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會在每個歷史轉折期，都必須問：「教會當作何事？」在思索這問題時，亦應對過往所做的作點反省。我今早（編按：五月一日）與多位分享，作用是拋磚引玉，作為這個對談（編按：「四代神學人的問題意識和神學想像」）的開始。
一、一九四七至一九九七
第二次大戰後，正當香港努力於頹垣敗瓦中重建的時候，首先由於在一九四七年年中開始，中國大陸爆發內戰，國民黨政權節節敗退，眾多大陸同胞逃難至香港，（直至今天仍不少人為了逃避共產政權無止境的政治運動和權力鬥爭，或為了香港社會較為自由與安定，或為了與家人團聚而移居香港）。隨著，更由於一九五○至五三年中國介入韓戰，聯合國決議對它實施全面制裁，這幾乎窒息了靠出入口生意維生的近二百萬市民（大部份是難民）的生計。幸而，由於市民胼手胝足，不到三十年，香港已拼搏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然後四十年後，在回歸中國前，香港更成為舉世知名的金融貿易中心。
香港在這半個世紀的發展，或多或少靠賴教會的貢獻，首先是與外國教會合作而對數以萬計難民提供不可或缺的救濟和醫療，隨後獲得英殖民地政府的蔭庇和協助，與及富有人士和財團的捐獻而大量開辦學校、社會福利事工，甚至醫院。據一粗略估計，在九十年代，香港教會或教會機構開辦了約百份之六十的社會福利工作，百份之四十的中、小學和幼稚園，和百份之二十的醫院。可以想像，缺乏了教會提供這麼大量各類形式的社會服務去回應社會發展和市民的需求，香港在經濟和整體社會發展上，決沒有如此快速。
二、一九九七至二○一七
香港於一九九七年由英國一個殖民地回歸為中國一個特別行政區。當然最大的轉變是權力的轉移。中英有關香港前途的聯合聲明清楚列明「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和港人治港」，（而於一九九○年中國人大所頒佈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也是基於這三大原則），可是在過往二十年，我們看到北京政權對這三大原則的演繹與港人的期望有非常大的落差。主因是由於北京的共產黨政權徹頭徹尾不信任，甚至害怕人民，而事事講求嚴加控制。因此北京常強調一國先於兩制；只有北京給予特區政府多少權力，香港才享有這些權力；與及香港市民的選舉權只限於選舉北京所信得過的「愛國人士」。本來香港的特區政府、工商巨賈和香港教會可以據理力爭：只有完全落實《基本法》的條文與精神，香港才能安定的發展下去，對中國的發展會有積極的貢獻；反之，香港將成為中國一個負債。
或說，香港的建制為了私己利益因而只顧討好，最低限度不願開罪北京領導人；然而香港教會呢？本來教會當只求答應上主的呼召而回應社會的急切需求，可是香港教會在過往四、五十年主體的發展，不論為社會提供服務也好，為了傳福音使教友數字上增多也好，都異常倚靠香港建制的匡助，不經不覺在心態上成了建制一部份。有說今天香港眾多的教會領袖、工商巨賈和政府高官已形成了一個「非神聖同盟」，事實上，在回歸前，香港眾多的大家族成員，富有的工商界和專業人士與及政府高官皆出身於教會所辦、歷史悠久的補助中學！
總言之，香港教會在香港發展期發揮了重要的輔助功能；但在回歸前後的政治發展，教會的貢獻是一片空白。
當然，香港教會主體害怕共黨政權是由於過往在大陸的經歷；另一方面就是在大陸改革開放後，香港教會看前往大陸傳福音是一項重要的任務。在一個極權國家中傳福音，妥協和噤聲是在所不免的。
三、二○一七至二○四七
假若一九四七至一九九七年是香港經濟的轉型期；一九九七至二○一七年是政治轉變期，那麼二○一七至二○四七年當是香港文化的發展期。
