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段時日，本港社會種種亂象如李波「被失踪」事件、立法會財委會強硬通過「高鐵超支」追加撥款等，再加上內地三自教會顧約瑟牧師「被拘留」與維權律師張凱「被認罪」等，確實使不少本港教牧與信徒憂慮「一國兩制」不知不覺「被消失」了。
自雨傘運動以來，不少港人對前景感到困惑、灰心與無望，議會政治無力處理問題，建制派議員以「權在我手」通過違反民意的法案；街頭的暴力衝突也得不到市民的普遍認同，於是強烈的無力感瀰漫社會與教會。
本港教會正面對真實的「九七危機」，過渡時期憂慮的未有提早發生，如今卻像電影《十年》描述，那些不可思議的情節正在香港浮現。昔日面對「九七危機」，本港教會領袖尚能放下身段，共謀對策；現今隨著政治力量的介入，教會領袖大多採取明哲保身的態度，不敢對政權說不，更有些甘於為政權塗脂抹粉，歌功頌德。
年輕一代及有識之士對建制教會失望越來越強烈，有部分出走堂會，成為「堂會難民」(church refugees，指非意願地離開原本所屬堂會，這些基督徒仍委身於信仰)。基督徒大學生與初職信徒出走較多，堂會內世代差異的嚴重性不低於整個社會。社會內尚可開放地討論這些分歧，不少堂會卻視為禁忌，不容任何真實的交流，只為滿足表面的和諧。
面對如斯景況，基督徒可做些甚麼 ? 目前情景確實是基督徒身分的考驗 ! 要作「真門徒」(天國子民)，筆者認為基督徒兼備三重身分 :「順民」、「逆民」與「流民」；因應不同場景而有個別身分的取向。天國子民非抽象、非「離地」、非「膠化」，乃是由聖道形塑、背負基督十架、走進世界服侍的「使命公民」。倘若我們失掉「辯證思考」(dialectical thinking)，只偏向其一，我們就不能充實地活出天國子民的整全身分 !
「順民」身分
整體來說，基督徒最甘於作「順民」，這選擇既有聖經教導 (羅十三章1-7)，也有中國民族的文化因素。
有些泛靈恩堂會的「順民」論述，其主調是「順神者得福、逆神者遭禍。」這些牧者教導信徒，上帝已「命定」權柄賜予政府，因此天國子民務要作「順民」，才能得著上主賜福。基督徒「順民」身分，只可不斷祝福在位的掌權者，不能咒駡與批評政府。無論掌權者施政如何劣跡斑斑，「順民」只能啞忍順服。「順民」要無條件地擁抱所有掌權者(習近平、梁振英等)，因為這是上帝「命定」的秩序。政府施政出問題，只因堂會少為政府求福，信徒不多為掌權者求福，自然會帶來執政的亂象。
一般而言，聖經教導天國子民要作「順民」，要為掌權者代禱，「使我們可以敬虔、端正、平安無事地度日」(提前二1)。然而，整本聖經沒有把「順民」絕對化。耶穌不是「順民」，既非親建制，也非狂熱革命份子，祂曾點名批抨掌權者，耶穌稱呼當地掌權者希律為「那隻狐狸」(路十三32)。彼得教導門徒通常要順服政權(彼前二13-17)，但於特殊場景「順服神，不順服人，是應當的」(徒五29)。
不本於聖經的「順民神學」，天國子民根本不應接受；因為這些論述是非理性地迴避問題，倒果為因。筆者見識過部分教會領袖，聲稱堂會不應支持及參與任何違法的社會行動，然而當政權本身違法做了不少事情，甚至侵害宗教自由，這些教會領袖同樣噤若寒蟬，繼續教導天國子民要做「順民」。
難怪有教牧於「臉書」坦言 :「相比香港面對黑暗勢力的張狂、社會的沉默，教內的腐敗和弄權、教牧信眾的順服真的不算甚麼。再想，這豈不是很一致嗎 ?如果教牧和會眾對教內的污穢朽壞尚且不言，如何能期望他們對抗擁有更大力量的權勢 ? 如果在這艱困時代的機構、神學院和教會還是安份守己，宗教信仰、神學訓練的確是精神/心理鴉片 !」(2016年1月6日)
「逆民」身分
「逆民」指向「叛逆不順的百姓」，中國朝代政治有所謂「順民者昌、逆民者亡」。
天國子民的真身分，本質便是離開「世俗之城」而不斷向「上主之城」朝聖的天路客。
天國子民擁抱「國度倫理」，自然拒絕把任何政權絕對化，任何一位效忠基督的門徒難以「愛國愛黨先於愛耶穌」，兩者難以共存。天國子民有時因應場景，要不情願地扮演「逆民」角色。
