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角七警案和曾蔭權涉貪案先後裁決罪成和判刑，哄動全城。兩宗案件，性質完全不同，前者是兩年多前雨傘運動裡警民衝突和警察濫權的標誌事件之一，後者是特區行政長官首位因觸犯防賄條例而還押的案件；然而兩宗判決均讓香港社會重新審視法治與司法獨立之可貴。
對香港社會而言，法治的重要性原本是人所共知的常理——特首犯法，與庶民同罪；執法者知法犯法，罪加一等；背後滲透著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以法限權、以法達義。只是兩宗案件的部份坊間反應，讓人不無感慨。對曾蔭權案，有認同不應姑息，卻又為到曾蔭權不是最差的一位特首而歎息。至於七警案，宣判後親建制群體出現要求特赦的呼聲，對法官威嚇和辱罵；內地有輿論以「殖民地色彩」來肆意抹黑判決，認為香港法治體系對中國憲法不夠忠誠，上綱上線。這些反應均有損香港法治精神，試圖將法治降格成服務專政掌權者的工具，而不是保障眾人安全及社會權利的公器；這甚至不是《基本法》關於法治的條文所帶出的意涵。
至於警務處處長在七警案定罪後未有向公眾道歉，背後或有照顧部份同僚情緒的考慮，然而公眾實在無法不為之而失望。作為可以合法行使武力的紀律部隊，公眾對他們的情緒控制能力有更高的期望和要求，合情合理。疑犯涉嫌觸犯法例並不是濫用私刑的借口，法官亦明言判刑要帶出阻嚇信息。其實，當年事件正正突顯了暴力易放難收的本質，即使是制度暴力亦有制度所未能控制之時；到了今天，制度的執行者是否服膺裁決，七警案外的其他同類案件是否得到及時秉公辦理，使公義不再延遲，就成了香港社會必須留意的公眾安全指標之一。
法治體系和執法機關的存在，獨立司法權的安排，正正反映人性的根本缺憾需要社會不斷應對和防範；新的案件，新的爭議，仍會不斷湧現，須要透過司法、仲裁等體系來作客觀而公道的處理。在後釋法年代，特區的獨立司法權已岌岌可危；在警惕掌權者「三權合作」的獨裁心態之餘，也要警惕鼓吹濫用私刑者對社會法治心態的破壞。
人間制度沒有完美，法治也一樣。然而，律法以外，縱有恩典，仍沒有抹煞人為自己所作所為的需負之責。在缺憾制度下如何盡量成就公義與恩慈，是以法達義的方向，也是香港社會每一天活生生的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