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鬧劇一樣的美國總統大選終於結束了，塵埃落定。是次最出位的民主黨政論者是著名富爭議性記錄片導演摩爾（Michael Moore）與黑人神學家韋斯特 （Cornel West）。摩爾在本年七月發表網文〈特朗普會勝出的五大理由〉，其中一點是「希拉莉的問題」，他說的我們最大的問題不是特朗普，是希拉莉。到了大選後第二天，他再發表五樣必做的事，包括要奪取民主黨的控制權，並開除所有民意專家與政治分析人員。神學家韋斯特的文章題為〈美國靈性燈火熄滅式的意識喪失〉，他指摘美國兩黨被貪婪的精英名流所操控，充斥了不羈的慾望和普遍的無知。結果會引致腐敗和黑箱作業的強人政治。這些都是柏拉圖《理想國》中所示警的。
今天的亞洲是抗命與反霸的大地，遙望美國自然有複雜的感受。台灣的知識份子至今仍然以人權作為首要的關注，這是台灣轉型正義時期的引伸課題，而抗爭中的香港是以自由、民主與民生為關注重點。因此很難期望大家會對美國的內爭有很大興趣。在今天全球化的世界，最教人矚目的是形形式式本土主義的崛起，早期的本土主義往往是始於排外情緒，但今天我們卻看見全球化視野與本土運動的奇異結合，像香港的佔中運動與其他地區的民運的交流。香港人關注美國局勢的另一切入點是對國家主義的反思。美國共和黨與民主黨每四年的交鋒是現代世界最猛烈對國家體制的反思，當中涉及聯邦與州權、三權的劇烈衝突、像利維坦式的大政府與個人人權，這些課題都可合宜地轉化為香港式的論政參考。例如，美國總統大選中的熱點是對憲法的爭議，這正正是目前香港釋法危機的要點。美國憲法常被視為一本超穩定的文本，卻要每四年經歷一種近似「釋法」的危機；相反地，香港的《基本法》看似是一本愈來愈脆弱的法律文本，卻需要在風雨飄搖中尋覓其穩定性。此種對辯證式憲法的想像，例子之一便是朱凱廸曾經指出：《基本法》本身是一本妥協而沒有公義性的文本。
若要從神學角度來闡明美國政治的適切性，便要提及奧古斯丁的現實主義。若說羅馬書十三章「順服掌權者」的說法似乎指向一種接近君權神授的看法，那使徒行傳五章中彼得不順從人的抗爭便是指向君權民授的立場，而奧古斯丁的看法是此兩種見解外的第三種辯證立場。奧古斯丁曾說：沒有了正義，王國豈不就是一大群強盜？許多學者均認為他的原義不是說國家會像強盜，而是最顛覆地說：國家與強盜同質。這不是無政府主義，也不是說要盲目地抹黑人間一切的體制。奧古斯丁在《上帝之城》要做的是後世霍布斯的政權除神話化。他甚至要將政權與公義觀來脫勾，從而指向我們既活在人間地上之城，卻又嚮往上帝之城的痛苦張力。
因此美國基督徒經常會將美國歷史來神話化，更將美國政治來神學化，這些從亞洲角度來看，是教人大惑不解，甚至是噁心的。但此看似政教合一的言論因著有強大的現實主義的框架，加上傳統教會敬虔的教導，絕不是將政治人物來神化，也不是以總統為救世主，反而因著源於清教徒法對現世的厭惡，是將掌權者貶抑至接近希律王或彼拉多的位置，終身受聖經故事的制裁。
最後是一些選後的量化分析，大家可以在報上看見，今次特朗普與希拉莉二人的投票群，並沒有顯著的社會背境的差異：特朗普票源的教育程度為大學畢業的中層階級，與希拉莉一樣。而希拉莉敗選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她失去了接近一百萬黑裔票，而拉丁裔與新生代的投票率都遠遜上屆。兩黨都有大約百份之十的選民越界投對手，表明美國雖然有對立或撕裂，但這與香港及台灣的處境不同。美國總統奧巴馬與希拉利都在選後公開發言，保證政權順利之移交，此種務實之精神一直貫穿美國歷史，亦是源於奧古斯丁與尼布爾的務實精神。作為華人，也是美國公民，我們一方面為不完美之美國感恩，但亦一生帶著羅九3的情意結，為我們骨肉之親的福音與信仰自由而哀傷。我們必定切切關心香港，經常為香港禱告。
（作者為美國西雅圖大學神學系副教授。標題為編者所擬。）
（http://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6.1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