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角七警案和曾荫权涉贪案先后裁决罪成和判刑，哄动全城。两宗案件，性质完全不同，前者是两年多前雨伞运动里警民冲突和警察滥权的标志事件之一，后者是特区行政长官首位因触犯防贿条例而还押的案件；然而两宗判决均让香港社会重新审视法治与司法独立之可贵。
对香港社会而言，法治的重要性原本是人所共知的常理——特首犯法，与庶民同罪；执法者知法犯法，罪加一等；背后渗透着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以法限权、以法达义。只是两宗案件的部份坊间反应，让人不无感慨。对曾荫权案，有认同不应姑息，却又为到曾荫权不是最差的一位特首而叹息。至于七警案，宣判后亲建制群体出现要求特赦的呼声，对法官威吓和辱骂；内地有舆论以「殖民地色彩」来肆意抹黑判决，认为香港法治体系对中国宪法不够忠诚，上纲上线。这些反应均有损香港法治精神，试图将法治降格成服务专政掌权者的工具，而不是保障众人安全及社会权利的公器；这什至不是《基本法》关于法治的条文所带出的意涵。
至于警务处处长在七警案定罪后未有向公众道歉，背后或有照顾部份同僚情绪的考虑，然而公众实在无法不为之而失望。作为可以合法行使武力的纪律部队，公众对他们的情绪控制能力有更高的期望和要求，合情合理。疑犯涉嫌触犯法例并不是滥用私刑的借口，法官亦明言判刑要带出阻吓信息。其实，当年事件正正突显了暴力易放难收的本质，即使是制度暴力亦有制度所未能控制之时；到了今天，制度的执行者是否服膺裁决，七警案外的其他同类案件是否得到及时秉公办理，使公义不再延迟，就成了香港社会必须留意的公众安全指标之一。
法治体系和执法机关的存在，独立司法权的安排，正正反映人性的根本缺憾需要社会不断应对和防範；新的案件，新的争议，仍会不断涌现，须要透过司法、仲裁等体系来作客观而公道的处理。在后释法年代，特区的独立司法权已岌岌可危；在警惕掌权者「三权合作」的独裁心态之馀，也要警惕鼓吹滥用私刑者对社会法治心态的破坏。
人间制度没有完美，法治也一样。然而，律法以外，纵有恩典，仍没有抹煞人为自己所作所为的需负之责。在缺憾制度下如何尽量成就公义与恩慈，是以法达义的方向，也是香港社会每一天活生生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