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論壇訊】一直以來，政教關係是信徒關心的問題。另一方面，如何與現今政權相處亦是香港基督徒切實面對的議題。今年神學路思培靈研經大會舉辦了三場「不同傳統的政教關係」工作坊，大會方面分別請來聖公會、信義宗及浸信會的講員作分享。
聖公會：國教模式的政教關係
第一天的分享嘉賓是聖公會青山聖彼得堂助理聖品劉子睿牧師。作為一名教會歷史研究者，劉子睿認為理解政教關係應先從宗教歷史層面入手。首先，劉子睿引用聖經中掃羅和大衛王的事跡，帶出聖經中相信君權神授，但同時需要一個印證證明。與此同時，他指出君王應是「信仰的維護者」。在宗教改革發生前數個世紀，基督教世界除了肯定政權重要性，同時亦強調政權以上還有聖經的權威，羅馬教宗的權力亦不能大於聖經，後來發生宗教改革使基督教分裂。然而，他坦承從聖公宗看宗教改革一事是困難的。劉子睿指出，隨著十六世紀歐洲崛起民族主義，歐洲國家的政教關係不只局限於政教分離。他以當時英國國王亨利八世帶領英國脫離羅馬教廷而且後來成為英國政權和教權領袖一事，指出宗教改革後政權和教權不再只有分離，反而出現合一的現象。可是，亨利八世的例子亦帶來不良後果：政權成為國家，政府所作的決定代表教會的決定，導致社會一定要對政府的命令唯唯諾諾。當社會出現反對者，亨利八世便將之處死。
隨著時代變遷，聖公會發展成為國教模式。此模式正正是因為亨利八世脫離羅馬教廷後產生。與此同時，他認為教會需要按著當時社會習性作出改革和更新。劉子睿指伊莉莎伯一世在位期間曾致力推行教會改革，乃至發展出更完善的教會。劉子睿以英國聖公宗的例子指出國教模式背後的理念就是政權教權合一，確立國家自身獨立自主。作為聖公會教牧同工，劉子睿相信政權和教權先天關係密切，而政教關係本身亦會帶來張力。他認為教會應該要學習如何與政權相處：福音是信仰重要成份，教會有責任因福音的緣故向政府進言；愛是信徒需要展現的價值，所以信徒需要以最好狀態愛主愛教會。只有以愛還愛，信徒才能可以好好的愛上帝和教會。
另一方面，劉子睿認為上帝會透過政治手段成就自己的旨意。然後，他將焦點放回香港。香港是一個很特殊的地方，香港歷史中曾出現六七暴動、中英聯合聲明、記念六四等事件，這些事情告訴我們常常要小心自己的處境。香港聖公會作為建制派教會，教會與香港政府關係密切，劉子睿依然努力堅守信仰，但他對如何在現今社會之中成為上帝忠心的僕人仍然是未知。他勸勉會眾繼續倚靠上帝，以上帝成為自己生命的中心，同時亦要承擔擁抱政權的代價，就給昔日反對亨利八世的人一樣。
劉子睿會後對本報補充表示，上述歷史應用難度高，但今日香港教會從中可學到的是小心和政權打交道，保持一個批判性的距離（critical distance），要有批判的導向尋找自己的身份和角色。他坦言這是不容易，需要大家一起交流和集思廣益為教會定位。
信義宗：因時制宜的政教關係
第二天的工作坊，請來信義宗神學院系統神學及歷史神學教授羅永光主講。羅永光開宗明義指出信義宗是抱持一種「歸一」的取向。他指信義宗的政教關係源自馬丁路德理論。根據羅永光的解釋，馬丁路德於宗教改革時期推行「兩國論」，「兩國論」概念源於奧古斯丁《上帝之城》以及馬太福音廿二章21節。馬丁路德將人類生存的地方分為「屬靈」和「屬世」兩個層面，「屬靈」由教會負責管理，「屬世」由政府統治。信義宗與聖公宗一樣相信君權神授，可是羅永光指出君權神授帶來兩個問題：第一、政教爭權，政府和教會為了爭奪國家單一管理權產生鬥爭；第二、由政教爭權衍生的政教關係混淆。因此，馬丁路德在他的政教神學理論中強調政權和教權的分隔。
羅永光接下來繼續闡述路德的理論框架。他引用路德的作品，將路德的理論分成以下數點：一、神治高於人治。無論政權還是教權，其權力根源都是來自上帝。不過，政治領袖的選擇也帶有上帝心意。因此，政治領袖也可以是神的用人，而他們也基於上帝意旨而行；二、律法與福音。路德指出「屬靈」世界透過福音約束信徒的行為，反而「屬世」透過不同法律展現管治。路德將所有人分為兩大類：相信上帝的義人與及不相信上帝的人。義人是靠聖靈行善，反而不相信上帝的人需要透過律法督促他們行善。然而，人天生不能自義，所以人需要透過律法行善，肯定了律法的功用和再次證明「屬靈」和「屬世」兩個國度共存。第三，理所當然地順服掌權者。路德一般不容許任何反抗權柄的行為，因為所有權柄都是由上帝而來。如果為政者不義，信徒亦應默默承受，但極端政權亦不能影響上帝的決定。
