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從人大常委掀起釋法風暴，好幾個宗派的信徒，紛紛以「某宗派人」（循道衛理人、信義人、宣道人、浸信會人、聖公會人、平安福音堂人）名義，發起聯署並表達對「反釋法」的看法與立場。隨後，個別宗派的領導層表達了對有關現象的關注，並作回應與澄清。其中焦點之一，在於憂慮此政治表態會令宗派之名受牽連，違反政教分離，或政治中立的原則。同時，也有信徒憂慮，自己因此而「被代表」了，擔心持不同立場信徒為免「被騎劫」起來各抒己見，結果導致信徒群體的對立局面。
政教分離與政治中立
宗教組織在公共社會的角色，一直是備受關注的課題。其中，「政教分離」與「政治中立」更是常涉及的概念。「政教分離」的中文表述，常常令人誤會，因為「政」「教」兩字均具有廣義及狹義的意思。前者泛指政治（politics）、宗教（religion）；後者則指政府（government）、宗教團體（church or religious body）。因此，政教分離企圖為雙方設定的分界線，主要是政府與宗教團體間的分離（separation of state and church），即雙方在權力及組織上互不隸屬、互不干涉，並非泛指政治與宗教（separation of politics and religion）的分離。
那麼，宗教團體與政治之間的關係又該如何處理？「政治中立」（political neutrality）是否合適的定位？所謂「政治中立」，指在政治行為上的中立，不受自身政治立場所左右。較常見是應用於政府公務人員，須恪守「政治中立」原則，不偏向任何政治黨派，專業及獨立地執行職務。當宗教團體使用「政治中立」時，應指宗教組織以「中立」或「超越政見」為名，不就政治議題表態，或參與政治或社會行動。這裡所指的「政治中立」，可能是指避免就政治立場表態的計算（例如在國共內戰時，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曾發表公開信，指出教會的立場是「宗教的而不是政治的」，教會不與任何政治黨派合流）；亦可指在個人信仰的「避世」「出世」心態主導下的「不問政治」或「超政治」（non-political, apolitical）。
容不下中立的社會
那麼，「政治中立」或「不問政治」是否可能？這又是否宗教團體應該奉為圭臬的最高原則？這又端在行動者到底身處怎樣的社會或政治體制。在一個自由開放社會，由於尊重自主與多元，並在法律上保障了言論自由、表達自由等公民權利。因此，不同宗教團體是否及如何行使其宗教使命與政治權利（political rights）來表達意見，及參與社會行動，既須按其對教義與信仰的理解，同時又應按該組織的體制（polity）及規章制度來處理。誠然，在多元化的社會內，任何表述與選擇，均可能會引發內部爭議或外界批評。因此，有宗教團體在表達立場時，或會避免由代表全體教會的最高權力架構作表態，而是容許屬下的小組或委員會（如社關小組），按既定程序討論及表達立場。是次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便是由神學牧職部社會關注小組發表聲明。如此，有關聲明只是代表有關小組立場，而非全體教會，避免產生「你不代表我」、「被代表」的問題。
相反，在一個相對封閉的威權（甚或專政）體制，權力高度一元化，集中於政治主體（執政黨）。這種一元化，往往以犧牲及摧毀公民社會（組織）的自主性為代價。這同時是個「泛政治化」的社會（politicalized society），政治（正確）及意識形態因素滲透到不同領域，強力介入及干預了各種決定，並以「大是大非」為名，成為宰制力量，要求社會不同領域（包括宗教）共同配合，支持政府。正因為泛政治化的一元社會需要全方位的社會動員（social mobilization），為政府的政策與行動賦予輿論及群眾基礎的合法性。因此，任何組織與個人，標榜「政治中立」或「不問政治」，便會動輒被當權者視為「不順服」、違反「一元」的異類，並因而要承擔政治罪名，負上政治責任與代價。在中共建國後，基督教屬靈派的「超政治」受到嚴厲的政治批判與控訴，便是最好的例子。後來王明道以「信仰不同」為理由拒絕參與黨國推動的基督教三自愛國組織，結果便受到政治清算，以「反革命」罪名被捕。一位畢生奉行「非政治」的基要派人士，竟然被中共以最政治的方式清算，這正好應驗了俗語所言：「你想遠離政治，但政治卻主動找上你」，「泛政治化」社會的悲衷，莫過於此。
