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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在中環碼頭執拾紙皮的七十五歲婆婆，因為以一元將幾塊紙皮賣給一名菲傭，被食環署票控無牌販賣；後來警方以三十元作保釋金，留下四元現金給婆婆乘車回家（長者兩元乘車優惠只適用於長者八達通使用者）。事件觸發的市民群情及輿論反應，幾乎蓋過媒體關於香港主權移交二十週年的大小回顧特輯。最終食環署決定撤銷起訴，食物及衞生局亦表示要與署方商討日後執法如何情理兼備。然而這位婆婆的遭遇，實在亦反映出香港在這二十年的歲月裡一些微妙而深刻的社會變化。

政府前線人員執法，如何能情理兼備，能否檢討相關法例和指引的酌情空間，須否改動食環署潔淨組和小販管理隊的人手比例以至組成結構，凡此種種，論者已多；這亦是言論自由社會的高調反響所帶來的正面發展。然而，洶湧的群情與強烈的反應，反映出事件正挑戰社會大眾心目中的常識常理，也牽動著一個長者不友善社會的深層焦慮：一位自力更生的拾荒長者，為何要為了區區一元而惹上官非？香港人口老化並非一朝一夕，安老事務委員會自九七年就成立了。二十年過去，但長遠的長者社福規劃仍然欠奉，免審查的全民退休保障遙遙無期；政府打算將退休年齡以及可領取長者綜援的年齡延至六十五歲，卻讓低技術、低學歷、體力漸衰的長者處境更不利，最終只能靠拾荒為生。二十年的歲月，是否應該換來這樣的一個涼薄社會？

自從民選的市政局及區域市政局在一九九九年被特區政府解散後，其原本統轄的執行部門就分別轉交特區政府的不同政策局來管轄。其後例如清潔市容一類基層工作被大量外判，慢慢成為本地基層工作被逐步壓榨的典型例子。在香港，同樣的情況在環保回收、保安等基層行業亦經常出現，而拾荒婆婆就身處層層剝削的最底層。這些年，環保不能說沒有得到社會與政府的關注，卻仍不時成為土地與經濟發展需要的附庸。以今次事件為例，廢物回收的基層工人更沒有得到官方恰當的看待，只被視為市容衛生的可能滋擾，要清除淨盡。經過二十年的歲月，我們的社會在彼此關顧承擔的路上，以至在承擔「大地管家」的職份上，是進步了還是退步了？

尚幸因為香港僅餘的言論自由空間，拾荒婆婆最終得免被控。但香港還有多少這樣的拾荒長者，需要大家關注？誰會看守看顧我們的鄰舍？這些問題的答案，既關乎這個城市的未來還有多少進步空間，更關乎我們是否忠於上主的託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