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

本港回歸廿年以來，人口由六百多萬，增長至七百二十多萬，有20%增長。香港堂會數目也由1,056間（1994年教會普查數據），升至1,287間（2014年教會普查數據），也有21.9%增長。會眾人數升幅更為可觀，由九四年聚會的199,056人，提升至一四年的310,187人，增長率達55.8%。居港會友人數由257,100人，升至327,112人，也有27.2% 升幅。

倘若從堂會數目、信徒人口、財務實力、人力資源等，香港堂會盛勢於二○○九年反映，整體教會無論於佈道、培育、差傳與社關等，皆有不錯表現，較回歸前有所優勝。然而隨著本港社會急劇轉變，中央於不同領域的干預與滲透；大多教會領袖或怯於形勢，或基於神學立場，為求安全，最好是明哲保身，只重內部發展；不理世事，免得添煩添亂。

社會見證與文化缺席

本港教會的社會見證，得著社會的普遍認同，反映於○三年反對《基本法》23條立法及「沙士」（非典疫症）；另外則為○二年成立的「教會關注失業行動」（○八年改名為「教會關懷貧窮網絡」）。當社會面對突發疫患與經濟不景，教會能適切地救急扶危，提供物質與心靈的支援，這是教會的強項，也是大多堂會不分神學立場，樂於參與。

《基本法》23條立法，引發社會與教會極大迴響。由十五個基督徒團體合辦（「教新」為其一） 的「國家安全與人權自由──基督徒對《基本法》第廿三條立法的回應」研討會（二○○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講員有陳日君、葉劉淑儀與筆者等，中華基督教會深愛堂擠滿了教牧、信徒與傳媒記者，有關報道及其後七一遊行，不少教牧與基督徒的參與，反映了基督徒與社會群眾的共同見證。

○五年「性傾向歧視」立法衝擊本港教會，引發連番爭論。於是，「性倫理」逐漸成為不少教會關注的社會（政治）議題，特別是三個宗派（浸信會、宣道會與播道會）。同性戀課題由九九年5.2%（94年沒有提問與數據），急促上升至一四年的64%，成為教會關注的社會課題首位。教會領袖自有信仰原則反對同性婚姻與相關課題，但把「性倫理」定位為道德與非政治性，其它課題如地產霸權、國民教育、電視發牌風波、全民退休保障等為政治事件，而非涉及道德性，這些雙重標準的論述自然難以服眾！

當不少教會領袖把話語權只限於「性倫理」，對其他涉及民生課題，如貧富的嚴重差距坐視不理，把公義、人權、自由看為不關教會事，教會自然於公民社會裡失掉位置，影響力不斷萎縮。坊間輿論，更因著所謂高官富豪宣稱為基督徒，認為教會靠近權貴，不講公義，遠離普羅大眾。

任志強於〈卅年回望身後事 : 今日教會群體所虧欠蘇恩佩前輩的〉論述教會生態 ：「這幾十年來，香港本地和普世華人教會的主流，不是沒有談文化，卻是得把口，唔埋身（paying lip service without engaging），關心的是聚會人數、奉獻數目、擴堂；基督教傳播機構也玩同樣的遊戲，不斷強化堂會的『跑數』、『擴張』心態。文化在教會裡沒有市場，即是不會有教會支持，不能令人包場和緊急奉獻的，不碰也罷。」

教會對文化使命的嚴重忽視，更不為意社交媒體（新媒體）帶來教會輿論生態的變化。某些堂會與機構向外的籌款活動，尚未舉行，已引發激烈的討論，於是有些要更改內容，有些則於責怪下完成。當教會領袖不屑網絡言論，也不參與討論，言論自然由其他KOL（Key Opinion Leader） 取代，於是領袖逐漸失掉發言權。

消費主義與巨型堂會

回歸以後，不少教會失掉了身份，弄錯了位置，鄧紹光稱之為「教會失序」。二○○○年三月二十至二十二日，美國馬鞍峰教會華理克 （Rick Warren）首度來港主領「建立目標導向的教會」研討會，引發不少堂會追趕學效。「目標導向教會」有其可取之處，然而教牧若不能辨識本身堂會文化與核心價值，強把流行的成功模式移植，往往帶來內部人事衝突，結果是失敗佔多。

近數年，部分教會領袖忘掉了教訓汲取，又一窩蜂追逐「銳意門訓」（源自新加坡聖約播道會的曾金發牧師；Edmund Chan）。這些領袖可能忘了曾牧師是由堂會掙扎求存的十七位會眾開始，這些忠心會眾經曾牧師悉心培育為「某確類」（a certain kind），大多本港牧者面對現有是為數不少的「各自類」（a different kind），由多樣回歸為一體，當中必有大小衝突。教牧要成功轉型，起碼要至少5年時間。藥石亂投是教會領袖很想於短時間內解決堂會呈現的不健康問題。

