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于维稳心态的持续升温，近年北京政府对内地宗教界的管控力度不断加大，一些地区的压迫之举，如拆十字架以至拆教堂，以及地下教会人员（什至对政府做法持异议的官方宗教人员及其法律代表）所面对的官方控诉，经常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任何事涉宗教自由的话题，均带来风声鹤唳之感。
此时此刻，香港这边厢经历梁振英政府的风风雨雨，一国两制本身也岌岌可危：因为选举制度的不公以及行政主导的倾斜，立法会无法从正常途径有效制衡行政机关；因为钜细无遗的人大释法以及当权者默许谩骂抹黑法官的社会风气，司法机构亦正面对重重压力。撑起社会自由空间免受滥权因素侵蚀的三权制衡框架，在港人心目中变得摇摇欲坠。职是之故，任何来自官方将宗教议题特殊化处理的做法（例如破天荒设立专责综合处理宗教事务的官方架构），即使只是出于特首选举参选人政纲的百馀字建议，均足以挑动宗教自由的社会神经，思考有多少内地宗教政策思维会就此引入香港——更何况这是一位盛传得北京政府高度推荐、亲建制提名数字无出其右的特首选举参选人。
回望历史，本地宗教界面对宗教自由议题，可以合作无间。今期头版专题报道，在《基本法》起草期间，九七后的宗教自由问题成为香港宗教界的关注焦点之一。当年内地改革开放只有数年之久，文革期间各宗教在内地所遭受的严酷打压记忆犹新。那时基本法草稿大纲出现「宗教政策」一词，事情有特殊化处理之势，什至凌驾宗教自由的倾向，宗教界包括教会群体上下均有表达关注。即使在八九民运后，宗教界草委只剩下佛教代表一人，宗教界的关注声音仍是得到充份整合和表达，最终《基本法》的定稿亦不再出现「宗教政策」一词。
时代不同，形势有异，能对应事情的处事策略亦会有所改变。但我们相信，对于共同关心的宗教自由议题，本地不同宗教亦会寻找到共识。毕竟传统宗教的历史均比历世不同政权的寿命长得多；而不同宗教间的关系，其对社会影响之深远亦非比寻常；大家都会有足够的耐性和承担，来共同面对香港当下的政治及宗教自由处境，也珍惜香港几乎举世无双的和谐宗教关系。
宗教的对话以及在社会事务上的合作，并不等同宗教混杂放弃自身信仰。这点理解对于香港的不同宗教（包括教会群体）而言，自是重要。宗教差异，原本理所当然，什至如何维持宗教自由，见解也可以不一。重要是由彼此认识建立彼此尊重，和而不同而共同面对，这才是具香港特色的和谐，不为统战技俩所挑拨分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