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教會與國家的分離」
從根本上來說，浸信會的起源是跟「教會與國家的分離」（the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分不開的，或者更準確地講，浸信會是生於一段長時間的國家與政府對「不合模者」（nonconformists）或「異見者」（dissenters）的迫害、否定、干預的歷史，他們是在這段長達超過兩百年歷史的經驗之中確立「教會與國家的分離」的確信。（G. Hugh Wamble, “Baptist Contributions to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Baptist History and Heritage 20/3（1985）, 3；William H. Brackney, “Birthing a Principle: Baptists and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網上文章 http://www.txbc.org/2004Journals/April%202004/Apr04BirthingaPrinciple.htm, 引言，瀏覽於2016年11月11日）因此，「教會與國家的分離」這項確信是生於浸信會被國家迫害、否定、干預的經驗，而不是任何其他原因，例如從浸信會信仰傳統之中某些確信推論或延伸出來。
從這個角度來看，浸信會所持守的「教會與國家的分離」的確信，並不能隨便以一般人所講的「政教分離」來取代。一般來說，「政教分離」是指政治與宗教分離，但是這並不是「教會與國家分離」的意思。「教會與國家分離」中的「教會」是指「教會組織」，「國家」是指「國家組織」，兩者互不隸屬。在這裡要特別強調的是，教會與國家在組織上是互不隸屬的，這是「教會與國家的分離」的意思。因此，「政教分離」應為「政府與教會的分離」。
二、背景：教會在國家底下的合一與分離主義運動
首先，我們必須了解，要認識浸信會的出現、要認識浸信會所持守的「教會與國家的分離」的確信，絕對不能離開英格蘭的宗教改革與分離主義運動（the Separatist movement）。分離主義運動是甚麼？簡單來說，他們是一群走得較前的清教徒（Puritans），要從建制的教會（Established Church）脫離出來，這建制的教會是以君主作為其元首，並且是奉行主教制度的（episcopal）。
分離主義這運動沒有確定的起始日期，但基本上至少追溯至一五五○年代及「伊莉莎白宗教協定」（The Elizabethan Religious Settlement）。一五五九年英格蘭國會通過「伊莉莎白宗教協定」，目的是恢復新教，重建英國聖公會（Church of England），規定女皇是英國聖公會元首（head of Church of England），以及制定劃一的崇拜禮儀，各地教會均需遵守。（參 “Separatism,” in A Dictionary of European Baptist Life and Thought, ed. John H.Y. Briggs, 458）
不少學者認為浸信會是深深扎根於英格蘭宗教改革運動的分離主義運動的。分離主義運動在一五八○年代因著抗議英國聖公會的腐敗，以及根據聖經的教導想要改革基督教，因此從清教徒主義產生出來而為「徹底的清教徒主義」（radical Puritanism）。他們為了證成即時脫離英國聖公會的舉動，替教會與國家的關係奠下了基礎，讓後來的浸信會可以充份發展出教會與國家分離的看法，以及支持這一看法的「宗教自由」（religious liberty）。（Slayden A. Yarbrough, “The English Separalist Influence on the Baptist Tradition of Church-State Issues,” in Baptist History and Heritage 20/3（1985）, 14）
在伊莉莎白統治底下出現的分離主義者，拒絕在宗教的踐行上妥協，並且形成自己但非法的會眾群體，他們按著自己的良知而不是國家的命令來崇拜。他們關心的是，根據新約聖經的教導，教會應該是怎樣的，並以此來量度「建制的教會」。