宗教消費主義肯定是回歸以來中產教會的主流論述。成功的堂會務求會眾至上，不斷推出更方便、更優質的服務。堂會因場地所限而多堂崇拜是無可厚非，九九年非主日的週間崇拜（指週一至六）有127次，至一四年有628次，佔整體崇拜的17%（一四年整體崇拜為3,680次），周六崇拜人次也有33,587人。過去有牧者堅持崇拜務要主日，周六崇拜是屬於復臨安息日會，現今這些言論消失了。

巨型堂會的崛起，明顯是回歸以來發展的趨勢，成為教牧與信徒崇尚嚮往的目標。按九四年教會普查發現，當時崇拜人數500人或以上堂會只有38間（佔整體堂會3.9%），至一四年，增長至98間（佔整體堂會8.2%），升幅達110.3%，為所有大中小型堂會組別升幅最高的（見下圖）。一四年，1000人以上堂會增至34間，相對○九年有32間，而此組別劃分始於○九年，崇拜人數有81,252人。

巨型堂會成為不少宗教消費者的「購物中心」（shopping mall）， 內裡提供林林總總、應有盡有、老小咸宜的宗教服務。對部份厭倦事工或身心俱疲的信徒，這些堂會的優勢保障個人「隱姓埋名」，在聚會人潮中毋須與其他信徒應酬來往，甚至毋須與教牧寒暄問候，大可獨來獨往，信仰極其個人私有化。

聖經教導與飼養文化

按九四年教會普查發現，設有主日學或聖經教導的堂會佔90.2%，至一四年，相關事工於堂會增長至94.7%。表面看來是不錯，但再看有關出席率則發現，九四年出席主日學或聖經教導的中位數為37.7%，至一四年，則下降為28.6%，下降有24.1% （見下圖）。

坊間有神學院與機構提供有系統的聖經研習課程，以補堂會不足，乃是好事。另一方面，楊牧谷對堂會的評語（一九八九年）仍不過時 :「全世界的華人教會大概沒有比香港教會擁有更多的機構、更盛的人才，但就如一個離港多年的平信徒領袖返港探親時指出：『香港信徒靈性的情況跟他的事工真不相稱』。」（《淚眼先知耶利米》，209頁）。堂會以外課程，乃補堂會不足，務求學習者能回到堂會，提升整體學習的文化；然而現實是更多信徒要倚賴講員與課程，成為消費者。有些信徒回到堂會，甚至要求團契或小組週會查經如同先前學習場景一樣。飼養文化帶來是不能自立與自身餵養的成熟信徒，大多甘於困在籠中，等候管理員定期餵食。

市場競爭與機構林立

過去廿年來，就筆者觀察，宗派、神學院、機構與差會等，合作越來越困難。當堂會與機構等，面對九七危機、沙士非典、裁員失業與異端入侵等，合作相對地容易；危機過後，則難以合作。

機構眾多，呈現是市場競爭、爭奪顧客，導致相同與相近事工重覆出現，所謂「瘦田無人耕，耕開有人爭」。本港機構深層次問題是市場主導，不講道義，更不用提國度合一。事工只求成功，毋須介意用不合聖經原則與不公義手段達成。不少教會領袖好大喜功，認為「事工愈大就愈有影響力」，然而事實卻正好相反。

教會辦學校與社會服務，原先是本著基督心志服務低下階層，隨著社會發展，原有宗旨改變，於是「名校」改為「直資」，不再有教無類，只偏向中產與富戶子女。社會服務單位為求取得更多資助，同樣失掉了「乃役於人」的精神；基督教機構則要爭取更多的奉獻，與更大的市場佔有率。資源搶奪便是這些年來，機構常見的現象；表面看似合作，實質是同工各懷鬼胎，互不信任。

結語

當堂會成為中產信徒的會所，低下階層與服務業人士難以進入。第二代香港人（出生於一九四六至六五年） 繼續在位主導發展大計，而第四及第五代香港人（泛指一九七六年以後出生） 未能承接上位，只能於社交媒體發聲，有些更因與上一代意見不合而出走堂會。在位領袖思維不變，較難接受新生事物，與時俱進；會眾老齡化心態，甚至較社會來得嚴重。政治霧霾繼續籠罩本港教會，使人真假難分，我們只能求主賜下智慧與勇氣。

上述是筆者觀察九七以來廿年教會生態主觀的感受，以此文作為歷史見證。

筆按：此文將發表於《使命與領導》第52期，二○一七年七至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