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改革经历了五百年，全球与本土要改革教会的呼声此起彼落。问题是华人教会传统的包袱，有些习惯与做法不是说改，就能一下子改过来。「我不憎恨改变，但我最憎恨你来改变我」是我们耳熟能详的。
堂会生态改变
作为宗教权力的组织，我们要接受后现代与后真相年代，特别是新世代普遍对权威的质疑、对建制的不信任。整体教会形象于公共空间，看来负面多于正面。再加上堂会年龄老化，按照《2014香港教会普查简报》数据，每四间堂会便有一间是五十年或以上（25.7%）。堂会组织的老化，意味着大多堂会呈现科层化结构、管理官僚化与专业化，办事讲究章则与程序。
随着教牧退休潮于未来年日白热化，领导层可能后继无人、青黄不接，教会领袖确要反思于逆势下要勇于进取，或智于退守？因应每间堂会是独特的，生命周期也有所不同，成长中堂会有地利与人才的优势，积极发展是正常的。当堂会走向「成熟后期」（即衰退前期），事工与人数停滞或倒退，什或教牧同工每两三年便转换一次，这些堂会领袖就要面对现实，更新思维，不要务求发展压倒一切，这只会使堂会发展更不健康，陷入更长期衰退状况中！
堂会如同人的年岁一样，年纪大了就要有智慧地减少活动与聚会，因为精力所限（特大型堂会例外）。倘若中小堂会不知年岁限制，一切事工仍要勇往直前，无论台上怎样大声疾呼，事工怎样宣传推动，见到会众反应是热心不再，不少事工只是行礼如仪，勉强为了责任而参与（因我是执事、部长或筹备者）。
全球各地统计数据反映，大多教会崇拜的出席率是放缓与下降，这涉及资讯科技与消费模式的改变。定期崇拜信徒较过往出席次数减少，这是因应职场生态而要主日公干或出差、父母间中要出席子女校内外活动等。每逢长假期，可预期是整体崇拜人数下降，因为中产信徒家庭与单身信徒会外地旅游，教会领袖能怪责或禁止这种风气吗？
随着部份会众老龄化，有些家庭成员散居各地，这些「金龄」信徒会如同季候鸟一样，定期飞往不同城市，或与家人团聚，或探亲旅游。有些金龄信徒更因着经济因素，选择较长时间于内地城市、台湾或东南亚等地生活，毕竟香港是全球生活成本最高城市之一。
这意味着愈是中产堂会，愈多中产退休信徒，将要面对是更多不稳定参与堂会聚会的信徒。还有身体因素，某些老弱信徒更因行动不便或突发性疾病而未能固定参与聚会。
选择做少得多
应对堂会老龄化趋势，教会领袖便要重新思考人力资源的投放。倘若一间不过百人的堂会，教会领袖要智慧地精简堂会会议次数。堂会菁英是否开会多于做事？有些会议可否每两个月才开一次？不同会议能否安排于同一主日不同时段内召开？会议与聚会减少了，堂会肯定会健康些 !
随着年日发展，教会领袖明知有些传统聚会或事工经已失效，就不要碍于面子与人情要继续举办下去。有些事工或聚会，可否光荣地结束或解散？不能解散，因内有不少集体记忆；可否冻结有关事工或聚会？
教会领袖有了共识，毋须每个部门或年龄牧区皆要按照过往做法，年度要推动一两个事工项目来证明我们确实尽责事奉，后果常是参与人数差强人意。差传部是否每年要办「短宣」才能推动差传？传道部是否每年要办至少一次布道会就算完成使命？
青春期堂会满有用不完的精力，自然问题不大；然而堂会走向老龄化，教会领袖要选择做小而得多，聚焦于核心事工与聚会，不必要事工与聚会就要删除。教会领袖可因应事工需求而成立「专责小组」（ad hoc group），一旦任务完成，就可解散小组。教会领袖于事工规划要有远见与智慧，体制与事工若不松绑，集中资源做好崇拜、团组、主日学或圣经教导、门训等，战线太阔只会使更多事奉者因伤或倦而退役！
致力栽培领袖
当堂会向上发展时，第一代或第二代领袖把握机遇，大事发展，也是无可厚非。堂会或机构于成长期间，购置物业或扩展可用空间、因应事工需要而增聘人手等，随之要改组架构、完善管理等。
然而堂会一旦面对逆势，就要改变阵营，可能意味着要稳扎稳打，没有本钱全面抢攻。倘若在位领袖于两三年要退下来，当务之急肯定不是继续高速与大力发展事工，反是物色接任人选，两代共事，栽培后起之秀能顺畅接任。
栽培领袖正是香港整体教会最大的挑战。在位领袖要学习怎样「退位」与「走位」，导引较年轻同工能「上位」而不会走样。有些年长领袖，对其他世代同工抱有戒心，未能放心把职责交付，确实有些同工表现未及理想；然而经验是累积，这些同工有可能需要更多肯定与支援。
有项研究访问了一百五十名退休的各行各业的成功领袖，了解他／她们从何途径学习领导，发现了职责构成「学习领导之道」的五成，其次有三成来自关系的学习，一成人成长中的深刻经历，只有一成是来自神学院或训练课程。领袖学会怎样领导，主要途径不是来自神学院或训练课程，也不是有名师可作「生命师傅」（mentor）或教练，乃来自「职责」所在。
笔者反对延长教牧的退休年龄，在位领袖延迟退休，只把问题拖延解决。教牧够了年期（六十岁或六十五岁），可选择以合约方式续聘；而承担职责要有所改变，不再发号施令、指挥他人，乃从旁教练，退居幕后。
重建信任关系
香港政治情景的矛盾与张力，短期内不会有实质改善；堂会内人际关系也呈现互不信任的氛围。这两年来，笔者采用「自然教会发展」为堂会诊断健康，其中明确弱项之一为「整全发展之团组」。就笔者接触与观察，不少堂会之团契小组生活「名存实亡」，维持内聚社交关系，难以吸纳新人。
重建信任，就是堂会领袖（教牧与长执等），以身作则，表里一致，活出真实的信仰。展示脆弱，便是我们可做的第一步。我们能取得新世代的信任，不再倚赖专业、知识或权威，乃是我们真诚无私关爱与信任他／她们，有空间可承载错失，有机会可实现理想。
惟有堂会回归「人性化」，放弃「事工化」的思维，不再着紧数字与业绩；堂会重新塑造「跨代结连」，不同世代分享生命故事。人是堂会所关注与看重，在前面艰难年日，我们更要培育这种「生死与共」的友情，我们才能守住信仰，一起为主忍受苦难。没有信任，我们怎能心手相连？
结语
面对前景不确定，教会处于逆势下，我们不能坚持过往成功方法重新再造，便能走出困局。我们要智慧地选择事工，量力而为，做少而得多；要刻意栽培接任领袖；最后，更要重建整体信任关系，方能适切地牧养会众迎向挑战。
（笔按：文章刊登于《使命与领导》，第51期，2017年5-6月）
（编按：本文转载自香港教会网站，作者为香港教会更新运动总干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