適逢早前舉行的全國基督教大學同學會週年記念，反思基督徒學生的信仰與大學生活的關係。希望對今天紀念宗教改革五百週年，有所啟示。
早期的中國高等學府，由科舉和京師學堂演變成現代型大學，都是以美國為主的基督教大學，如燕京、清華、復旦、聖約翰、湘雅等模式。初期以美式課程為主。後經「五四運動」，華人出任校長，開始思索以中國文化為本的基督教大學是怎樣的，其中嶺南大學是其先驅，結合信仰與時代，學科與信仰，對今天有參考價值。然而，中日戰爭、國共內戰、共產中國建立，這一些基督教大學都變成國有。雖然今天恢復燕京學院在北大，金陵學院在南京師大，其信仰內涵已不復再。
幾年前，參加了港大基督徒團契的懷舊聚餐，看見昔日的學生團契領袖，如今是大學教授和社會賢達，緬懷過去港大團契的黃金歲月，週會人數過百，營會旺盛，音樂會和宿舍佈道積極。前輩們有點慨歎時光不再，如今校園CA團契凋零，振臂一呼，希望重振昔日光輝。
然而，當時港大及其他學院的團契真是光輝歲月嗎？只集中於個人佈道，歸納式查經，在工作上堅守崗位，就是基督教大學生的使命？甚麼社會關懷，政治改革，大學制度反思，國家民族，公民身份，國際視野等，十分缺乏。信仰未能結合學科，未能回應時代。
如今在香港大學校園活躍的校園團契，不是由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所主導，因為他們堅守以學生為本，學生主導，而自己是以培育學生領袖為主。但遇上學生領袖不濟，無計可施。學園傳道會的崛起，以幹事主導，強化佈道技巧，生活體驗，甚得學生歡迎，聚會過千人，重護教、團契及個人成長。可是，此運動以美國模式為本，缺乏本地處境性，對文化及政治議題不多談。若不擴闊，恐怕命運有如昔日的港大CA團契，與時代脫節，沒有在文化及專業上的信仰影響。
雨傘運動之後，香港政府所資助的八大院校學生會都發出反對政府的政治聲明。基督教知青亦相繼離開教會，包括「信二代」，這是客觀事實。他們懷疑權威，關切社會不公義，輕視中產哲學（或是理想幻滅），自命邊緣。他們的信仰追尋的心路歷程又是甚麼？
香港教會的回應是甚麼？以為這是個「青年問題」而非「教會脫離時代的問題」，不知道青年可能是教會的警鐘，反映教會的福音太狹窄。於是推出一系列的青年工作者培訓課程，青年導師計劃，生命師傅操練，生涯規劃方案等，卻沒有改變教會的福音觀，價值觀與世界觀。
今天青年信徒所需要的信息是甚麼？豈不是從苦難中重建生命的個案。例如被擄的但以理主政跨越皇朝，被出賣的約瑟餵飽大地之民，流亡外邦的尼希米重建城牆，無自主的以斯帖拯救民族，流放的亞伯拉罕祝福萬國，在狹縫中的保羅看見自己在時代的身份與使命等。這一些宏觀思考，就是大學教育與信仰反思的所在。
我們不是缺乏見證人：蘇恩佩對文化價值的重視，Samuel Escobar從苦難的拉丁美洲看教會責任，John Stott對社會危機的警告，C. S. Lewis對基督徒思想的重視，Rene Padilla關懷貧窮的人，Melba Maggay看文化與福音在亞洲處境的關係等。
大學教育對基督徒有何意義？如果神學院是研究天上的事，對神，對聖經，教會歷史，教會事工的認識；那麼大學教育就是要明白神和祂所創造的世界的關係，研究人與神分門別類的創造物的關係。人要有管治大地的能力，愛人如己的關切。這方面的先驅包括Jacques Ellul對科技的洞悉；Parker Palmer對教育的睿智；Walter Brueggemann對先知的想像；Richard Niebuhr對文化與基督的交錯；Neil Postman對傳播科技的認識。
大學本身就是一種召命。大學教育是一種基督徒的使命，去認識神和祂的創造。世界就是工場，參與建造神的世界就是敬拜。而且，工作就是一種召命，是受託去管治大地，要榮耀神，顯出神的形象。
「福音」本身是有宏觀視野：「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耶穌，所以我們要去到每一個角落去宣告╱實踐祂的主權。主禱文當中：願祢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同成就在天上。都是同出一轍。
在中國教會的歷史，尤其是早期中國大陸的基督教大學歷史，許多基督教知識份子在問：作為一個基督徒大學生，我的使命如何？對國難有何見解？楊紹棠、趙紫宸、劉廷芳等都曾經發問，這正是今天全國基督教大學學生週年紀念可以提供的歷史經驗。如何結合信仰與學問，和活在大時代之中的信仰實踐。這些亦是我們所認識的香港上一代牧者如滕近輝牧師、吳明哲牧師、趙天恩牧師等先驅的提問。
我們不能忘記，不能以為只是護教問題，只是宣教問題，而是福音的核心，文化生根與更生的所在。正值馬丁路德宗教改革五百年，也許這世界觀的轉移，亦可以是華人教會的價值觀轉移，大學基督徒可以成為這改革的先驅。
（作者為恩光書院院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