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大家给我的题目是「回归二十年」──但今年同样是「六四」廿八周年,「六四」对我、对很多人生命有影响,是件非常重大的事。今日很多人辩论,是不是要终止这一种纪念。其实这不是一个终止纪念与否的问题,而是我们看到一个可悲、冷酷无情的社会,是因为我们对怜悯、对爱、对同情的失落,所以我们无视邻舍的艰难和痛苦。我每次想到这些,心里不是在怪责任何人,而是在想我们要怎样让心里的爱火重燃,在今日这个冷漠的世界当中去燃点这爱火。
失落的呐喊:八九学运的激情祷告
耶稣基督周游各城各乡、医病赶鬼,传天国的福音。在马太福音第九章,一直在描述耶稣在这个世界里从事各种的工作,到底什么成为了他的动力,不眠不休?圣经的描述很简单,是因为见到这些人群时,他怜悯他们。只有怜悯、同情、爱人如己的心,是我们的动力所在。我退休后有机会去不同的教会听道,每一次我心里都有很多的感触,因为太多人只是照着稿讲道,与今天发生的事件是没有关系的,而只有自己的话。有人说这是失去了一种热情、激情。
一九八九年五月廿五日,当年「香港基督徒声援中国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简称「爱民会」)的声明这样写:「我们肯定基督徒对国家民族有所承担,确认民主、自由、人权和法治的价值,并全力支持争取上述目标的非暴力行动,肯定这次学生和民众运动是合符国家宪法赋予人民的基本政治权利而进行的爱国行动,而非动乱。……呼吁香港全体信徒反省对国家民族的承担及参与,积极投入建设一个尊重生命、重视人权、自由、民主及法治的中国。」
廿八年了,你在教会听过这种的声音吗?你在同工身上感觉到这种气息吗?似乎在这种强权政治的压力之下,我们的信念散失了。试想想当以色列人沦落到巴比伦的时候,他们说:「因为我们想起锡安,我们就哭了。我们在被逼迫沦落当中,要怎样唱欢乐之歌呢?」(诗一三七1-3)当年我们岂不是同心地为昔日的香港、为我们的下一代而争战?但是这种信念散失了,所以教会才分裂。以前为什么不会分裂呢?廿八年前为什么教会会同抱一个信念去大游行?我们曾在香港殡仪馆一路由北角游行到新华社,但是有多少位仍然知悉、回忆到这段历史?
当年五月廿八日我们在九龙仔公园举行了一次联合祈祷会,祷文是这样的:「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中国十一亿的同胞都尊祢的名为圣,愿祢的国降临,愿祢的旨意行在中国,我们一群在香港的华人信徒,承认我们与列祖历代因未有顺从祢的旨意而有的罪,恳求父神借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我们、宽恕我们……我们献上自己,为北京学生所引发的爱国民主运动,为十一亿骨肉之亲的平安,为建设一个尊重生命重视人权自由民主和法治的中国,今天中国人民面对强权镇压,我们需要争战,但我们也深知我们争战的本是幽暗世界,而我们深信必定靠基督得胜,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祢的,直到永远。」
这种祷告充满着激情,使我们在那时能合一,因为只有爱才能使我们融在一起,去对抗恶的势力,去反抗压迫,但是我们都失落悲悯为怀、爱人如己的心;失去真正奉献自己的生命,高举真理,在这个世上作战的心。于是我们会在今日庆祝歌舞升平的(回归)二十周年。
流离与发声:九七回归前后的奋斗
二十周年对我也是个很痛苦的回忆,九七年六月我被迫流亡海外一年,因为当年中英联合联络小组讨论一个问题:「逃来香港的民运人士是否有居留权?」,这问题非常敏感。那些滞留在港、逃亡来港的难民,当时仍有几百人,同一个问题,后来港督彭定康就答应我,他说:「要离开的人在六月三十号之前都可以离开。」从这个逃离中国的民运人士是否有居留权的问题,就引申了曾参与营救这些民运人士的人是否能够留在香港的问题。于是刘兆佳之流、中联办、港澳办也有人出声,说那些人要为自己作打算,似乎曾参与营救的人在回归之后都要面对被法律制裁的可能,在当时我都没想过的,也没想过是回归廿八年后会出现的事。
记得有一次,我跟一个政治顾问在讨论,当时他给我的劝告是:「牧师你千万不要走到西环的三角码头,很容易在那里被掳走。」后来才知道铜锣湾书店的人会那样被掳走,或许那政治顾问真的有先见之明地知道这种手段。所以在九六年年底,政府就劝我先离开一下,再看政策是怎样,在九七年六月十二日,我就抛妻弃子、自行到美国,因为我老师(周联华牧师)劝我:「你要面对那么大的压力,面对那么不明朗的情况,不如你想办法转身吧,可不可以成为一个学者?」最终我选择了长春藤大学的哥伦比亚大学,成为一年的访问学人,更能体会到流亡在外的人的凄酸。第一件事我要面对就是凄风冷雨的纽约,十一月就开始下雪,虽然南方人都很渴望下雪,但是那些雪花落在窗台,思念家人、香港,一整夜就更煎熬。有一次我真的是放纵自己,因为我不能留在香港而非常沮丧,去了唐人街的餐馆,一个人吃完一道豉汁蒸大白鳝,那种心情是无法释放的。
