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香港的基督徒知識份子，面對的時代挑戰是甚麼？如何看待中國，肯定是其中一項挑戰，而且可能是最艱難的一項。中國這話題，從八十年代開始，就一直是影響香港政治和經濟發展的關鍵，最近兩年有不少重大爭議皆與此有關。以上月初的「六四」廿七周年如何悼念的爭議為例，支聯會受到不少大學的學生組織抨擊，指平反六四及建設民主中國等訴求，是綑綁了悼念死難者與關愛中國，變相向參與者灌輸認同中國或認同中國國民身份的觀念，猶如迫年青少女賣淫，他們高聲質問：中國這麼醜陋，我為何要愛她？更有年輕人誓言，今生來世都不做中國人。
我的國民身份尋索過程
我自覺是一個中國人，對這國民身份，從來沒有後悔，容許我說一點個人見證，解釋我的國民身份尋索經歷。小時候，我對中國的認識，主要來自中文故事書，包括古典文學如西遊記、水滸傳，也包括新派文學，如金庸的武俠小說，我喜歡中國的詩、詞、對聯和文字，響往神州大地的山河秀麗。中二那年暑假，我陪外祖母到廣州，首次踏足內地，坐火車和排隊過關便花了一整天，在街上找不到乾淨的厠所，去麵店食水餃要有糧票，馬路上只有單車少見汽車，病人需要的藥物得靠香港親戚帶上來，我親眼看見了大陸的貧窮落後，又從不同親友口中聽到，解放後在鄉下的親人如何遭受迫害。我認識到中國黑暗和殘暴的一面。
一九八三年秋天，我進入香港大學讀法律，香港前途問題鬧得沸沸揚揚，在國事學會的迎新營裡，我認識了一批國事舊人，他們替我惡補現代中國歷史，包括反右、大躍進、文革等，讓我進一步了解到現代中國的政治制度是如何封閉獨裁，經濟制度如何貧乏落後。那時，港大學生會寫了一封信，給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和中國總理趙紫陽，支持中國在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主權，港大內部有不少學生反對這立場，尤其我的法律學院師兄師姐，他們希望維持英國管治，這樣才能延續普通法制度。港大學生會於是召開全民大會，進行歷史性的表決，在大會上我和多數出席同學都投了支持回歸的票，主要是基於我們的良知對歷史的解讀，覺得應該反對鴉片戰爭，反對列強侵略，反對割地殖民。
一九八九年五月，我整天坐在電視機面前，看北京學運的新聞，當時我在倫敦唸法律碩士。到了六月初，看到坦克車開進天安門廣場，長安大街槍聲四起，大批學生和市民流血倒地，我很悲痛，很難過，覺得絕對不能讓學生的鮮血白流，必須為中國和為香港做一點事情。回到香港後，看見社會氣氛很動盪不安，外國使館門前排滿了申請移民的人，我不想躲在律師事務所裡看法律文件，跑了去當記者，想用文字去記錄香港回歸中國的歷程，作時代變遷的見證人，結果一做便做了二十多年。初時我並不明白，中國這麼黑暗落後，為何我還關心她，為何沒放棄她？後來我慢慢明白，讓我愛和認同的，是文化中國、歷史中國、地理中國、人文中國，不是政治中國或經濟中國。牽動我心的，是在困苦中的黎民百姓，像華東水災、汶川地震的災民，不是肚滿腸肥、財大氣粗的強國權貴。
雖然我選擇當中國人，選擇留在九七後的香港生活，選擇在中國治下爭取高度自治、港人治港，建設和捍衛香港的民主、自由、人權、法治，藉此維護港人的核心價值，並希望對中國長遠發展起一點示範作用；但與我同時代的人，有許多作了截然不同的選擇，他們選擇不信任中國，不認同做中國國民，不冒險留在香港特區，他們努力移民海外，做華裔加拿大人或澳洲人，拿了外國護照後才考慮回港常住賺錢，或者偶爾歸來旅遊探親。
年輕人的身份掙扎
既然我那一代人可以對中國有不同的取態，可以作出不同的國民身份選擇，如今這一代人當然也可以。事實上，一個人是否愛某個國家，是否願意與某個民族的命運相連，完全是發乎內心的，只能出於自願，半點不能勉強。值得指出的是，儘管我們那一代人對國家有不同的選擇，對前途有不同的取向，但選擇走的人會對留下來的說，情勢不對便馬上過來吧；留下來的人會為日後去美加澳紐旅行，都有朋友包食包住而高興。我們相互之間基本上可以理解尊重，能夠包容接納，繼續做好朋友，不會因國民身份抉擇不同而劇烈爭吵，甚至水火不容，為何今天年輕一代為了國民身份問題會激烈爭拗，無法做到和而不同？
