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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落的吶喊：八九學運的激情禱告

耶穌基督周遊各城各鄉、醫病趕鬼，傳天國的福音。在馬太福音第九章，一直在描述耶穌在這個世界裡從事各種的工作，到底甚麼成為了他的動力，不眠不休？聖經的描述很簡單，是因為見到這些人群時，他憐憫他們。只有憐憫、同情、愛人如己的心，是我們的動力所在。我退休後有機會去不同的教會聽道，每一次我心裡都有很多的感觸，因為太多人只是照著稿講道，與今天發生的事件是沒有關係的，而只有自己的話。有人說這是失去了一種熱情、激情。

一九八九年五月廿五日，當年「香港基督徒聲援中國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簡稱「愛民會」）的聲明這樣寫：「我們肯定基督徒對國家民族有所承擔，確認民主、自由、人權和法治的價值，並全力支持爭取上述目標的非暴力行動，肯定這次學生和民眾運動是合符國家憲法賦予人民的基本政治權利而進行的愛國行動，而非動亂。……呼籲香港全體信徒反省對國家民族的承擔及參與，積極投入建設一個尊重生命、重視人權、自由、民主及法治的中國。」

廿八年了，你在教會聽過這種的聲音嗎？你在同工身上感覺到這種氣息嗎？似乎在這種強權政治的壓力之下，我們的信念散失了。試想想當以色列人淪落到巴比倫的時候，他們說：「因為我們想起錫安，我們就哭了。我們在被逼迫淪落當中，要怎樣唱歡樂之歌呢？」（詩一三七1-3）當年我們豈不是同心地為昔日的香港、為我們的下一代而爭戰？但是這種信念散失了，所以教會才分裂。以前為甚麼不會分裂呢？廿八年前為甚麼教會會同抱一個信念去大遊行？我們曾在香港殯儀館一路由北角遊行到新華社，但是有多少位仍然知悉、回憶到這段歷史？

當年五月廿八日我們在九龍仔公園舉行了一次聯合祈禱會，禱文是這樣的：「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中國十一億的同胞都尊祢的名為聖，願祢的國降臨，願祢的旨意行在中國，我們一群在香港的華人信徒，承認我們與列祖歷代因未有順從祢的旨意而有的罪，懇求父神藉耶穌基督的寶血潔淨我們、寬恕我們……我們獻上自己，為北京學生所引發的愛國民主運動，為十一億骨肉之親的平安，為建設一個尊重生命重視人權自由民主和法治的中國，今天中國人民面對強權鎮壓，我們需要爭戰，但我們也深知我們爭戰的本是幽暗世界，而我們深信必定靠基督得勝，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祢的，直到永遠。」

這種禱告充滿著激情，使我們在那時能合一，因為只有愛才能使我們融在一起，去對抗惡的勢力，去反抗壓迫，但是我們都失落悲憫為懷、愛人如己的心；失去真正奉獻自己的生命，高舉真理，在這個世上作戰的心。於是我們會在今日慶祝歌舞昇平的（回歸）二十週年。

流離與發聲：九七回歸前後的奮鬥

二十週年對我也是個很痛苦的回憶，九七年六月我被迫流亡海外一年，因為當年中英聯合聯絡小組討論一個問題：「逃來香港的民運人士是否有居留權？」，這問題非常敏感。那些滯留在港、逃亡來港的難民，當時仍有幾百人，同一個問題，後來港督彭定康就答應我，他說：「要離開的人在六月三十號之前都可以離開。」從這個逃離中國的民運人士是否有居留權的問題，就引申了曾參與營救這些民運人士的人是否能夠留在香港的問題。於是劉兆佳之流、中聯辦、港澳辦也有人出聲，說那些人要為自己作打算，似乎曾參與營救的人在回歸之後都要面對被法律制裁的可能，在當時我都沒想過的，也沒想過是回歸廿八年後會出現的事。

記得有一次，我跟一個政治顧問在討論，當時他給我的勸告是：「牧師你千萬不要走到西環的三角碼頭，很容易在那裡被擄走。」後來才知道銅鑼灣書店的人會那樣被擄走，或許那政治顧問真的有先見之明地知道這種手段。所以在九六年年底，政府就勸我先離開一下，再看政策是怎樣，在九七年六月十二日，我就拋妻棄子、自行到美國，因為我老師（周聯華牧師）勸我：「你要面對那麼大的壓力，面對那麼不明朗的情況，不如你想辦法轉身吧，可不可以成為一個學者？」最終我選擇了長春藤大學的哥倫比亞大學，成為一年的訪問學人，更能體會到流亡在外的人的淒酸。第一件事我要面對就是淒風冷雨的紐約，十一月就開始下雪，雖然南方人都很渴望下雪，但是那些雪花落在窗台，思念家人、香港，一整夜就更煎熬。有一次我真的是放縱自己，因為我不能留在香港而非常沮喪，去了唐人街的餐館，一個人吃完一道豉汁蒸大白鱔，那種心情是無法釋放的。

回歸二十年，第一是這種被流放、要逃亡的印象盤據在我心裡，其實在九七年《時代週刊》（Times）記者來訪問我：「牧師，回歸之後你覺得你還有甚麼角色？」，我對這個記者說：「作為神的僕人，不是我們選取角色，而是上帝給我甚麼工作，我就做甚麼，這是上帝所給予的。」從這個記者的訪問可以反映當時很多人，都在擔心這些曾經援助民運人士的人究竟會怎麼樣。接著，神就給我一些獎勵，英國政府在離開之前，頒發了一個榮譽獎章給我，這其實都是無需要的。（六四後）我們一共直接營救了133人，深入北京、蘭州去救人，我們協助大概五百多人離開香港、移民外國。只有內心、生命中有愛，只有在政府內部有一種憐憫、對人民有一種體恤，（人民的）生命才能夠可以活得快樂平安。當年在外地經歷一年後，我問華叔（司徒華）聖誕節能否回香港，華叔跟我說他會打聽和嘗試，於是在九八年的聖誕節我就回來香港。*