回归二十年,第一是这种被流放、要逃亡的印象盘据在我心里,其实在九七年《时代周刊》(Times)记者来访问我:「牧师,回归之后你觉得你还有什么角色?」,我对这个记者说:「作为神的仆人,不是我们选取角色,而是上帝给我什么工作,我就做什么,这是上帝所给予的。」从这个记者的访问可以反映当时很多人,都在担心这些曾经援助民运人士的人究竟会怎么样。接着,神就给我一些奖励,英国政府在离开之前,颁发了一个荣誉奖章给我,这其实都是无需要的。(六四后)我们一共直接营救了133人,深入北京、兰州去救人,我们协助大概五百多人离开香港、移民外国。只有内心、生命中有爱,只有在政府内部有一种怜悯、对人民有一种体恤,(人民的)生命才能够可以活得快乐平安。当年在外地经历一年后,我问华叔(司徒华)圣诞节能否回香港,华叔跟我说他会打听和尝试,于是在九八年的圣诞节我就回来香港。*
当时我回港后,就多从事民生工作,如成为了医管局公众投诉委员会的委员。今日很多人会去灭声,我就是在公众投诉委员会时太多出声,造成他们很多的问题,所以他们的高层就认为不能将老鼠放在米缸之中,所以在公认的任期六年里,我只完成了四年半的任期就「被退出」。就算你是做民生也好,或是你在任何一个位份都好,除非你乖乖听话,不然有任何的意见都会被剔除。马岳写过文章有关极权的进化,他认为极权的进化最重要是其统治会让人恐惧自己的生存、自由、财富和职位的失去,恐惧他的家人受影响,就像我们会担心影响到他人一样。我们以为可以不用理会政治,单管民生就好,但是政治就是会找上我们。在回归后,我常常都跟华叔说,(情况)好像很乏力,但若我们扎好马步,虽然不能前进,但其实就是能够不至于后退。
记得九七年五月中,一班大专生去见候任律政司梁爱诗,因为政府准备要还原《公安条例》和《社团条例》,其实在九一年已有《人权法》,但新政府竟然重新还原恶法,这班大学生就带着我去见梁爱诗。罗范椒芬当时是特首办候任主任,安排坐位时,就把我安排面对着梁爱诗,其实这班学生才是主角。不过在一轮争论后,我说教会不会听你这《社团条例》,因为教会本身是世界性的,所有人都是我们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要执行,就意味监狱会人满为患,可惜《公安条例》和《社团条例》最终都被还原。我当时看着整个维多利亚港叹息,过去我们争取有《人权法》去保障人权,回归后我们要为法治重新奋斗过,直到今日仍然有无数的人因为《公安条例》而被捕。

不止息的奋斗:后雨伞的挑战与出路
有两期《明报周刊》我都有留着,其中一期是206个被遗忘的人,就是在雨伞运动中被捕的206个人,当时有110个人已经被审判,但是他们在警署所经历的痛苦,我在祷告当中都没有遗忘他们。另一期是关于那些「被失踪」的人,当中提到铜锣湾书店被失踪的人。回归二十年,原来《中英联合声明》失效了,这是我们以前没有想像过的。回归二十年对法治是一种挑战、什至是破坏,我们看到廉署的腐化、看到特首受贿,但是我们感到无能为力,真的不知道要怎样处理这些事。
回归二十年,我的心情好像以色列人坐在巴比伦河边一样,我们有什么歌可以唱?我们有什么可以同庆回归二十年?我们还有很多人在争战中,还在被压制。回忆其实真的是很痛苦的,我七四年就到柴湾,当时的木屋、后来的公共屋邨,我们为每一个人争取公屋的空间,因为这样才符合人道;但是二十年回归后的今天,160呎的单位卖390万。你们便可以知道这是一个怎样的政府,我们所面对的困难到底有多大。我们就是容让着很多人被压迫和被剥削,我们常祈求香港有平安有和谐,但是政府的施政却不断在社会中埋下不公义的施政和政策。一旦有火就会爆发,当然我们都不希望爆发,但是青年人,我们的下一代有什么出路呢?
我们常念的弥六8——「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新译本有的译成「要伸张正义,存恻隐之心」,也就是倒过来说,如果我们心中没有那份爱,没了那种激情和同情,其实我们没法子去采取行动去纠正不公正和不公义。我们今日争取公义并不是为了个人的好处和益处,是因为我们的心里有上帝所给予我们的良知、怜悯和爱。只有我们有这份爱、怜悯、恻隐,才能够纠正不公义。行公义不是只用讲的,正如廿八年前的祷文一样,要献上我们自己,不惜牺牲我们自己,高举这真理。今日这个世界向我们信徒作出挑战,向我们的良知作出挑战。我们是否愿意成为基督的精兵,接受这挑战?
有天我对一位同工说:「牧师不怕的,如果这次为争取香港民主要坐牢的话,是一种光荣。」〔编按:因朱耀明被视为占领运动的发起人之一,现被检控,已进入审讯程序。〕九七年英国政府将一个救人的荣誉奖章颁给我,或许二十年后香港政府会让我在监狱里得到生命中另一种光荣。无论如何,上帝与我们同在,上帝在我们当中,二十年回忆足够了。求神帮助我们,需要准备一种受苦、被凌辱和被牵挂的心,与我们的主同行。
整理:何嘉衡、胡文杰|摄影:杨军
(本文整理自朱耀明于六月五日假九龙佑宁堂在「周一祈祷会」〔由使命公民运动主领〕的分享,刊出前未经讲者过目。标题与分题为编者所拟。)
• 朱耀明
香港柴湾浸信会荣休牧师、「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运动发起人之一。一六年四月获德国奥尔格・弗里茨(Pfarrer-Georg-Fritze)纪念奖,表扬他三十年来为香港民主发展不懈的努力,为首位华人牧者获此殊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