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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在中环码头执拾纸皮的七十五岁婆婆，因为以一元将几块纸皮卖给一名菲傭，被食环署票控无牌贩卖；后来警方以三十元作保释金，留下四元现金给婆婆乘车回家（长者两元乘车优惠只适用于长者八达通使用者）。事件触发的市民群情及舆论反应，几乎盖过媒体关于香港主权移交二十周年的大小回顾特辑。最终食环署决定撤销起诉，食物及衞生局亦表示要与署方商讨日后执法如何情理兼备。然而这位婆婆的遭遇，实在亦反映出香港在这二十年的岁月里一些微妙而深刻的社会变化。

政府前线人员执法，如何能情理兼备，能否检讨相关法例和指引的酌情空间，须否改动食环署洁净组和小贩管理队的人手比例以至组成结构，凡此种种，论者已多；这亦是言论自由社会的高调反响所带来的正面发展。然而，汹涌的群情与强烈的反应，反映出事件正挑战社会大众心目中的常识常理，也牵动着一个长者不友善社会的深层焦虑：一位自力更生的拾荒长者，为何要为了区区一元而惹上官非？香港人口老化并非一朝一夕，安老事务委员会自九七年就成立了。二十年过去，但长远的长者社福规划仍然欠奉，免审查的全民退休保障遥遥无期；政府打算将退休年龄以及可领取长者综援的年龄延至六十五岁，却让低技术、低学历、体力渐衰的长者处境更不利，最终只能靠拾荒为生。二十年的岁月，是否应该换来这样的一个凉薄社会？

自从民选的市政局及区域市政局在一九九九年被特区政府解散后，其原本统辖的执行部门就分别转交特区政府的不同政策局来管辖。其后例如清洁市容一类基层工作被大量外判，慢慢成为本地基层工作被逐步压榨的典型例子。在香港，同样的情况在环保回收、保安等基层行业亦经常出现，而拾荒婆婆就身处层层剥削的最底层。这些年，环保不能说没有得到社会与政府的关注，却仍不时成为土地与经济发展需要的附庸。以今次事件为例，废物回收的基层工人更没有得到官方恰当的看待，只被视为市容卫生的可能滋扰，要清除净尽。经过二十年的岁月，我们的社会在彼此关顾承担的路上，以至在承担「大地管家」的职份上，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

尚幸因为香港仅馀的言论自由空间，拾荒婆婆最终得免被控。但香港还有多少这样的拾荒长者，需要大家关注？谁会看守看顾我们的邻舍？这些问题的答案，既关乎这个城市的未来还有多少进步空间，更关乎我们是否忠于上主的托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