我個人的解讀是這樣的，今天圍繞著國民身份而起的爭端，包括本土派青年對所謂「左膠」、「大中華膠」的謾罵和攻擊，主要源於年輕一代感受到巨大壓力，中國這國家和香港這社會的當權者，以及受他們影響的政商界領袖和主流媒體，近年大力建構一個香港年輕人應該愛中國的論述，甚至想通過學校教育來強行灌輸國民身分認同，但與此同時，中國對香港的管治方針不斷收緊，沒有按承諾讓香港人實行真普選，港人訴求被漠視或歪曲，而漸趨富裕的中國同胞又大量湧來香港，佔用了港人的商品、服務和生活空間，年輕人目睹這一切，加上返內地旅行發現無Facebook和Google，對中國產生強烈的抗拒與排斥。中國是否醜陋，我是否愛中國，本來純粹是個人選擇，不需要公開吶喊，之所以要公開發聲，就是有潛藏的前詞：「我被要求愛中國，我不喜歡」，所以才爆出後句：「中國這麼醜，為何要愛她？」。
除了對外來的愛國政治壓力反感和反彈，年輕一代不喜歡中國，相信還有其他原因，例如不喜歡中國政府獨裁專制，不喜歡內地風氣弄虛作假，日常接觸的網上社群討論充斥對中國負面的信息等等。這些年輕人多數曾造訪內地，回來後卻更不喜歡，就算多去幾次遊學團，恐怕也不會改變對中國的看法。
作為基督徒，我想和大家分享一節聖經的經文，是加拉太書五章1節：「基督釋放了我們，叫我們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穩，不要被奴僕的軛挾制。」加拉太的外邦基督徒感受到壓力，猶太基督徒告訴他們，單是信福音信耶穌不夠，還要守律法行割禮才能成為神的子民，享受神的應許與祝福。保羅用強烈的言詞警告加拉太信徒，切莫被律法、割禮的軛挾制，成為律法和割禮的奴僕，基督釋放了我們，必須堅持活在自由中。同樣道理，對一個香港基督徒來說，愛不愛中國並非關鍵，不要讓國民身份的選擇成為挾制我們的軛，活在基督所賜的自由的愛、愛的自由中，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從保羅身上看愛國的抉擇
如何在愛的自由中愛國？如何在愛的自由中不愛國？讓我們看看使徒保羅的例子。
保羅愛猶太民族嗎？毫無疑問，羅馬書九章3節說，為了弟兄骨肉可以得救恩，就算自己被咒詛與基督分離也願意。可是，保羅所屬的猶太民族的領袖認為他不愛國家不愛民族，非但不愛，還處處與國家民族為敵，破壞祖宗傳下來的規矩，傳播一些關於死人復活的邪教思想，侮辱猶太宗教，撕裂猶太社群，危害社會穩定，所以要拘捕他、用石頭打他、用鞭鞭打他、控告他、處死他，他是叛國者、褻瀆者、踐踏律法者。儘管如此，保羅仍然選擇愛猶太民族愛猶太同胞，甚至願意為他們得救恩而犧牲自己。這種愛，就是在基督裡的自由中的國民之愛。
不過，他愛外邦人的感情同樣強烈，因為他的召命是當外邦人的使徒。而且，雖然他熱愛猶太民族，選擇與猶太民族的歷史及命運緊密相連，不離不棄，但他完全不認同當時猶太民族領袖的核心觀念，在羅馬書裡，他大力反駁，指肉身的割禮不算割禮，心靈的割禮才算，守律法只會令人死，信基督才能令人活，亞伯拉罕的子孫不一定是選民，憑信心得應許的才是真正的亞伯拉罕子孫，亞伯拉罕自己都是因信稱義！保羅把猶太領袖賴以維繫民族身份促進民族團結統一的三大法寶（律法、割禮和祖宗）統統顛覆了，徹底重新解讀，保羅強調的猶太民族特殊地位，只是上帝聖言交託了猶太人（羅三2），即是圖書館管理員，這就好像今天說中國人有甚麼特別？只是儒釋道經典的作者而已。很明顯，保羅雖然愛猶太人民，但不愛猶太的民族標記，尤其當這些標記成為了自義和排他的偶像。也可以說，他將對民族的小愛置於對基督及對教會的大愛之下，所以主張外邦信徒不行割禮、不守節期、不靠律法。這種不愛或小愛，也是在基督裡的自由中的不愛或小愛。
我盼望今天的年輕信徒能夠像保羅那樣，在基督的自由與大愛中，選擇是否愛中國，是否做中國人。如果你選擇愛中國，做中國人，希望你明白這個國家有許多醜陋的地方，這個民族有許多的苦難，會犯許多的錯誤，願耶穌基督對醜陋和不配被愛的罪人的捨身大愛激勵我們。如果你選擇不愛中國，今生不做中國人，我希望這並不是出於仇恨憎惡，而是因為你心另有所屬，對另一個人類社群的愛佔據了你，令你的視野和使命超越了民族和國家的界線。
（分題為編者所加。本文為作者於六月十九日中大崇基禮拜堂讀書會分享講稿。）
（http://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6.07.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