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廿二日是區議會選舉日。雨傘運動對這次選舉有甚麼影響？有多少個傘兵可以成功著陸（獲選）？傘兵的參選是否只是對泛民票的再分配？這些關注對一年後的立法會選舉可能有些啟示，但我較關心參選人的從政熱忱和他們對政治領域的了解。
要回答我的關注，我們需要先認識議會政治是一個甚麼的領域。議會政治主要是由權力決定嗎？它主要以成果來衡量從政人的成就嗎？道德在議會政治有作用嗎？道德在議會政治是否只不過是從政人的政治籌碼？就此，我想起韋伯（Max Weber）一篇寫於一九一九年的文章——〈以政治作為一種志業〉。與本文有關的課題，第一，他提出的心志倫理與責任倫理之別。第二，他提出召命對從政人的重要性，尤其他痛貶力斥從政人的虛榮心，陶醉於沒有結果的亢奮。
簡單來說，心志倫理與責任倫理之別是倫理學上的義務論與目的論之別。韋伯認為宗教倫理屬於心志倫理，因為宗教倫理關乎無條件順服，也不以結果來衡量決定和行動（即「基督徒只需作對的事，而結果就留給上主」）。他用的例子就是聖經的山上寶訓。至於責任倫理，它屬於政治倫理，因為它的決定和行動是基於審慎，而非關乎終極。再者，政治領域是一個兩惡擇其輕的世界，而非絕對，也非一個只由對與錯決定的世界。就此，韋伯說：
誰人想參與政治和以政治作為志業的，一定要認識倫理的矛盾。我重複，他需要讓自己進入已潛入一切暴力中的殘忍力量……那些尋求靈魂救贖的，為自己或他人，不應該在政治領域中尋求，因為政治的不同任務只可以透過暴力來解決。政治的天才或政治的魔鬼與上主是愛存在內在張力，而這張力帶來不可復和的鬥爭1。
按韋伯解釋，政治領域是以結果作為量度決定和行動的領域。它是以理性和驗證為主的世界，沒有先設價值，只透過可預期結果而競賽。所以，強調絕對性的心志倫理與現代性政治領域的性質格格不入。雖是如此，但韋伯不是將心志倫理完全對立於責任倫理，反而他說，在有些時候「我們只能說，『這是我的立場，我沒有其他選擇。』」他說，只有那以政治為志業者才能結合這兩種倫理。
就著「志業從政人」，韋伯提出他要有三種人格上的條件，分別為：熱情、責任感和判斷力。他說：
所謂熱情，就是對一個「因」的投入和擁抱，不論這「因」是神或是魔鬼，他是全然的主人……（它不是）稱為「革命」的狂歡會中，一種不會有任何結果的「以理知上的有意思為尚的浪漫主義」。
只有熱情是不夠的。政治家不在於熱情本身，而是要在用熱情來追求一項「踏實的理想」之同時，以對這個目標的責任為自己行為的最終指標。因此，判斷力是需要的……就是心平氣靜如實面對現實的能力。換句話說，也就是一種對人和事的距離2 。
一方面，韋伯用志業（vocation）一詞來描述進入政治領域的人。他以志業（vocation）對立於非志業（avocation），即志業從政人有別於那些間中的從政人。前者視政治為其專職，而後者滿足於間中投票或滿足於履行其公民責任。另一方面，志業關乎對某一價值或信念的委身，而志業這字的運用跟基督宗教分不開。按基督宗教理解，志業是從上主而來的召命。因上主召命的緣故，被呼召者不是要滿足他個人理想或利益，而是被更高道德的召命所要求。在召命下，個人榮辱與成敗不是他行動和決定的準則。當然，韋伯沒有企圖將政治領域再魅，也不相信政治可以容納心志倫理，但從政人是「為政治而被呼召」。這呼召成為他的熱忱，但他需要踏實地追求理想，並按理地、沉住氣地、按比例地面對現實，因為這是政治領域的倫理。相反，沒有這份熱忱，「踏實地」、「按理地」、「沉住氣地」和「按比例地」等只屬於權術的運用，沒有價值和目的可言。熱忱對從政人的重要，反映政治不可能不探討道德。或許，韋伯寫作〈以政治作為一種志業〉的年代正是德性倫理衰落的年代，以致他將宗教倫理等同以義務倫理為基礎的心志倫理3。所以，我認為韋伯要支持的不是將政治領域約化為一種效益主義和目的論，不講價值，而是他對從政人有很高的道德要求（德性）。事實上，只有有熱忱的從政人，他才能以實踐智慧在政治領域踏實地、按理地、沉住氣地，以及按比例地等作判斷。
