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改革經歷了五百年，全球與本土要改革教會的呼聲此起彼落。問題是華人教會傳統的包袱，有些習慣與做法不是說改，就能一下子改過來。「我不憎恨改變，但我最憎恨你來改變我」是我們耳熟能詳的。
堂會生態改變
作為宗教權力的組織，我們要接受後現代與後真相年代，特別是新世代普遍對權威的質疑、對建制的不信任。整體教會形象於公共空間，看來負面多於正面。再加上堂會年齡老化，按照《2014香港教會普查簡報》數據，每四間堂會便有一間是五十年或以上（25.7%）。堂會組織的老化，意味著大多堂會呈現科層化結構、管理官僚化與專業化，辦事講究章則與程序。
隨著教牧退休潮於未來年日白熱化，領導層可能後繼無人、青黃不接，教會領袖確要反思於逆勢下要勇於進取，或智於退守？因應每間堂會是獨特的，生命週期也有所不同，成長中堂會有地利與人才的優勢，積極發展是正常的。當堂會走向「成熟後期」（即衰退前期），事工與人數停滯或倒退，甚或教牧同工每兩三年便轉換一次，這些堂會領袖就要面對現實，更新思維，不要務求發展壓倒一切，這只會使堂會發展更不健康，陷入更長期衰退狀況中！
堂會如同人的年歲一樣，年紀大了就要有智慧地減少活動與聚會，因為精力所限（特大型堂會例外）。倘若中小堂會不知年歲限制，一切事工仍要勇往直前，無論台上怎樣大聲疾呼，事工怎樣宣傳推動，見到會眾反應是熱心不再，不少事工只是行禮如儀，勉強為了責任而參與（因我是執事、部長或籌備者）。
全球各地統計數據反映，大多教會崇拜的出席率是放緩與下降，這涉及資訊科技與消費模式的改變。定期崇拜信徒較過往出席次數減少，這是因應職場生態而要主日公幹或出差、父母間中要出席子女校內外活動等。每逢長假期，可預期是整體崇拜人數下降，因為中產信徒家庭與單身信徒會外地旅遊，教會領袖能怪責或禁止這種風氣嗎？
隨著部份會眾老齡化，有些家庭成員散居各地，這些「金齡」信徒會如同季候鳥一樣，定期飛往不同城市，或與家人團聚，或探親旅遊。有些金齡信徒更因著經濟因素，選擇較長時間於內地城市、台灣或東南亞等地生活，畢竟香港是全球生活成本最高城市之一。
這意味著愈是中產堂會，愈多中產退休信徒，將要面對是更多不穩定參與堂會聚會的信徒。還有身體因素，某些老弱信徒更因行動不便或突發性疾病而未能固定參與聚會。
選擇做少得多
應對堂會老齡化趨勢，教會領袖便要重新思考人力資源的投放。倘若一間不過百人的堂會，教會領袖要智慧地精簡堂會會議次數。堂會菁英是否開會多於做事？有些會議可否每兩個月才開一次？不同會議能否安排於同一主日不同時段內召開？會議與聚會減少了，堂會肯定會健康些 !
隨著年日發展，教會領袖明知有些傳統聚會或事工經已失效，就不要礙於面子與人情要繼續舉辦下去。有些事工或聚會，可否光榮地結束或解散？不能解散，因內有不少集體記憶；可否凍結有關事工或聚會？
教會領袖有了共識，毋須每個部門或年齡牧區皆要按照過往做法，年度要推動一兩個事工項目來證明我們確實盡責事奉，後果常是參與人數差強人意。差傳部是否每年要辦「短宣」才能推動差傳？傳道部是否每年要辦至少一次佈道會就算完成使命？
青春期堂會滿有用不完的精力，自然問題不大；然而堂會走向老齡化，教會領袖要選擇做小而得多，聚焦於核心事工與聚會，不必要事工與聚會就要刪除。教會領袖可因應事工需求而成立「專責小組」（ad hoc group），一旦任務完成，就可解散小組。教會領袖於事工規劃要有遠見與智慧，體制與事工若不鬆綁，集中資源做好崇拜、團組、主日學或聖經教導、門訓等，戰線太闊只會使更多事奉者因傷或倦而退役！
致力栽培領袖
當堂會向上發展時，第一代或第二代領袖把握機遇，大事發展，也是無可厚非。堂會或機構於成長期間，購置物業或擴展可用空間、因應事工需要而增聘人手等，隨之要改組架構、完善管理等。
然而堂會一旦面對逆勢，就要改變陣營，可能意味著要穩紮穩打，沒有本錢全面搶攻。倘若在位領袖於兩三年要退下來，當務之急肯定不是繼續高速與大力發展事工，反是物色接任人選，兩代共事，栽培後起之秀能順暢接任。
栽培領袖正是香港整體教會最大的挑戰。在位領袖要學習怎樣「退位」與「走位」，導引較年輕同工能「上位」而不會走樣。有些年長領袖，對其他世代同工抱有戒心，未能放心把職責交付，確實有些同工表現未及理想；然而經驗是累積，這些同工有可能需要更多肯定與支援。
有項研究訪問了一百五十名退休的各行各業的成功領袖，了解他／她們從何途徑學習領導，發現了職責構成「學習領導之道」的五成，其次有三成來自關係的學習，一成人成長中的深刻經歷，只有一成是來自神學院或訓練課程。領袖學會怎樣領導，主要途徑不是來自神學院或訓練課程，也不是有名師可作「生命師傅」（mentor）或教練，乃來自「職責」所在。
筆者反對延長教牧的退休年齡，在位領袖延遲退休，只把問題拖延解決。教牧夠了年期（六十歲或六十五歲），可選擇以合約方式續聘；而承擔職責要有所改變，不再發號施令、指揮他人，乃從旁教練，退居幕後。
重建信任關係
香港政治情景的矛盾與張力，短期內不會有實質改善；堂會內人際關係也呈現互不信任的氛圍。這兩年來，筆者採用「自然教會發展」為堂會診斷健康，其中明確弱項之一為「整全發展之團組」。就筆者接觸與觀察，不少堂會之團契小組生活「名存實亡」，維持內聚社交關係，難以吸納新人。
重建信任，就是堂會領袖（教牧與長執等），以身作則，表裡一致，活出真實的信仰。展示脆弱，便是我們可做的第一步。我們能取得新世代的信任，不再倚賴專業、知識或權威，乃是我們真誠無私關愛與信任他／她們，有空間可承載錯失，有機會可實現理想。
惟有堂會回歸「人性化」，放棄「事工化」的思維，不再著緊數字與業績；堂會重新塑造「跨代結連」，不同世代分享生命故事。人是堂會所關注與看重，在前面艱難年日，我們更要培育這種「生死與共」的友情，我們才能守住信仰，一起為主忍受苦難。沒有信任，我們怎能心手相連？
結語
面對前景不確定，教會處於逆勢下，我們不能堅持過往成功方法重新再造，便能走出困局。我們要智慧地選擇事工，量力而為，做少而得多；要刻意栽培接任領袖；最後，更要重建整體信任關係，方能適切地牧養會眾迎向挑戰。
（筆按：文章刊登於《使命與領導》，第51期，2017年5-6月）
（編按：本文轉載自香港教會網站，作者為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總幹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