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們聽過有這樣的吩咐：『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可是我告訴你們，不要與惡人對抗，有人打你的右臉，把另一邊也轉過來讓他打。」（太五38-39，《新譯本》，下同）
「你們聽過有這樣的吩咐：當愛你的鄰舍，恨你的仇敵。可是我告訴你們，當愛你們的仇敵，為迫害你們的祈禱。」（太五43-44）
山上寶訓中有關愛仇敵和不對抗惡人的教導，二千年來從解釋到應用都頗有爭議，對今天在香港的基督徒這教導有甚麼意思？關心香港政局發展的基督徒不時有這個疑問。德國神學家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的觀點，以及他在納粹統治及二次大戰時的經歷，有助我們思考這課題。
對於對待仇敵的不同解讀
對初期教會的猶太信徒來說，惡人是迫害他們的猶太會堂和羅馬政權。不對抗的字面意思就是遷徙避難或下獄殉道。愛仇敵的字面意思就是為逼迫者禱告，以善報惡，用愛感化仇敵及世人。葉約翰博士（編按：John Yieh；美國維吉尼亞神學院新約學教授）認為，這不單忠於耶穌的言教身教，亦包含處世智慧，避免無謂犧牲（詳見《〈山上寶訓〉新解：新盟約 ＋ 效應史》）。張祥志（編按：香港神學院聖經科專任講師）則認為，這是以主動的行為突顯對方的不義，作為對不義的控訴，與舊約聖經教導的「對等公義」（retributive Justice）並無矛盾，耶穌並非要廢去律法的公平準則。
畢德生牧師（編按：Eugene H. Peterson；退休美國聖經學者，曾為加拿大維真神學院教授）則解釋說，這是第三條路。（參”The Jesus Way”一書）這條寧願犧牲自己，也不用暴力抵抗惡人的路，有別於猶太社會的兩條主流道路，一條是順服羅馬君主和分封王希律，像大祭司該亞法那樣與權力來源來充份合作，換取有限度自治及繁榮安定；另一條是參與愛國熱血人士組成的奮銳黨，策動群眾革命，謀求推翻殖民統治重建猶太國。
到了基督信仰成為羅馬國教後，不對抗惡人產生了新的實際問題，教會如何看待政權使用暴力？司法刑罰或許還可用羅馬書十三章的賞善罰惡論支撐，戰爭卻找不到明確授權，奧古斯丁的「公義戰爭」理論因而成為天主教會的主流思想。
改教運動時期，馬丁路德提出「兩個國度」理論，教會這一國度要愛仇敵不抵抗惡人以實現慈愛，國家那一國度則可對內對外行使權力以維持公義，兩個國度都有上帝授權，就像上帝的左手和右手。這個理論表面上兼顧了基督教國家既要遵行耶穌的倫理標準，又要顧及維持政權有效運作的現實。
不論是「公義戰爭」抑「兩個國度」，到了二十世紀都備受質疑，從理論到實踐都變得困難重重。
斯托得牧師（編按：John Stott；已故英國著名福音派神學家）對「公義戰爭」這傳統的理解，包括三條基本準則，一是動武的原因必須是正義的，屬防衛性而非侵略性，是為了維護公義與人權；二是所用武力必須是有限度的，意思是具針對性而非濫殺無辜，以及具相稱性而非過分殺傷；三是結果是可預期的，有合理勝算而非盲目犧牲。（”Issues Facing Christians Today”） 斯托得認為，現代武器發展令相稱武力變得跡近不可能，濫殺無辜幾乎無可避免，公義戰爭愈來愈難以成立，核武、生化武器尤其如此。
法國社會學家兼神學家依路（Jacques Ellul）在”Violence”一書中指出，享負盛名的德國神學家巴特（Karl Barth）只認同一條戰爭原則，即一切維持和平的努力都失敗了，為了避免國家滅亡，一個國家可把戰爭作為最後選擇。依路批評說，把戰爭選項留到最後未必是以武止戰的明智做法，英法俄諸國如在希特拉和穆索里尼未站穩陣腳時介入，反而有可能避過世界大戰。他認為暴力無分合法非法公義不義，都屬於「必要之惡」，既不需亦不能以基督教義來合理化暴力。
依路的質疑不無道理，聯合國太遲介入中非和巴爾幹半島的種族衝突，釀成慘絕人寰的種族滅絕罪行，廣為世人詬病。然而，正義戰爭理論（或稱為武力衝突中的公義原則）仍有其必要性，否則，像北約空襲炸毀無國界醫生院舍，或關塔那摩基地的美軍以酷刑訊問戰俘，在反恐的大旗下便可橫行無忌，審訊國際戰爭罪行便會失去道德和神學基礎。