「宗派人」……可以嗎？
這樣看來，若有某宗派的信徒，自發地以「宗派人」的名義發起聯署，或表達對某些議題的關注；應持平常心，將之理解為開放及自由社會內挺自然的事情。正因為這群信徒知道自己並非該宗派體制的正式代表（視乎不同教制），為免僭越宗派組織之名，故以「宗派人」名義行事。或曰，為何要打出「宗派」的名稱？這是否恰當之舉？其實，以「宗派人」的名義行事，正是表達了他們對所屬「宗派」身分的認同。或許他們亦明白，有關表述與訴求，並不能代表所屬宗派與信仰傳統的主流意見（「政治中立」）。故此，其表達毋寧是一種在既有主流傳統內的另類表述，認同及支持與否，完全按信徒個人的選擇。這種「個人」與「自發」的行為，不應視為對整個宗派的「騎劫」，也沒有「代表」全部信徒的企圖；而是從承認宗派內部的多元性出發的表述與訴求。若因此擔心影響了宗派奉行的「政治中立」（不問政治）形象，其實是混淆了宗教團體（宗派）與信仰群體成員（宗派人）兩者。在多元開放的社會，多元的訴求與表述，不存在著「挾持」「騎劫」或「被代表」的問題。
或者，教會領導擔心信徒間存在的不同政治立場，因此，希望站在「中立」或「不問政治」的立場，避免出現內部的分化、矛盾甚至撕裂。其實，教會本身就是社會的縮影，迴避問題不等於問題不存在。信仰群體內部，對於自身傳統與身分有所重視，又願意反省天國人與地上公民的雙重身分，甚至是教會的責任與使命，教會領導層應以正常心及正面的態度回應，開放平台及空間容許信仰群體作討論與反省，不同立場或許會呈現張力，但這未嘗不是讓信徒學習面對異見的功課，甚至是在思辯與反省後，成為更新信仰傳統的一個契機。同時，信徒也因此種反省，得以強化對自身信仰傳統的認同與歸屬感。
尊重差異，珍惜自由
著名的英國政治思想學者柏林（Isaiah Berlin）曾提出「積極自由」（positive liberty）及「消極自由」（negative liberty）的概念。消極自由是不受他人干涉的自由（freedom from），如免於恐懼的自由。積極自由則是人在「主動」意義上的自由，這種自由是「去做……的自由」（freedom to）。今天，我們在珍惜香港社會的言論自由與表達自由的時候，也切身感受到此等自由所受的威脅。「泛政治化」之風正在侵蝕我們的核心價值，「大是大非」問題既是威脅著積極自由的實踐，同時也是形成對消極自由（免於恐懼？）的限制。在社會仍然容許自由表達的時候，「中立」會否成為逃避的藉口？一旦陷落在全面政治化的日子，又無法不放下「中立」，為當權者背書。令人感到憂心的是，香港似乎愈來愈步向這種「一元化」的方向，成為只容許一種政治正確聲音與立場的「和諧社會」。基督教會與信徒要成為這種「和諧社會」的附和者嗎？
宗教自由、言論自由、表達自由作為公民社會的核心價值，也是捍衛公民基本權利的基礎，宗教團體確須持守「政教分離」（separation of state and church）的原則，避免讓政治權力干預宗教信仰的表述及宗教團體的決策。同時，教會亦應積極思考其在公共領域的角色，即或奉行「政治中立」的原則，也應慎思明辨，並在信仰群體中容許多元表述，提供空間鼓勵信徒對不同問題作探索與表述，毋懼面對不同立場的張力與恐懼，消極地避免讓信仰群體流於自我封閉，積極地成為實踐尊重及包容差異的公民共同體。
（原載作者Facebook）
（http://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6.1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