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郑月娥未上台，社会已开始关心候任政府的土地房屋政策如何。众所周知，香港地少人多，住屋问题与政治稳定息息相关。二战后港英政府的房屋政策固然有其经济和地缘政治的考量，但无论如何，「人人有屋住」的方针显然是香港相对稳定发展的关键之一。然而，回归之后，人最基本的住屋需要也举步维艰。参考美国顾问公司Demographia去年公布的《全球楼价负担能力调查》（Demographia International Housing Affordability Survey: 2017），香港的楼价中位数与家庭税前收入中位数的比率达18.1倍，问鼎全球已有七年──楼价确实「贵到弹起」。

于是，教会和神学院讨论土地神学的风潮自然形成。「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的」（利廿五23上）是一段经常被人引用的经文，用来指摘地产商的贪婪或政府的不干预主义，简直一针见血，读者听者见之闻之往往义愤填膺：「唔系地产商系咁起私人楼，就唔会咁啦！」「政府出少少辣招就叫对付左炒家，有无搞错？」但是，土地神学与我们有何切身的关系？难道它只是用来提醒教会作地产行业和官员的肢体，或在这个「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时代，供我们这等「平民百姓」等候上主的公义临到之用？这时，我想到教会里经常出现的一个情景。

教会内的在职青年，与教会外的都会碰到以下的情景：假若拍拖数年，被长辈问问打算何时成家立室，往往无言可对。最后，你可能会答：「打算租屋。」而很多时得到的回应如下：「租屋？不好吧？交租和供楼都要资金，但前者的楼仍属他人，后者才是自己的。」于是，我们发现了教会的肢体往往充斥了一种资本主义的思绪：你用钱买了一个单位，那个单位就属于你的了。这其实不只是一个「离地」（竟然觉得买楼是理所当然）的问题，更是一个神学的问题：为何买了就是属于你的？纵观而言，我发现教内对土地神学的研习，其实显得有点隔靴搔癢，很多时虽然能解释本土大环境之所以如此的来龙去脉，但对大部份肢体的谬误却轻轻带过。

利未记廿五章23节还有下半句：「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旅游的经验告诉我们，即或你住的酒店有多舒适，你也不会有买起酒店的打算，因为你知道自己总有一天会check out。家在天家，却想用毕身精力置业于地上，此其一。其二，这也完全违反了耶稣的主人与管家比喻之意涵：我们一切的都属主人，我们作为管家的，只是管理主人托付给我们的。教会提及这段耳熟能详的经文，往往是指向我们的恩赐，却较少与我们的物业关联。如果我们所住的也不过是主所交托的，「他的」变成「我的」之论调根本是以下犯上。

土地神学，其实不单涉及民间批评的地产商或富人炒楼，什至教会和地产商的勾结等土地正义的议题，它最重要是挑战我们的思想是否与世同流，要求我们反省心灵：我们与那些以地谋私的人，是不同，还是一样？的确，我们大多数人当然无钱买地起楼，或手持几个单位「玩下投资」，但如果我们以为「买的等于自己的」，其实与他们无大分别。近年，容我借用国际关系学者沈旭晖先生的用语，香港的神学讨论往往是「中产品味」的，意则向往一种感受到尊严，又不会有风险的信仰论述。这种「自high」的现象，在雨伞运动兴起的政治觉醒后，似乎不见得有太大改变。土地神学的讨论，仍是着眼于和绝大部份信徒「无关」的土豪之劣行、政府之无能，「他们」（邪）与「我们」（正）的距离感，令我们容易忽略了自己亦对土地的神学涵义诸多扭曲。

当香港的思维从「人人有屋住」进化到「人人做业主」，如果我们未能察觉、提醒群众关于上主对土地的绝对主权，我们对本地土地不公义的口诛笔伐，是源于我们对信仰的坚持，还是因为「吃不到的葡萄是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