從政人以政治為志業的重要
讓我再作補充，韋伯提出從政人以政治作為一種志業的重要性有兩個含意。第一，縱使解魅世界拒絕以宗教作為代表的心志倫理，但這並不等同價值理性在政治領域沒有角色，反而德性倫理對從政人尤其重要。例如，韋伯特別批評從政人被虛榮心所主導。第二，雖然韋伯也批評現代性的傾向（即工具理性取代價值理性），但他清楚指出政治領域屬於工具理性的。一方面，從政人不要天真的以為政治領域只是價值的堅持和應用；另一方面，從政人不要將人們淪為工具，為個人利益服務。基於以上兩點，從政人要有熱忱，不是個人權力伸延；政治需要有以政治為志業的從政人，而非只懂計算的從政人。對於從政人，中文大學國是學會會員黃宇翔有這樣的評論：
所謂政治家，是以政治為家。以身任天下後世的理想從政者，以政治作為一生中不朽的使命，兼具理想與行動的魄力，並為之「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如此高風亮節當然值得肅然起敬。
所謂政客，則以政治為其人生過客，他們所著眼的不是那些「治國平天下」的宏大理想，著眼的是如何通過政治為自己攫取利益。但當然，政客深明自己的利益某程度上建基於人民的支持，所以仍會不時裝裝姿態，做些代表民意的粉飾工夫，只是萬變不離其宗，所著眼者仍為自身之利益。而人類向來均為自私的動物，為利而來、為利而去，其實也沒甚麼好責怪的，只要不以一己之利而損害天下利其實也就不算得差了4。
政治家與政客的分別是否如黃宇翔所說？我們無需就這界定有過多爭辯，反而他說出有熱忱與沒有熱忱的從政人的分別。熱忱不是對從政人的額外要求，而是從政人應要有的德性。從政人的熱忱不代表他能成為一個有成就和出色的從政人，因為他需要學懂和掌握「踏實地」、「按理地」、「沉住氣地」和「按比例地」等的意思。然而，我認為「踏實地」、「按理地」、「沉住氣地」和「按比例地」等不是亞里士多德所講的道德德性的「中庸」（means），而是他所說智性德性的實踐智慧。
以上我對從政人的熱忱和召命的關注可能並不太適合傘兵的參選人，因為絕大部份的傘兵都是有熱忱和有道德，並堅持之。相反，他們需要認識政治領域的責任倫理。或許，我不太擔心從政人不會掌握政治領域的責任倫理，反而我常看見當下很多從政人漸漸以責任倫理取締熱忱，他們已談不上有更高價值的呼召。再者，在扭曲的議會政治中，我認為從政人的熱忱和召命比懂得如何「玩」政治遊戲來得重要和基本。
編按：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副教授、香港基督徒學會義務總幹事。本文轉載自《思》一三七期（二○一五年十一月），承蒙香港基督徒學會允准轉載。分題為編者所擬。
1. H. H. Gerth and C. W. Mills, From Mar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48), pp.125-126.
3. 1958年，Elisabeth Anscombe一文 ‘Modern Moral Philosophy’ 改變了當時對規範倫理學的理解。
4. 黃宇翔：〈政治家？政客？政棍？〉，2014年1月31日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20550） （瀏覽日期：2015年10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