潘霍華的不抵抗論
至於不抵抗惡人這教訓，斯托得牧師的詮譯承接傳統，較為照顧實際。他把不抵抗惡人解釋為不報復，不以惡還惡，但可以抵抗，像耶穌質疑大祭司或保羅當面對抗彼得。他不接受兩個國度論，認為剝奪了基督對世界的主權，但他接受信徒若作為政府人員，有責任履行公權力，包括警察用武力執法，法官判罪犯坐牢，以及軍人在正義戰爭中殺敵。為了避免令人誤會基督徒總是無條件支持政權，包括壓迫人民的獨裁者，他特地指出，政權若賞善罰惡，就是上帝的僕人（羅馬書十三章），若濫害無辜，就是撒但的惡獸（啟示錄十三章）。（John Stott, "The Message Of The Sermon On The Mount"）
德國神學家潘霍華在《追隨基督》一書中，大力批判馬丁路德的兩個國度論。他指出，一個基督徒可以同時是父親、教會牧師、政府人員，擁有多重身份，遭遇暴力時無法區別應按哪一個國度的法則行事，而且基督是全地的主，並非只是教會的主。他知道登山寶訓不可能作為世俗社會的倫理準則，他亦承認地上國家團體有必要以暴力對抗暴力來維護己命，以免上帝保存和延續世界的慈命落空，但他仍堅持追隨基督的一眾門徒，必須恪守愛仇敵和不對抗惡人的教導，這是追隨基督者特有的權利和義務。
潘霍華說：「克服邪惡的唯一方法，乃是聽任其自然止息，使它找不到所盼望的抵抗。因為抵抗只能產生更大的邪惡，有如火上添油而已。」「基督徒甘願放棄自衛，就表明他絕對依附耶穌。」「門徒受到不義所攻擊，這種事實更使他絕不該抵抗，乃只可讓其得逞，並藉著容忍惡人以將邪惡克服過來。甘心受苦是強過邪惡的，因為這等於是置邪惡於死地。」「十架是不抵抗教訓唯一的證明。因為唯有十架才能燃起勝過邪惡的信心，使人可以遵守那種教訓。也唯有這樣的順服，才得著分享基督底勝利與痛苦的應許。基督所受的苦，表明上帝的愛勝過了邪惡的權勢，因此這是基督徒順從的唯一根基」。（《追隨基督》第124-127頁）
潘霍華對耶穌不抵抗惡人的教訓如此理解，跟斯托得相比是「去得好盡」，接近完全的和平主義者，我們難免會問，這看法會否不切實際？並且，我們該如何理解潘霍華從近乎絕對和平主義，千方百計逃避參軍，到主動參與地下運動，當雙重間諜，支持暗殺希特拉？這與他原來的基督徒倫理觀沒有牴觸嗎？他後來是否改變了立場？
相信潘霍華曾支持暗殺希特拉的證據
對於任何情況下都不抵抗可能不切現實，反招無謂犧牲，潘霍華是明白的，他不是隨便犧牲自己的人。一九四一年六月，當法國投降，德國洗脫一次世界大戰失敗恥辱時，潘霍華和摯友艾伯格剛好在普魯士東部（今立陶苑）一個海濱小鎮，鎮上擁護納粹的青年狂歡慶祝，國民都以向元首致敬手勢表達祝賀，艾伯格遲疑不願向希特拉致敬，潘霍華卻主動做，並提醒他勿為這小事惹起蓋世太保懷疑以致壞了大事。艾伯格事後回想，潘霍華應該在那時已下定決心，參與尋求推翻希特拉的地下運動。潘霍華並不懼怕犧牲，如果他確信是上帝的旨意，他願意付出生命，這從他放棄在美國避難，主動坐戰爭爆發前最後一班船回德國可以看見。一個不怕死並矢志追隨基督的人，的確有條件談愛仇敵和不抵抗。
研究潘霍華的年青學者李文耀博士（編按：建道神學院神學系助理教授）在《為他者的存有》一書中，駁斥李駿康博士（編按：香港中文大學通識教育基礎課程講師）的觀點，指沒有確切證據證明潘霍華的確參與了暗殺希特拉的計劃，嘗試為潘霍華開脫（《為他者的存有》，第276頁）。我很欣賞李文耀的嘗試，但我相信潘霍華確實有參與，最主要的理由是Metaxas寫的傳記提供了可信的證據。第387頁記載，潘霍華寫了一個很長的備忘錄給英國政府高層，游說邱吉爾支持德國的反納粹地下運動，同意在德國戰敗後善待反納粹人士，讓他們把德國重建為基督教國家，並指若缺乏盟軍明確支持，會令參與運動的人更難策動政變推翻希特拉。第388頁更說，在一九四一年九月，在姐夫杜南毅（Hansvon Dohnanyi）家中，他明確表示如有需要他願意殺死希特拉，但他要先脫離認信教會，以免事敗牽連他人。（詳見Eric Metaxas, "Bonhoeffer, Pastor, Martyr, Prophet, Spy"）這本傳記和艾伯格寫的《潘霍華傳》基調相同，艾伯格把潘霍華對納粹政權的態度分為五個階段，前兩個是知悉有人謀反並默許，第三階段是積極配合推翻希特拉政權，入獄後的兩個階段是隱瞞計謀和接受命運（Dietrich Bonhoeffer A Biography, Bethge; Chapters 11, 12）。
