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逢早前举行的全国基督教大学同学会周年记念，反思基督徒学生的信仰与大学生活的关系。希望对今天纪念宗教改革五百周年，有所启示。
早期的中国高等学府，由科举和京师学堂演变成现代型大学，都是以美国为主的基督教大学，如燕京、清华、复旦、圣约翰、湘雅等模式。初期以美式课程为主。后经「五四运动」，华人出任校长，开始思索以中国文化为本的基督教大学是怎样的，其中岭南大学是其先驱，结合信仰与时代，学科与信仰，对今天有参考价值。然而，中日战争、国共内战、共产中国建立，这一些基督教大学都变成国有。虽然今天恢复燕京学院在北大，金陵学院在南京师大，其信仰内涵已不复再。
几年前，参加了港大基督徒团契的怀旧聚餐，看见昔日的学生团契领袖，如今是大学教授和社会贤达，缅怀过去港大团契的黄金岁月，周会人数过百，营会旺盛，音乐会和宿舍布道积极。前辈们有点慨叹时光不再，如今校园CA团契凋零，振臂一呼，希望重振昔日光辉。
然而，当时港大及其他学院的团契真是光辉岁月吗？只集中于个人布道，归纳式查经，在工作上坚守岗位，就是基督教大学生的使命？什么社会关怀，政治改革，大学制度反思，国家民族，公民身份，国际视野等，十分缺乏。信仰未能结合学科，未能回应时代。
如今在香港大学校园活跃的校园团契，不是由基督徒学生福音团契所主导，因为他们坚守以学生为本，学生主导，而自己是以培育学生领袖为主。但遇上学生领袖不济，无计可施。学园传道会的崛起，以干事主导，强化布道技巧，生活体验，什得学生欢迎，聚会过千人，重护教、团契及个人成长。可是，此运动以美国模式为本，缺乏本地处境性，对文化及政治议题不多谈。若不扩阔，恐怕命运有如昔日的港大CA团契，与时代脱节，没有在文化及专业上的信仰影响。
雨伞运动之后，香港政府所资助的八大院校学生会都发出反对政府的政治声明。基督教知青亦相继离开教会，包括「信二代」，这是客观事实。他们怀疑权威，关切社会不公义，轻视中产哲学（或是理想幻灭），自命边缘。他们的信仰追寻的心路历程又是什么？
香港教会的回应是什么？以为这是个「青年问题」而非「教会脱离时代的问题」，不知道青年可能是教会的警钟，反映教会的福音太狭窄。于是推出一系列的青年工作者培训课程，青年导师计划，生命师傅操练，生涯规划方案等，却没有改变教会的福音观，价值观与世界观。
今天青年信徒所需要的信息是什么？岂不是从苦难中重建生命的个案。例如被掳的但以理主政跨越皇朝，被出卖的约瑟喂饱大地之民，流亡外邦的尼希米重建城墙，无自主的以斯帖拯救民族，流放的亚伯拉罕祝福万国，在狭缝中的保罗看见自己在时代的身份与使命等。这一些宏观思考，就是大学教育与信仰反思的所在。
我们不是缺乏见证人：苏恩佩对文化价值的重视，Samuel Escobar从苦难的拉丁美洲看教会责任，John Stott对社会危机的警告，C. S. Lewis对基督徒思想的重视，Rene Padilla关怀贫穷的人，Melba Maggay看文化与福音在亚洲处境的关系等。
大学教育对基督徒有何意义？如果神学院是研究天上的事，对神，对圣经，教会历史，教会事工的认识；那么大学教育就是要明白神和他所创造的世界的关系，研究人与神分门别类的创造物的关系。人要有管治大地的能力，爱人如己的关切。这方面的先驱包括Jacques Ellul对科技的洞悉；Parker Palmer对教育的睿智；Walter Brueggemann对先知的想像；Richard Niebuhr对文化与基督的交错；Neil Postman对传播科技的认识。
大学本身就是一种召命。大学教育是一种基督徒的使命，去认识神和他的创造。世界就是工场，参与建造神的世界就是敬拜。而且，工作就是一种召命，是受托去管治大地，要荣耀神，显出神的形象。
「福音」本身是有宏观视野：「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耶稣，所以我们要去到每一个角落去宣告╱实践他的主权。主祷文当中：愿祢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同成就在天上。都是同出一辙。
在中国教会的历史，尤其是早期中国大陆的基督教大学历史，许多基督教知识份子在问：作为一个基督徒大学生，我的使命如何？对国难有何见解？杨绍棠、赵紫宸、刘廷芳等都曾经发问，这正是今天全国基督教大学学生周年纪念可以提供的历史经验。如何结合信仰与学问，和活在大时代之中的信仰实践。这些亦是我们所认识的香港上一代牧者如滕近辉牧师、吴明哲牧师、赵天恩牧师等先驱的提问。
我们不能忘记，不能以为只是护教问题，只是宣教问题，而是福音的核心，文化生根与更生的所在。正值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五百年，也许这世界观的转移，亦可以是华人教会的价值观转移，大学基督徒可以成为这改革的先驱。
（作者为恩光书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