在這時期分離主義者很少被嚴刑迫害，多是首先入獄監禁，如果拒絕回到「建制的教會」則會被流放他鄉。伊莉莎白離世之後，蘇格蘭的詹姆斯六世（James VI of Scotland）於一六○三年出任英格蘭君主而為詹姆斯一世，許多分離主義者為了尋求包容╱寬容（toleration）而暫時甚至永遠離開英格蘭遠赴荷蘭。其中一位為約翰羅賓遜（John Robinson），後來他的許多會友坐上了五月花號前往北美洲殖民地麻省（Massachusetts），成了「朝聖的父輩」（pilgrim fathers）。他加入了兩個在荷蘭林肯（Lincoln）西北部彼此相連的分離主義者的會眾群體，後來繼任其中一個會眾群體的牧師職位，而另一個會眾群體的牧師及長老分別是史邁德（John Smyth）和赫維爾（Thomas Helwys），他們兩人就是後來的浸會運動的奠基者。（Stephen R. Holmes, Baptist Theology, 14-15）
在伊莉莎白的時代，宗教的齊一化（religious uniformity）被視為是好的，因為可以保存維護英格蘭的宗教、民族的和政治的身份。但這卻涉及教會與國家的緊密交織。事實上，從亨利八世（Henry VIII）取代教宗的角色而為英國聖公會的元首開始，英格蘭之中的教會與國家就已經是彼此交織在一起的實體，而不再是兩個互有分別的領域。那些想要回到羅馬天主教或是朝向徹底清教徒主義而威脅齊一化的，就會同時被嚴肅地視為政治上與宗教上的異見者來對待。（Nigel G. Wright, Free Church, Free State: The Postitive Baptist Vision, 209-210）因此，分離主義運動同時是一個政治與宗教的運動，而隨之而來的浸信會運動也同樣是一個政治與宗教的運動。
三、浸信會：宗教自由而非宗教包容／寬容
浸信會運動的起源歷史，簡單來說，是一段橫跨英格蘭本土與英格蘭在北美洲的殖民地的歷史，超越兩個世紀，涉及的是把「信徒的浸禮」（believer's baptism）引進。這一段的歷史經歷讓他們看見由法律所建立的宗教本身所內含的邪惡，以及法律的不平等讓某些宗教得益、某些宗教卻受罰。在這段歷史之中，浸信會沒有採取聖公會、長老會與公理會在一五五○至一七七○年之間呼喊、爭取包容╱寬容他們的手法，因為他們中間某一宗派得享政府的支持，就堅持所有宗派都以他們的體制為標準進行合模與齊一。這就是浸信會所看見的邪惡與矛盾。
浸信會（以及貴格會〔Quakers〕）總是在宗教的「外邊」，英格蘭浸信會的牧者從不認識國家教會的牧者是甚麼意思。浸信會因不願齊一化而被國家教會置於不友善的一邊，讓他們看見國家、政府的接受、支持，並不能解決所有國家教會本身所具有的基本缺陷，就是上述所講的以自身為標準而要求其他宗派的教會合模、齊一。這些經歷也讓浸信會看見建制教會或國家教會跟新約的教導完全相反。（Wamble, “Baptist Contributions to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3-4）
事實上，內在於分離主義運動或異見者運動（The Dissenting movement）也緩慢地醒覺這種情況：很多時異見者也想他們自己服事的宗教得到自由，以致可以用真理與上帝的名，否定對其他宗教施予自由，因為在他們看來其他宗教都是錯誤的。後來的左翼異見者運動逐漸走上後來被稱為「徹底包容╱寬容主義」（radical tolerationism）的道路，就是米爾頓（John Milton）與威廉斯（Roger Williams）所倡議的：所有宗教都享有良知的自由（liberty of conscience），脅迫永不可以用在推進真正宗教的事情上。「徹底包容╱寬容主義」所看見的包容╱寬容，是敬虔的一個面相，並且懷疑若不通過內在的轉化，真正的行為轉化是否可能，而認為「不是倚靠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靈方能成事」（亞四6）。這些呼喚完全的宗教自由就成了英語世界之中浸信會先鋒的前身。一六一二年在英格蘭創立第一所浸信會教會的赫維爾就寫道：
對人來說，有關上帝的宗教，是上帝與人之間的事情，君王不應代宗教回答任何事情，他也不能是上帝與人之間的審判官。就讓異教徒、土耳其人、猶太人或其他甚麼人，成為異教徒、土耳其人、猶太人或其他甚麼人，很清楚，最終，我們不能使用地上的權力來懲罰他們。（Wright, Free Church, Free State, 209-210）
四、神學基礎：基督是主底下的自由