分析潘霍華的心理：絕境下的非常舉措
潘霍華為甚麼會同意暗殺希特拉？我們需要明白，潘霍華的倫理觀，並不是一套抽象的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固定準則，而是尋求並絕對服從上帝的旨意。他很可能認為刺殺希特拉符合神的旨意，他在書信中曾留下線索，指若有人看到一個瘋子開車輾斃許多無辜途人，是否該抓住（或卡住）車的輪子以阻止更多人遇害？他亦可能認為，這事沒有違背神的旨意，但不能確知神是否屬意由他們來做，因此不知道會否成功，屬於人的自由判斷，基督徒只能本著良知作出最佳的判斷，然後交由上帝審判對錯，藉賴耶穌基督的恩典憑信心而活。無論是哪一種情況，都是極不尋常的，是目睹極端邪惡覆蓋所有抉擇，千百萬人無辜死亡的絕境下的非常舉措，否則一個篤信愛仇敵和不抵抗惡人的學者不可能走到這一步。
我們必須明白，三十年代末德國基督徒處於怎樣抉擇都避不開巨大邪惡的極端兩難處境，以被召入伍當兵為例，潘霍華在芬根瓦地下神學院的學生大部分被徵召入伍，拒絕應召服兵役是死罪，會被通緝和處決，應召上戰場也多數戰死，還要屠殺大量無辜的敵方平民或戰俘。基督徒若「潔身自愛」，聽由希特拉前進勝利，將意味忠於基督的認信教會被消滅，以及歐洲全體猶太人被滅絕；為了結束戰爭和屠殺，冒險去推翻希特拉政權，則意味德國將戰敗，任由英法美俄列強宰割。潘霍華的抉擇是在這樣的處境下作出的，而且他從不慫恿他的學生參與地下運動或拒服兵役，而是要求他們尋求和坦然接受神的召命，包括戰死沙場。
在一九四四年七月廿一日，潘霍華在獄中得悉行刺希特拉的行動失敗，他和許多參與了暗殺計劃的親人和好友將被處決，一切希望似乎都失去了，他寫信給摯友艾伯格說：「這就是我說的現世的意義：即負起生命的一切責任與困難、成功與失敗、一切經驗與無可奈何之事。就在這樣的生命中，我們才把自己無條件地交在上帝手裡，參與祂在世上的苦難，與基督在客西馬尼園一同儆醒……因此我感激並滿意於我的過去和現在。」（參《獄中書簡》）艾伯格當時沒有想到，潘霍華怎麼會對「現在」感激和滿意，多年後才明白，因為暗殺行動向世人表明了，他和同道者是站在被迫害的一方，毋須再背負協助施暴者的罪咎。（參"Dietrich Bonhoeffer: The Life of a Modern Martyr"）
今天，如果有香港信徒嘗試以潘霍華也參與地下運動刺殺希特拉，來支持基督徒在社會運動中使用暴力，恐怕是根本不理解潘霍華思想和他的特殊處境。
以詩篇裝備學生面對暴力
潘霍華如何裝備他的神學生面對納粹政權帶來的殘酷戰爭和無處不在的制度暴力？他在一九三五至三七年在芬根瓦地下神學院設計了一套獨特的神學課程和集體生活模式，要求過去只懂神學教義和理性析經的神學生每早花三十分鐘按指定章節默想聖經，多數是詩篇的經文，用一整個星期來默想同一小段，週末則集體默想，分享心得。群體生活方面，潘霍華要求他們嚴守紀律，每天固定時間祈禱、唱詩敬拜，彼此認罪，相互代求，黃昏則有自由的娛樂時間，可以打乒乓球、彈琴、合唱，到海濱暢泳或散步等，週末則到附近村莊去宣講和服侍。
被徵召服役的神學生後來在戰場上寫信給潘霍華，感謝他讓詩篇經文印在他們心上，成為戰場上最重要的禱告的憑據與動力，弟兄之間永不止息的相互記念則是他們最大的安慰和盼望。地下神學院被蓋世太保封掉之後，潘霍華放下一切雜務，用幾個星期時間寫成了《團契生活》（Life Together）一書，總結芬根瓦經驗，並視之為戰後德國教會復興的依據。對潘霍華來說，面對邪惡暴力的世界，信徒個人最重要的任務是忠誠地追隨基督，而信徒群體的最重要任務就是在神的話語的基礎上活出彼此相愛、服事他人的生命。