當時我回港後，就多從事民生工作，如成為了醫管局公眾投訴委員會的委員。今日很多人會去滅聲，我就是在公眾投訴委員會時太多出聲，造成他們很多的問題，所以他們的高層就認為不能將老鼠放在米缸之中，所以在公認的任期六年裡，我只完成了四年半的任期就「被退出」。就算你是做民生也好，或是你在任何一個位份都好，除非你乖乖聽話，不然有任何的意見都會被剔除。馬嶽寫過文章有關極權的進化，他認為極權的進化最重要是其統治會讓人恐懼自己的生存、自由、財富和職位的失去，恐懼他的家人受影響，就像我們會擔心影響到他人一樣。我們以為可以不用理會政治，單管民生就好，但是政治就是會找上我們。在回歸後，我常常都跟華叔說，（情況）好像很乏力，但若我們紮好馬步，雖然不能前進，但其實就是能夠不至於後退。

記得九七年五月中，一班大專生去見候任律政司梁愛詩，因為政府準備要還原《公安條例》和《社團條例》，其實在九一年已有《人權法》，但新政府竟然重新還原惡法，這班大學生就帶著我去見梁愛詩。羅范椒芬當時是特首辦候任主任，安排坐位時，就把我安排面對著梁愛詩，其實這班學生才是主角。不過在一輪爭論後，我說教會不會聽你這《社團條例》，因為教會本身是世界性的，所有人都是我們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要執行，就意味監獄會人滿為患，可惜《公安條例》和《社團條例》最終都被還原。我當時看著整個維多利亞港嘆息，過去我們爭取有《人權法》去保障人權，回歸後我們要為法治重新奮鬥過，直到今日仍然有無數的人因為《公安條例》而被捕。

不止息的奮鬥：後雨傘的挑戰與出路

有兩期《明報週刊》我都有留著，其中一期是206個被遺忘的人，就是在雨傘運動中被捕的206個人，當時有110個人已經被審判，但是他們在警署所經歷的痛苦，我在禱告當中都沒有遺忘他們。另一期是關於那些「被失蹤」的人，當中提到銅鑼灣書店被失蹤的人。回歸二十年，原來《中英聯合聲明》失效了，這是我們以前沒有想像過的。回歸二十年對法治是一種挑戰、甚至是破壞，我們看到廉署的腐化、看到特首受賄，但是我們感到無能為力，真的不知道要怎樣處理這些事。

回歸二十年，我的心情好像以色列人坐在巴比倫河邊一樣，我們有甚麼歌可以唱？我們有甚麼可以同慶回歸二十年？我們還有很多人在爭戰中，還在被壓制。回憶其實真的是很痛苦的，我七四年就到柴灣，當時的木屋、後來的公共屋邨，我們為每一個人爭取公屋的空間，因為這樣才符合人道；但是二十年回歸後的今天，160呎的單位賣390萬。你們便可以知道這是一個怎樣的政府，我們所面對的困難到底有多大。我們就是容讓著很多人被壓迫和被剝削，我們常祈求香港有平安有和諧，但是政府的施政卻不斷在社會中埋下不公義的施政和政策。一旦有火就會爆發，當然我們都不希望爆發，但是青年人，我們的下一代有甚麼出路呢？

我們常唸的彌六8——「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上帝同行。」，新譯本有的譯成「要伸張正義，存惻隱之心」，也就是倒過來說，如果我們心中沒有那份愛，沒了那種激情和同情，其實我們沒法子去採取行動去糾正不公正和不公義。我們今日爭取公義並不是為了個人的好處和益處，是因為我們的心裡有上帝所給予我們的良知、憐憫和愛。只有我們有這份愛、憐憫、惻隱，才能夠糾正不公義。行公義不是只用講的，正如廿八年前的禱文一樣，要獻上我們自己，不惜犧牲我們自己，高舉這真理。今日這個世界向我們信徒作出挑戰，向我們的良知作出挑戰。我們是否願意成為基督的精兵，接受這挑戰？

有天我對一位同工說：「牧師不怕的，如果這次為爭取香港民主要坐牢的話，是一種光榮。」〔編按：因朱耀明被視為佔領運動的發起人之一，現被檢控，已進入審訊程序。〕九七年英國政府將一個救人的榮譽獎章頒給我，或許二十年後香港政府會讓我在監獄裡得到生命中另一種光榮。無論如何，上帝與我們同在，上帝在我們當中，二十年回憶足夠了。求神幫助我們，需要準備一種受苦、被凌辱和被牽掛的心，與我們的主同行。

整理：何嘉衡、胡文傑｜攝影：楊軍

（本文整理自朱耀明於六月五日假九龍佑寧堂在「週一祈禱會」〔由使命公民運動主領〕的分享，刊出前未經講者過目。標題與分題為編者所擬。）

• 朱耀明
香港柴灣浸信會榮休牧師、「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發起人之一。一六年四月獲德國奧爾格・弗里茨（Pfarrer-Georg-Fritze）紀念獎，表揚他三十年來為香港民主發展不懈的努力，為首位華人牧者獲此殊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