浸信會在十七世紀的英格蘭，作為異見者，拒絕被國家所規定的基督教生活與崇拜所模合，實在離叛國不遠。但是從開始浸信會就不是只為自己追尋宗教自由，而是為了所有宗派、所有宗教甚至所有人。只是他們這樣不懼怕國家迫害苦待，卻是出於基督的絕對主權；上帝的主權保護子民的信仰自由。由此而引伸出怎樣的教會與國家關係方才是合適的，並批判一切形式的國家高於教會的主張（erastianism）。（Brian Haymes, Ruth Gouldbourne and Authony R. Cross, On Being the Church: Revisioning Baptist Identity, 54-55）
浸信會的獨特信仰、視像（vision），從開始就被良知自由與宗教自由的確信所塑造，並且論證這不只是浸信會或基督徒特有的，也是所有群體享有的。英格蘭第一所浸信會創立人赫維爾劃清君主的宗教權力的寫作（他為此而入獄並受死）：《有關邪惡之謎的簡短宣言》（A Short Declaration of the Mystery of Iniquity），透過威廉斯等人而對北美洲殖民地的宗教自由奮鬥，有著重大強烈的影響。但是我們不應把宗教自由建基於人類／人性論的觀點，變成是因為人的自由所以應該享有宗教自由。這裡面的基礎是神學的，即基督的統治並由此而言及終極地乃是上帝的主權。這種神學根源在一份也許是第一份要求良知自由與「教會與國家分離」的信仰認信文（1612-14），可以清楚看見；這份認信文是由史邁德的會眾群體所訂立的，其中第八十四條這樣寫道：
法官不能以其職權插手宗教或良知等事情，不能強迫及強制人參加這個或那個形式的宗教或教義，而是讓基督宗教自由、讓每個人有良知自由，並只處理公民犯罪的事情（羅十三）：人對人的傷害及所作的錯事，包括謀殺、姦淫、偷盗等，因為只有基督是君王，以及教會及良知的律法賜予者（雅四12）。
因為上帝在基督裡與這群信徒立約，所以這個地方教會就擁有一切的特權或「聖約的印記」（seals of the covenant）。因此，任何外在的人的權力都不能在「宗教及良知」的事情上強迫這個群體接受，無論這「人的權力」是教會的或是公民的。但是這個群體有自由去為自己辨識基督的心意，好安排自己的生活。復活基督的管治，在這個會眾群體之內，是最基本的，並把一切人所宣稱的權柄相對化。基督的管治不單塑造我們對基督教事工與教會政府／政體的了解，更不可避免地對廣大社會的政治有所作用。因為立約群體的自由不是建立在其自己而是上帝的管治，而這必須延伸至所有人，因為他們都是活在創造主的主權底下。（Paul S. Fiddes, Tracks and Traces: Baptist Identity in Church and Theology, 260-261）
浸信會肯定地是從神學的立場上反對君主為教會的元首、國家任命主教或教會神職人員，因為這是對基督在教會之中的主權的侮辱。這是為甚麼浸信會經常引用蘇格蘭宗教改革家諾克斯（John Knox）的名言：基督乃「救贖者的至高權柄」（The Crown Rights of the Redeemer）。（“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A Dictionary of European Baptist Life and Thought, 458）因為若果上帝在基督裡直接與每一個個體接觸，所以任何人想要主導或控制另一個人的良知，就是直接、規定、干預本應單單屬於上帝的領域，或者更準確地說，干預了那上帝已經只交付給基督的領域，因而盜用了「救贖者的至高權柄」。（Holmes, Baptist Theology, 119）
五、教會：對國家保持批判的距離
異見者視教會與國家在原則上乃不可共量的（incommensurate），因而拒絕教會與國家聯合的看法。這兩者其實代表不同的權力。國家的權力是脅迫的而教會的權力則是勸說的。教會自身並非無瑕疵的，她也有份一切人類組織結構的墮落，但她卻至少是上帝在聖靈的能力之中呼召出來朝向上帝國度的群體，而這上帝國度並非這個世界。教會生活的方式是追隨被釘的彌賽亞，而不是這個世界。但這並非表示國家沒有必要，它的存在具有維繫秩序與保存社會的功能，但它是根據別的原則（脅迫）來作用的，而不是教會所根據的原則（勸說），所以教會需要跟國家保持批判的距離，避免教會的生活方式出現妥協的情況。
