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宗教团体打从早期已开始慈惠事工。最初是基督教与天主教传教士为华人居民着手各样的救济及医疗工作。后来坊间华人按着中国传统，或多或少，带有民间宗教或历史悠久的宗教，如佛教，自动的负上起码救援赈灾的责任。笔者不是研究香港社会救济史的专家，只是靠记忆和拾集一些片段资料，为了回顾宗教界与官方互动的关系，录下这篇简述，可作为香港式宗教自由议题参考之用。分两时段来说：殖民地早期，以及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殖民地早期
早期阶段香港开埠成为英国殖民地之后，海外基督教及天主教传教士源源来港，本来是传福音为主，而眼见当前华人居民受各种苦难缠身，很自然便开始原始的医疗工作及社会救济。
初时是简陋的医疗所，只有一两位外籍医生用西方医疗主理，一步一步的训练华人助手，后来发展为小型的医院。华人名人何启被教会送往英国留学，回港建立事业，纪念他的英借夫人雅丽氏，捐赠一所雅丽氏医院（后称为那打素医院），那是早期有规模的西医医院，日后经费由伦敦差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支持。
孙中山来港就读香港西医书院（香港大学医学院的前身），毕业后短期留港行医。天主教方面，各修会发起医疗服务。起初是小型的诊疗所，后来成为有规模的医院，如圣德勒撒医院、圣保禄医院、圣母医院等，以迄于今。记得我曾听天主教神父报告，天主教有修会特别关注弃婴（尤其是女婴）的凄凉情景，于是设立了婴儿收容所。
香港政府早于二十世纪初已建立政府医疗中心（如贝夫人诊所），后来的玛丽医院为一具规模的医院，又是香港大学之教学院，有一定的高水准。
华人间亦有慈善医院，最有名的东华医院，后来结合三院成东华三院，乃是由华人社会贤达集资捐赠，医疗服务是属慈善性质，而达一定的医学水准，后来又有中医部。值理不一定是宗教界人士，但无疑有济世情怀。
博爱医院一九一九年建立于新界元朗为中医诊所，并设老人服务和护理服务，乃一民间慈善机构，二○○四年政府承接。
保良局有一百卅年的历史，最早是孤儿院，后来继续发展扩充服务，包括教育课程、康乐设施，最终目的是转介长大的孤儿融入社会，创立时不属任何宗教团体，但欢迎各宗教人士参与赞助。
以上举出实例以示宗教团体或志愿慈善组织与社会贤达，与政府合作施展社会福利工作。
香港政府社会福利署之成立随宗教团体及志愿组织开始社会服务之后。追溯自宗教团体，尤其是基督教及天主教，最初是海外差会或修会发起医疗工作及其他社会服务并资助。经费增加，而海外资援减少，香港政府始加入援助。曾听业内人士的意见，政府社会福利署建立之时，基督教及天主教社会服务人士的训练和经验是社会福利署的催化剂。当然，政府的库房远比宗教团契及社区慈善机构的财源丰厚。初期社会福利署的工作在乎行政及分配资源。这又证明宗教团体及志愿组织与官方的互补互助精神及实施。
战后及今
中日战争结束之后，曾一度离开香港往国内的居民陆续返回。与此同时中国内战延续，后来易权，大量内地人涌到香港。人口由不足一百万人跃升至二、三百万。一九五○年代，逃亡剧增，以至住屋构成严重问题。流入香港的难民在九龙山坡搭临时木屋一家大小栖身。一九五三年发生大火，以致五万人无家可归。当时的圣公会何明华会督，以他在香港政府圈子的特殊地位，说服政府兴建徙置区以安置灾民。石硖尾邨成为香港公共房屋发展计划首座落成的公共屋邨。继有黄大仙屋邨、白田屋邨等。初时设备简陋，却是大规划建设，急应一时之需。
除居住问题外，有其他连带的社区问题，如粮食、儿童嬉戏及上学等等。基督教团体，借海外差会支持，加入施援，如派发面粉米粮，建立屋邨天台幼稚园及服务中心。卫理会及循道会（当时尚未联合）有赖美国及美国差传部的资助，在其他地区建立山坡屋村及社会服务中心。
天主教设于德国的明爱服务总部大量资助在香港发展服务工作的鸿图，结果成为明爱社会服务工作的大规模网络，分布香港岛、九龙、新界各区，施展多元化的社会服务工作。
教会附设社会服务成为多个基督教宗派（如信义会、循道卫理教会、圣公会等），传道工作之外，亦有社会服务。基督教宗派之间不时纠缠于传道与服务孰先孰后的问题。
此时播道医院、浸信会医院、灵实医院、安息日港安医院、基督教联合医院，相继建立有基督教背景的医院（有单独宗派主办的亦有跨宗教的）。佛教医院亦成立，由香港佛教联会筹办，中西治疗兼备。
香港除了建立多间大规模的综合性政府医院及专科诊所外，政府亦大小程度资助原本是私立的医院及诊所（包括由宗教团体起办的），统统成为一大网络。一切网络以下的医疗服务，全部归入香港医院管理局处理。此种财源分配、权力协调所产生的问题错综纵横之繁杂，难以想像。自由、自主、合作、妥协的互动问题，由然产生。
总结一句，在医疗及社会福利工作，宗教团体与政府于战后至香港回归半个世纪期间，虽然表现互补互助相辅相成的精神和实施，尽管运作殊不简单。据资深的社会工作人士的回顾，就人才及构思而言，基督教和天主教的社会服务工作为政府福利署起催化作用。至前世纪末叶，香港经济发展迅速，政府库房充裕，政府增加拨款资助不成大问题，发展社会福利制度亦顺理成章。香港经济体制终究是资本主义，而政府并非实行福利主义。经济支援不可能脱离权力运作及社会福利的理念。故此在社会福利事工上官方与志愿机构（包括宗教团体）的互动和夥伴关系时即产生张力，乃是意料中事。
周永新教授在他的写作深入探讨此类议题。本人仅提出两点。
其一是，经济财源的分配（无论是从政府发给服务机构或是各机构的内部）都隐藏着权力运作的问题。但如何协议解决？
另一议题，香港的经济体系是以资本主义为主，而且履行社会福利措施，有别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以社会主义立国为名所含蕴的福利主义（纵使未能全部实施）箇中有矛盾。尤为什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基于无神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如此一来，中港之间在处理宗教自由的问题上更有点费解莫筹。
（作者为香港循道卫理教会牧师及香港信义宗神学院教授，多年来活跃推动教会合一运动及宗教对话交流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