化带来是不能自立与自身喂养的成熟信徒，大多甘于困在笼中，等候管理员定期喂食。

市场竞争与机构林立

过去廿年来，就笔者观察，宗派、神学院、机构与差会等，合作越来越困难。当堂会与机构等，面对九七危机、沙士非典、裁员失业与异端入侵等，合作相对地容易；危机过后，则难以合作。

机构众多，呈现是市场竞争、争夺顾客，导致相同与相近事工重覆出现，所谓「瘦田无人耕，耕开有人争」。本港机构深层次问题是市场主导，不讲道义，更不用提国度合一。事工只求成功，毋须介意用不合圣经原则与不公义手段达成。不少教会领袖好大喜功，认为「事工愈大就愈有影响力」，然而事实却正好相反。

教会办学校与社会服务，原先是本着基督心志服务低下阶层，随着社会发展，原有宗旨改变，于是「名校」改为「直资」，不再有教无类，只偏向中产与富户子女。社会服务单位为求取得更多资助，同样失掉了「乃役于人」的精神；基督教机构则要争取更多的奉献，与更大的市场占有率。资源抢夺便是这些年来，机构常见的现象；表面看似合作，实质是同工各怀鬼胎，互不信任。

结语

当堂会成为中产信徒的会所，低下阶层与服务业人士难以进入。第二代香港人（出生于一九四六至六五年） 继续在位主导发展大计，而第四及第五代香港人（泛指一九七六年以后出生） 未能承接上位，只能于社交媒体发声，有些更因与上一代意见不合而出走堂会。在位领袖思维不变，较难接受新生事物，与时俱进；会众老龄化心态，什至较社会来得严重。政治雾霾继续笼罩本港教会，使人真假难分，我们只能求主赐下智慧与勇气。

上述是笔者观察九七以来廿年教会生态主观的感受，以此文作为历史见证。

笔按：此文将发表于《使命与领导》第52期，二○一七年七至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