在基督乃是「救贖者的至高權柄」的確信底下，異見者採取「分離邏輯」（disjunctive logic）而不是「聯合邏輯」（conjunctive logic）。在歷史之中，聯合的邏輯是：一位上帝，所以相應地一位教宗，以及一位君主。分離邏輯因為只以上主為君王，再沒有其他君王，所以會對地上君王的合法性提出疑問；上主並沒有對手，天上地下的都屬於基督。異見者可以同意上帝為了保存秩序而使用國家，但不能因此而把國家變成教會的伙伴，是上帝對受造世界的心意。因為國家只是有限的此世的實在，但又恆常傾向高抬自己，把自己變成偶像，所以教會只能承認、尊重及正面地幫助國家履行其角色，而同時需要看守、批評，甚至有時抵抗，因為國家，是墮落的權勢，具有脅迫的潛力，而最大的困難是，它並不思想上帝的事，並不尋求上帝國度對它的塑造與形塑。
「教會與國家分離」的確信，是為了讓教會保持批判的距離，好能忠於上帝對自己的呼召與身份，不至過度介入國家。然而，這並不表示教會與社會分離。教會可以全然投身社會，盡力去服事與塑造社會，但是必須注意國家是社會存在的強硬邊角（hard edge），獨有地使用脅迫力量去處理並對抗失序與無政府狀態。在這樣的情況下，教會作為教會是不適宜跟國家合作的，因為教會必須維持她那清晰的召命而不能混淆。不過，個別的基督徒乃是公民，自然可以以公民身份參與國家事務，包括立法、執法或是行政等工作，把基督教的看法帶著去，但卻不正式代表教會在這方面的努力。然而，基督徒跟其他每一位公民一樣，同樣需要為其在社會所作的殫精竭慮。教會在這裡則必須扎根於拿撒勒的耶穌而為其門徒，這無可避免地遠離流行價值或權力制度，而保持批判的距離讓教會自己維持一種殊異的與先知的邊角。事實上基督教信仰在根源上同時是宗教的與政治的異見運動。一方面它跟建制的宗教猶太教不同，因為它相信的彌賽亞已經在耶穌身上來到了。另一方面它在政治上異於其身處的羅馬帝國，因為它相信凱撒不是主，只有基督是主。（以上三段參Wright, Free Church, Free State, 210-214）
六、教會：在抽離中介入
在聖經之中沒有「國家」的字眼，但是在新約之中卻出現「執政的和掌權的」（principalities and powers）的字眼，用來指稱地上的統治者與權勢（林前二8；弗二2、三10、六12）。因此，我們基本上可以透過「掌權的」這些字眼來了解聖經特別是新約如何看待國家。基本上，「掌權的」可以同時被視為上帝所創造的但卻從它們被造的真正目的中墮落了而需要救贖，只是要等到上帝國度的最終來到方才完全被拯救過來。（Wright, Free Church, Free State, 229, 231）「掌權的」、國家就處於矛盾之中，而不可偏於一面來認識，強調「掌權的」的受造性而漠視其墮落，會變得天真而有可能被其奴役。重視其墮落而忽視其受造性會引致忽略它們可以行善的一面。然而，我們必須首先確認「掌權的」的墮落本性以及行善的能力受到嚴重的虧損。（Wright, Free Church, Free State, 232）
在這樣的了解底下，教會跟「掌權的」、國家抽離，可以是介入的一種方式：讓教會被釋放出來，而因著權勢、國家是被造的並需要拯救性的更新，因此教會就可以尋找各種方式去介入社會之中。
1. 忠誠地成為教會：忠於教會自身的使命並活出和展現本身的價值觀，而貢獻公共領域。國家需要透過教會的見證來重新正確地了解那業已扭曲的公義、和平和自由。
2. 建設性地參與社會秩序與社會的居間結構：在教會與國家的「居間結構」如公民社會和文化，可以提供空間給人類的志願組織參與政府和市場，而可較少地以脅迫的方式運作，從而把教會所持守和活出的價值轉換成廣大社群的價值，發展出道德共識與踐行，以致最終立法。
3. 政治參與：政府的權勢可以塑造社會而產生拯救性轉變，但只能是以重生的方式而不是強力的方式。教會的信徒可以以個體的方式參與政治的過程而對政府產生影響。基督徒個體在社會各個政治層面可以佔有某些位置而在其位置之中發揮作用，但並不表示要獲取足以扭轉的權勢，卻是恰當地使用上帝賜予的能力和機會。基督徒個體的介入可以分為消極和積極兩方面。消極的是抗衡腐敗與傷害，積極的是促進美好的。教會跟權勢、國家的批判性距離是防範其墮落的一面，基督徒個體的參與是為了促進其美好的一面。（Wright, Free Church, Free State, 243-245）
（作者為香港浸信會神學院基督教思想〔神學及文化〕教授。本文為作者於十二月九日在香港基督徒學會主辦「在地若天：教會與政府關係之神學篇」第二講的講稿。）
（http://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6.12.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