有關路德政教關係理論在社會中的延伸，羅永光透過不同時期的例子作為引證。首先，路德理論具有行動性。部份人士批評路德理論只說不做，但當時路德家鄉正受黑死病影響，但他仍然留守家鄉處理自己工作。然而，路德的理論會隨時間和文化兩大因素而有所改變。另一方面，有人會誤解路德理論中「屬靈」和「屬世」兩個國度是指宗教內外的國度，不過羅永光清楚點明路德理論中分辨「屬靈」和「屬世」的關鍵是人是否自義。而路德提出的理論框架亦能反映路德期望政教不互相取代，反而是分工合作的作用。第三，順服世俗就是順服上帝旨意，如果人要為而極權受傷害，其意義等同於昔日門徒背起十字架所帶來的刑責。羅永光其後以納粹德國時期的基督教歷史闡述路德理論在近代社會的應用。他指出當時有不少基督徒因著路德理論中要順服掌權者而支持希特拉，教會同時制訂一系列政策革新德國基督教，從而造成「日耳曼化」，清除德國境內猶太人信徒的勢力。與此同時，巴特、潘霍華等人亦成立反抗陣線反擊一眾支持希特拉的信徒領袖。羅永光認為當時政權是完全支配教權，造成二權勢力分配不均，其中一個例子就是當時牧師就任時需要宣誓。
羅永光總結時提出一點：現今社會秩序是由神和人共同建構出來。而這個秩序帶有處境性，因為在不同地方之中有著不同生態環境，所以各地政教關係亦不一。他補充指，德國在二次世界大戰後作出深切反省，並且積極改善國內政教關係，他形容現時德國政教關係為雙方互相合作。
羅永光會後對本報表示，路德乃一位時代人物，受限於其時代的歷史處境、社會文化，但其主張和行為對當時社會而言是屬於相對革新、有改革意味。他認為我們不適宜把五百年前路德的整個理論，硬生生地代入今日的香港處境，因當年路德身處的是封建的社會，與我們不同，我們應根據身處時代的處境、文化去判斷和反思。
浸信會：「政教分離」非對不公義噤聲
第三天工作坊的講員為香港西區浸信會主任牧師林海盛。他同時擔任香港浸信會聯會副會長。林海盛開首便指出浸信會強調「政教分離」，他補充指所謂「政教分離」是指教會組織和政府組織之間互不往來，但又互相尊重。教會應該順服掌權者，但一切都需要以上帝心意為依歸。林海盛又指，香港浸信會的堂會獨立自主，有「自治、自養、自傳」三大特質，每個堂會事工或政策都是由堂會本身決定，但按立牧師和執事亦需要在基督的權能透過民主程序產生。浸信會同樣強調上帝權能為教會權力背後的最終依據以及路德理論之中順服掌權者的重要性。不過，教會如果發現政治或社會上出現不公義，是必然要發聲。
林海盛指，浸信會持守「政教分離」的原則亦面對一定挑戰。現今提及「政教分離」的話語權往往不是在於教會本身，而是來自政治人物的言論。林海盛擔心政治勢力入侵教會影響政教關係的相互獨立性。然而，基督徒政治人物參與教會聚會是無可厚非的，但教會需要時刻檢視教會自身是否健康地發展，還是因為這些人物的言論影響堂會發展，甚至成為堂會發展的阻力，造成政治介入教會這個情況。
在工作坊的互動環節，有參加者問及林海盛如何界定浸信教會發聲的界線。林海盛回應指，教會應信任政府的工作，但面對社會不公義時就需要回應，至於甚麼事件應該發聲，甚麼事件不用發聲，兩者界線難以分得清楚。另外，有會眾追問林海盛哪些議題是應浸信會聯會聯名發聲明，而哪些議題是以獨立堂會名義作出回應，林海盛認為如果像同性戀這個議題，宗派內沒有太大反對聲音，這樣就會以聯會名義發聲明。相反，如果議題具爭議性，基於堂會獨立自主的前提，各堂會可按照情況決定是否發出聲明。
另一個會眾關心的問題是浸信會辦學當中的利益關係，林海盛回應指學校地方屬於政府擁有，教會亦會在假期使用學校地方，但教會每年亦會支付租金給學校方面作發展用途。所以，教會和學校及政府之間不存在利益輸送關係。
林海盛在會後對本報補充表示，浸聯會對政教分離的理解是來自美南浸信會所指的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意即教會在組織行政和財政上完全獨立於政府，是組織行政上的論述；而不是指對社會不公義不發聲。他坦承過去在實踐上是有困難，有些道德上的議題是較易表達、政治上的議題傾向較少發聲，傾向個人表達，少以堂會名義。他也解釋，「政教分離」是教會的論述，若政府或政治人物說出「政教分離」，便會扭曲原來的意思。
綜合以上三個宗派，三個宗派所詮釋的政教關係都是以聖經作為基礎，同時間基督享有最大的權力，由此可以證明上帝在政教關係中的神聖性。可是，講員表達三個宗派對與政權合作的狀態各有不同；聖公會強調教會與政權相處，信徒亦需要承受與政權相處所帶來的代價；信義宗強調政權和教權互相分工合作，既可獨立，也可合作相處；浸信會則強調教會組織與政府組織互相分離，政治勢力不應左右教會決策，但教會亦需要為社會不公義發聲，實踐信徒本份。
神學路思培靈研經大會於一月卅一日至二月四日假石硤尾中華基督教會深愛堂舉行。為期三天的「不同傳統的政教關係」工作坊，每天平均有三十人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