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宗教團體打從早期已開始慈惠事工。最初是基督教與天主教傳教士為華人居民著手各樣的救濟及醫療工作。後來坊間華人按著中國傳統，或多或少，帶有民間宗教或歷史悠久的宗教，如佛教，自動的負上起碼救援賑災的責任。筆者不是研究香港社會救濟史的專家，只是靠記憶和拾集一些片段資料，為了回顧宗教界與官方互動的關係，錄下這篇簡述，可作為香港式宗教自由議題參考之用。分兩時段來說：殖民地早期，以及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殖民地早期
早期階段香港開埠成為英國殖民地之後，海外基督教及天主教傳教士源源來港，本來是傳福音為主，而眼見當前華人居民受各種苦難纏身，很自然便開始原始的醫療工作及社會救濟。
初時是簡陋的醫療所，只有一兩位外籍醫生用西方醫療主理，一步一步的訓練華人助手，後來發展為小型的醫院。華人名人何啟被教會送往英國留學，回港建立事業，紀念他的英藉夫人雅麗氏，捐贈一所雅麗氏醫院（後稱為那打素醫院），那是早期有規模的西醫醫院，日後經費由倫敦差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支持。
孫中山來港就讀香港西醫書院（香港大學醫學院的前身），畢業後短期留港行醫。天主教方面，各修會發起醫療服務。起初是小型的診療所，後來成為有規模的醫院，如聖德勒撒醫院、聖保祿醫院、聖母醫院等，以迄於今。記得我曾聽天主教神父報告，天主教有修會特別關注棄嬰（尤其是女嬰）的淒涼情景，於是設立了嬰兒收容所。
香港政府早於二十世紀初已建立政府醫療中心（如貝夫人診所），後來的瑪麗醫院為一具規模的醫院，又是香港大學之教學院，有一定的高水準。
華人間亦有慈善醫院，最有名的東華醫院，後來結合三院成東華三院，乃是由華人社會賢達集資捐贈，醫療服務是屬慈善性質，而達一定的醫學水準，後來又有中醫部。值理不一定是宗教界人士，但無疑有濟世情懷。
博愛醫院一九一九年建立於新界元朗為中醫診所，並設老人服務和護理服務，乃一民間慈善機構，二○○四年政府承接。
保良局有一百卅年的歷史，最早是孤兒院，後來繼續發展擴充服務，包括教育課程、康樂設施，最終目的是轉介長大的孤兒融入社會，創立時不屬任何宗教團體，但歡迎各宗教人士參與贊助。
以上舉出實例以示宗教團體或志願慈善組織與社會賢達，與政府合作施展社會福利工作。
香港政府社會福利署之成立隨宗教團體及志願組織開始社會服務之後。追溯自宗教團體，尤其是基督教及天主教，最初是海外差會或修會發起醫療工作及其他社會服務並資助。經費增加，而海外資援減少，香港政府始加入援助。曾聽業內人士的意見，政府社會福利署建立之時，基督教及天主教社會服務人士的訓練和經驗是社會福利署的催化劑。當然，政府的庫房遠比宗教團契及社區慈善機構的財源豐厚。初期社會福利署的工作在乎行政及分配資源。這又證明宗教團體及志願組織與官方的互補互助精神及實施。
戰後及今
中日戰爭結束之後，曾一度離開香港往國內的居民陸續返回。與此同時中國內戰延續，後來易權，大量內地人湧到香港。人口由不足一百萬人躍升至二、三百萬。一九五○年代，逃亡劇增，以至住屋構成嚴重問題。流入香港的難民在九龍山坡搭臨時木屋一家大小棲身。一九五三年發生大火，以致五萬人無家可歸。當時的聖公會何明華會督，以他在香港政府圈子的特殊地位，說服政府興建徙置區以安置災民。石硤尾邨成為香港公共房屋發展計劃首座落成的公共屋邨。繼有黃大仙屋邨、白田屋邨等。初時設備簡陋，卻是大規劃建設，急應一時之需。
除居住問題外，有其他連帶的社區問題，如糧食、兒童嬉戲及上學等等。基督教團體，藉海外差會支持，加入施援，如派發麵粉米糧，建立屋邨天台幼稚園及服務中心。衛理會及循道會（當時尚未聯合）有賴美國及美國差傳部的資助，在其他地區建立山坡屋村及社會服務中心。
天主教設於德國的明愛服務總部大量資助在香港發展服務工作的鴻圖，結果成為明愛社會服務工作的大規模網絡，分佈香港島、九龍、新界各區，施展多元化的社會服務工作。
教會附設社會服務成為多個基督教宗派（如信義會、循道衛理教會、聖公會等），傳道工作之外，亦有社會服務。基督教宗派之間不時糾纏於傳道與服務孰先孰後的問題。
此時播道醫院、浸信會醫院、靈實醫院、安息日港安醫院、基督教聯合醫院，相繼建立有基督教背景的醫院（有單獨宗派主辦的亦有跨宗教的）。佛教醫院亦成立，由香港佛教聯會籌辦，中西治療兼備。
香港除了建立多間大規模的綜合性政府醫院及專科診所外，政府亦大小程度資助原本是私立的醫院及診所（包括由宗教團體起辦的），統統成為一大網絡。一切網絡以下的醫療服務，全部歸入香港醫院管理局處理。此種財源分配、權力協調所產生的問題錯綜縱橫之繁雜，難以想像。自由、自主、合作、妥協的互動問題，由然產生。
總結一句，在醫療及社會福利工作，宗教團體與政府於戰後至香港回歸半個世紀期間，雖然表現互補互助相輔相成的精神和實施，儘管運作殊不簡單。據資深的社會工作人士的回顧，就人才及構思而言，基督教和天主教的社會服務工作為政府福利署起催化作用。至前世紀末葉，香港經濟發展迅速，政府庫房充裕，政府增加撥款資助不成大問題，發展社會福利制度亦順理成章。香港經濟體制終究是資本主義，而政府並非實行福利主義。經濟支援不可能脫離權力運作及社會福利的理念。故此在社會福利事工上官方與志願機構（包括宗教團體）的互動和夥伴關係時即產生張力，乃是意料中事。
周永新教授在他的寫作深入探討此類議題。本人僅提出兩點。
其一是，經濟財源的分配（無論是從政府發給服務機構或是各機構的內部）都隱藏著權力運作的問題。但如何協議解決？
另一議題，香港的經濟體系是以資本主義為主，而且履行社會福利措施，有別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以社會主義立國為名所含蘊的福利主義（縱使未能全部實施）箇中有矛盾。尤為甚者，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基於無神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如此一來，中港之間在處理宗教自由的問題上更有點費解莫籌。
（作者為香港循道衛理教會牧師及香港信義宗神學院教授，多年來活躍推動教會合一運動及宗教對話交流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