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報道4月22至23日在北京舉行的全國宗教工作會議，許多將焦點放在習大大的講話，關於其講話內容，我容後再作評論。
但值得一提的，是「教育部、公安部、河北省、江蘇省、廣東省、寧夏回族自治區負責同志作會議發言」這句。為何是這兩部及四省區負責同志發言？關於教育及公安兩部，有機會再談。現先談這四個地方的宗教工作經驗。
在4月20日的「中國統一戰線新聞網」，發表了〈地方宗教工作的8字訣──保護、管理、引導、服務〉一文，所推廣的地方宗教工作經驗，正好就是河北省、江蘇省、廣東省、寧夏回族自治區。根據此文，四個省區予以表揚的經驗分別：
江蘇：尊重信仰，保護權益
廣東：規範管理，依法有序
寧夏：積極引導，發揮作用
河北：以人為本，服務保障
因篇幅關係，現在先談江蘇、廣東及寧夏。
江蘇：杜絕粗暴引發群體事件
根據2014年10月江蘇省泗陽縣委、縣政府印發的《關於落實宗教房屋拆遷重建有關政策的通知》中，提出對執行文件的「兩個一律，三個杜絕」剛性要求：
「凡涉及拆除宗教房屋的，除了報批拆遷的總體方案外，要單獨上報宗教房屋的拆遷方案，一律先上報，同意後再組織實施；凡宗教活動場所拆遷後需要異地重建的，一律要建立預案，提前安排，先建新場所，後拆舊場所。」
「杜絕強拆﹔杜絕因一方堅持無理要求，致使另一方利益嚴重受損﹔杜絕因工作方法簡單粗暴引發個人極端事件和群體性事件。」
江蘇省各級黨委、政府「堅決貫徹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指示」，「懷著對信教群眾的深厚感情，切實做好宗教工作，維護宗教界合法權利，切實幫助他們解決實際困難和問題」。「實實在在的舉措，真真切切的情懷，使廣大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眾切實感受到了黨和政府的關懷與溫暖。」
其中，「杜絕因工作方法簡單粗暴引發個人極端事件和群體性事件」，「使廣大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眾切實感受到了黨和政府的關懷與溫暖」等肯定的表述，如果我們對比浙江省拆十字架運動，正好是江蘇經驗的相反與對立。
浙江經驗在是次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上，並沒有予以推廣及表揚，是地方宗教工作經驗中，值得留意的。當然，我們可以說，全國宗教工作會議數度延期，期間正是浙江拆十全面推展之時，浙江經驗是否一度成為予以重視的個案？如今未能上榜，跟數度延期是否有關？這是否中央曲線地對浙江拆十作出最後評價？
廣東：解決家庭教會「活動場所」
廣東省受正面評價的，是「規範管理，依法有序」。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制定了《關於加強和創新宗教活動場所管理的意見》，廣州市制定頒布了《宗教活動場所管理辦法》。「宗教活動規范有序」。
再翻查資料，「創新宗教活動場所管理」其中的「創新」，是制定「街鎮協管宗教事務試點工作實施方案」。根據2014年11月的廣州市《宗教活動場所管理辦法》，正是「街道辦事處；鎮人民政府」賦予協助做好宗教活動場所的服務及管理工作的權責。同時，社區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應當配合各級人民政府做好相關宗教活動場所管理工作」。此外，「建設宗教活動場所，應當符合城鄉規劃」。有關場所要落實民主管理，其中財務及會計的審查，是重點。各場所要向「場所登記管理機關」呈交財務報告。場所亦可「依法設立公益慈善組織」，「接受政峴有關部門的監督管理」。
這種以「宗教活動場所」為主體，並將之置於街道、鎮、社區、村委的管理，正好跟傳言中中央以試點方式來管理家庭教會的宗教活動場所的方案一致。
得指出，此舉是解決了家庭教會的「活動場所」，納入屬地街道、鎮、社區及村委會的管理，但家庭教會本身，仍不具備合法的宗教組織的法律地位。某程度上，如果落實，這可說是中共家庭教會政策的一個突破，跨出了頗重要的第一（小）步。
寧夏：對比浙江「五進五化」
眾所周知，寧夏的特色是「多民族、多宗教」。據文中指出，「現有各類宗教活動場所5008座，宗教教職人員10431人。信教群眾多，大型宗教活動多，決定了宗教工作的重要性。」不過，有趣的是，寧夏被表揚的，卻又不完全跟其民族宗教有密切關係。文中高度評價寧夏的，是「認真貫徹黨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針，始終堅持中國化這一根本方向，引導各宗教積極探索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新途徑、新載體，不斷充實中國化的時代內涵，為寧夏經濟社會快速健康發展營造良好的社會氛圍」。質言之，是宗教的「中國化」。
誠然，民族宗教如何「中國化」，也是一個極重要的課題。不過，文中列舉的例子，卻是：「堅定走具有時代特色和寧夏特點的宗教中國化發展之路，寧夏積極開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國旗、黨報黨刊、文化書屋『四進』宗教活動場所，著力引導宗教人士和信教群眾自覺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不斷增強『五個認同』意識。大力支持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天主教、基督教等宗教團體開展講經說法、神學思想建設等活動，引導教職人員對宗教思想和教義教規作出符合中國改革發展最新實踐的闡釋，築牢宗教健康發展的思想理論基礎。」
值得留意的是，「四進」宗教場所，又巧妙地跟浙江三改一拆期間大力推行的「五進五化」類似。而宗教建築「中國化」，更是拆十的其中一個背後的議程。這樣看來，寧夏的地方宗教工作經驗被肯定，一方面，是當局必須打出具民族宗教特色的案例，在新疆及西藏均潛存著深層次的民族及宗教矛盾之際，相對較穩定就寧夏，便得以上榜。但另方面，寧夏所標榜的內容，主要是中國化及「四進宗教場所」的重點，而這些又正好是浙江經驗中所大力落實的。這是否又側面說明急風暴雨式的浙江經驗，儘管一度風厲執行，愈拆愈強，但中央因著不同考慮，最後仍不被納入成模式之中。
那麼，我是否說中央全面否定浙江經驗？就現時的情況而言，這只能說，浙江經驗未被納入推廣的範例，但過去兩年的所作所為，事實上仍未受到糾正與否定。我認為，除非當局容許被拆的十架重立，並對當局違法強拆作出檢討及賠償，釋放及解除所受被囚及監視人士的人身自由威力脅，甚至相關官員作問責下台，否則，浙江拆十對政教關係帶來的傷害，根本沒有正視及解決。（待續）
編按：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崇基神學院院長。文章原刊於作者Facebook專頁，蒙允准整理刊載。標題分題為編者所加。
（http://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6.04.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