先知耶利米一生正好表述「逆民」身分，他經歷國破家亡，被擄到埃及，最後客死他鄉。耶利米一生忠於上主，宣告信息「報禍」(denunciation) 不「報福」(annunciation)，被視為叛國，長期受國民與宗教領袖排斥。「耶利米先知被描繪為一個反對派先知，說話攻擊國家，而不是像其它宗教專業人士一樣維護國家。在這裡，他攻擊的對象是聖殿 - 國家宗教的象徵和化身。他的反對姿態總是使他所對抗的所有人都質疑他。」(何傑著《國殤情懷‧先知風範》，147頁。)
對耶利米而言，因為與政權對決而帶來撕裂，甚至與「建制神學」對決，不是先知本人最關注，他只著緊是否宣講真理。耶利米義無反顧要反對虛有其表的「愛國神學」(即現今「神學中國化」)，他要宣講整全真理，先和信息有時使人折服，有時也會被人厭棄。
天國子民選擇作「逆民」，非故意與政權對著幹，乃為勢所逼，站在無權無勢的一方，聆聽他們，維護她們。倘若基督徒不作這些弱者的保護，弱者極有可能屈服於暴力的必然性，訴諸暴力；因此天國子民要防止暴力，就要成為受害者的同行者與維護者。
「流民」身分
中國歷史，自古天災不斷、苛吏暴政，戰亂流離，因此「流民」不斷。「流民」可以是移民，也可是難民，視乎「流民」的經濟實力，漂走於異域。
「九七危機」前，香港曾經歷數次大規模的「移民潮」，其中基督徒移民比例高於整體社會。那段日子，香港教會內部就教牧與長執「留港」或「溜港」有熱烈的討論。
從聖經看，由舊約至新約神的子民於不同時代，因應政治、宗教、經濟與自然災害而要流放於家園以外。「客旅」與「寄居者」正是天國子民的身分，我們也是侯士庭(James Houston) 形容的《喜樂流放者》(Joyful Exiles)。
當教牧或長執一邊廂公開教導信徒要為主受苦，另一邊廂則默不作聲地溜走異域，這是丟人現眼的失德表現。選擇「留港」的，不是站於道德高地；選擇「溜港」的，也不是使命的逃兵。「流民」要「離開熟悉的傳統環境，進入危險之地，最後要發出先知諍言，來評論我們的文化常態和機構姿態。」(《喜樂流放者》，2頁)。
離開故國的「流民」，無論是知識份子或是庶民，猶如劉再復論述 :「國家可以放逐作家，作家也可以放逐國家。作家不再把國家視為偶像，而是視為靜觀對象。作家既不是被國家放逐的歷史受難者的角色，也不是躲進小樓的心靈避難者的角色，而是恢復作家本來應有的精神，自由地、冷靜地觀照一切，包括觀照國家。」
(《放逐諸神》，284頁。)
天國「流民」拒絕把「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視為指導思想，也不臣服於「天朝主義」(陳冠中語)，他/她辨識個人「在世而不屬世」，常活於「兩個國度」的張力之中，於身處場景中宣講與見證「上主國度的臨在」。
天國「流民」非無奈寄居異鄉，想念有日能回流故土，或靜待政權更替帶來轉機，他/她能抽離地以「局外人」觀點對照實況，把多元文化放進公共討論，從而擴闊與更新天國子民對未來的想像。
結語
筆者理解天國子民這三重身分非固定不變，同一位他/她於不同時段，因應場景而互換角色。當政權「施政為民」，天國子民自當作「順民」；然而政權施行暴政，侵害人權與宗教自由，天國子民或作「逆民」，或作「流民」。「逆民」與「流民」同是抗爭，只是策略有所不同，前者要付更大代價，後者同樣要付出。基督徒的危險是三選其一，定格是「順民」，則責難「逆民」與「流民」。倘若選作「逆民」，則否定「順民」與「流民」；做了「流民」，就不再理會「順民」與「逆民」了。筆者看這三重身分是共存一身，回顧教會歷史，不乏先賢如加爾文、潘霍華等，既作「順民」，也做「逆民」與「流民」!
(本文大部份內容將刊於《曠野》第200期)
(這是筆者於2016年1月16日建道神學院神學教育研討會之回應內容。)
編按：本文轉載自香港教會網站（http://www.hkchurch.org），作者為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總幹事。
（http://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6.03.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