《團契生活》一書影響了許多人，包括泰澤發起人Brother Roger，他和幾個決心追隨基督過修道生活的弟兄在法國荒郊一起生活，每天三次禱告，又差派修院弟兄去不同國家與最貧窮的人一起生活，這個群體獲得天主教、基督教、東正教的共同尊敬，促成了跨宗教的靈修和對話，也成為了國際青年運動的重要基地，每年有大量青年人去泰澤「朝聖」，尋求心靈的提昇與超越。
潘霍華的《獄中書簡》，則深深影響了比他年輕的、當了三年戰俘的德國神學家莫特曼（Jürgen Moltmann），「唯有受苦的上帝能夠幫助」，開啟了莫特曼的「盼望神學」，鼓舞了全球千千萬萬在暴力逼迫下受苦的人。莫特曼指出，當神的兒子在十字架上，經歷被他的天父棄絕、承受垂死的痛苦時，與聖子心靈相連的天父也經歷了真實而強烈的痛苦，就是看著兒子受苦至死的痛楚，因此，上帝並不是沒有人類情感不會痛、不會受苦的神，而是能夠與一切受苦之人認同的神。並且，基督復活的事實，以及他會再來使一切死人復活並使受造萬物更新的應許，讓一切在苦難中的人看到戰勝死亡更新世界秩序的盼望，因而不甘於屈服受壓迫的現狀，因而有信心和勇氣尋求改變現狀。
受苦犧牲的非暴力道路
如何改變現狀？莫特曼比較推崇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的非暴力公民抗命，依路和盧雲亦然。潘霍華也推崇非暴力公民抗命，他很仰慕印度聖雄甘地，曾托人請求甘地讓他到印度「取經」，後來因戰爭爆發無法成行。當然，潘霍華處身的時代太過極端，甘地式抗命無法應用，只會全部被納粹政權關進集中營，但到了戰後的和平年代，在一些有基本民主或法治制度的國家，這種抗命模式卻大派用場，是典型的不抵抗惡人但公然反對惡政與暴力的行為。
六十年代歐洲，依路處於火紅的革命年代，打著反帝反殖反資旗幟的群眾革命席捲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不少基督徒和天主教徒基於同情窮苦基層或憧憬共產主義大同世界，加入了革命洪流，但依路目睹被壓迫者一旦掌權執政，便倒過來用暴力對付從前的建制人士，而許多同情群眾運動的基督徒竟然選擇性反對暴力，例如對法國殖民政府鎮壓阿爾及利亞革命軍口誅筆伐，對革命軍迫害殘殺少數民族和法國僑民卻視若無睹，令依路對以暴易暴徹底失望死心，走向「無政府主義」和絕對和平論，但他高度評價馬丁路德金以非暴力運動對抗種族暴力，並以身殉道。
而在六十年代美國，盧雲神父（Father Henri Nouwen）目睹中南美洲人民受軍事獨裁政權迫害，而這些軍閥竟然是獲得美國政府支持，以阻遏蘇聯共產陣營介入中南美，他也加入馬丁路德金領導的公民抗命遊行隊伍，從Selma行至阿拉巴馬州首府，數年後又出席了他的喪禮，與黑人民眾一起送棺材至墓地，他又看到核軍備競賽倒掉扶貧資源，越戰犧牲大量無辜生命，這一切都迫他離開耶魯哈佛的學術象牙塔，尋求與破碎者同行，最終把他引向黎明之家，在那裏照顧嚴重智障人士達十年之久。盧雲神父的《到和平之路》（"The Road To Peace"）披露了他如何結合個人靈性操練與投身和平運動，他相信祈禱和自省不是和平運動的熱身準備或事後反思，而是締造和平最重要的行動本身。
總結而言，耶穌基督的道路，既不是依附強權默許制度暴力之路，也不是流血革命以暴易暴之路，耶穌的路是以受苦犧牲的愛達成真正和平與公義的路，從第一世紀到現在，無數追隨耶穌的信徒走上了這條十字架道路，被嘲笑、侮辱、傷害，甚至被迫付出生命，走這條路需要莫大的勇氣，需要無條件的付出與犧牲。在每一個時代，都有基督徒基於自衛、戰爭或革命而不得不使用暴力，但就算是在這些極端和例外的情況裡，信徒仍然被要求面對耶穌基督的吩咐，仍然需要為自己的政治現實抉擇是否及如何符合信仰召命，真誠尋求上帝的旨意，包括尋求上帝的赦免與恩典，而非誇耀或鼓吹暴力。
（分題為本刊編者所擬。本文收錄於突破出版社二○一六年出版發行的《廢掉冤仇尋求和睦——天國子民復和的信仰踐行》。）
（http://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6.7.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