由於在九七後，特區政府採分化與管治（divide and rule），親疏有別的去管治香港，雖曰在過往一個世紀，香港亦常有爭抝，但是，香港從沒有像九七後建制與泛民和他們的支持者如此劇烈的分化。第三位特首梁振英為了完全歸順北京，更帶頭撕裂香港的社會。然而在二○一七政制的爭論塵埃落定後，香港各界人士定要痛定思痛，否則香港將會難於管治。香港的建制派人士當醒覺到他們不是為了整體市民的福祉，而只是為了私己利益而猜度，甚至盲目支持北京的意願是行不通的。而北京亦應明白到近代沒有一個政權只講求經濟發展而不理會人民的意願（因此不獲得人民的支持）可以持久執政。事實上，中國前兩位總理朱鎔基和溫家寶，都曾多次提及共產黨為了執政下去，它必須進行體制的改革。
香港明天所面對的問題將仍是房屋、醫療、照顧長者與及愈來愈多人墮入貧窮網等嚴重問題；但這些問題背後的問題極可能是長久以來，香港只重視經濟增長而所增加的財富只為一小撮人壟斷。因此自一九六七年開始，香港貧富懸殊的問題愈來愈嚴重，這又如何令到香港有一個安定的社會？
財富重新均勻地分配當然靠大財團的自律，但歸根到底仍要靠政府的努力。為此，香港必須盡快引入一個更加民主與開放的政治制度，因為只有一個由全體市民選出的政府，才會對市民負責，才會回應市民的訴求，才會為香港的安定和市民整體的福祉而努力。
任何一個政治制度皆由人去運作和支持，因此人的素質至為重要。在過往一個世紀，香港只重視訓練社會上所需要多方面的技術人才（technocrats），因此學校和家庭並不重視對下一代的教養。明天，香港最重要的是建立一個以人為本的民主文化，使所有市民得到適當的文化薰陶，使人人從尊敬別人以至不急功近利而肯擔負建設社會的責任。
四、香港教會何去何從？
自雨傘運動結束以來，面對龐大的中共政權，愈來愈多市民深感無助、無能與無奈。就算由市民選出的「民主派」人士亦有被凶惡勢力圍攏而有孤獨的感覺。在這嚴峻的時刻，香港教會實有需要重新定位，決定與建制層保持距離，而與普羅市民站在一起。事實上，香港能從一個難民中心起步，至今天成為亞洲一個舉足輕重的大都會，除了倚靠資本家的勞心勞力外，還不是靠賴升斗市民努力耕耘，以血汗換回來的嗎？在這過程中，香港教會和她所開辦的社會服務對市民的鼓勵與支持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然而不論側重傳福音也好，辦理社會服務也好，香港教會在過往三、四十年太過重視事工的發展，因此我們今天看到十字架只安放在建築物上，而不在信徒的心中，其實十字架代表上主藉道成肉身的耶穌基督被釘在十架上，表達祂如何愛人類；今天教會豈不當以行動表達這種無私犧牲的精神以感化掌權者和市民，為了下一代而協力同心，建設一個更公義與仁愛的社會？
今天，為了不讓掌權者的謊言主宰香港的前途；為了不讓強權掩蓋真理，教會必須據理力爭，必須勇敢地講真話，即不懼怕講心底裡的話，在這過程中，教會是要付代價的。
在任何一個國家或地區，與掌權者爭取民主、自由和人的尊嚴從來不是容易和安舒的，香港在過往三十年的民主進程緩慢，主因極可能是絕少的人，尤其是教會，肯付上必然的代價。
香港教會在過往半個世紀忙於事工的發展與維持，而沒有找尋空間與時間去作深入的神學反省。這導致香港教會與上主的距離愈來愈遠。教會當為此而懺悔。耶穌和祂的先驅者在開始侍奉時，豈不曾大聲疾呼：「悔改吧，因為天國快實現了」（太三2，四17）？悔改就是回轉，即是從忘記和背棄上主至回歸上主，以上主作為教會的生命中心。
福音書的結尾是耶穌對門徒的差遣（Commission）。例如馬太福音：「你們要去，使萬國萬民都作我的門徒。」（太廿八19）。今天教會的首要任務並不是向未信的人傳福音，而是福音自傳（self-evangelism），以致信徒們，甚至教牧同工，學會活在耶穌基督的福音中，學像耶穌，成為有名有實的基督徒。
今天普遍信徒的信仰既狹窄（把信仰私有化），又膚淺（把福音概念化），只重個人的道德與福祉，而輕對社會的責任。主因極可能出自今天的主日崇拜。崇拜乃表達我們對上主的信仰，它本應是全為上主（Te Deum）。但今天的崇拜是以人為本，為人多過為上主；因此崇拜未能成為一個轉化信徒生命的經歷。
教會的主日崇拜必須大事改革。首先，教會要重新建構一個整全、能反映三位一體上主真實性的崇拜儀節，以致信徒的信仰對象能夠清晰，而不至只是心中虛擬的神。
最後，教會在過往當然不斷地為教會自身和社會祈禱。不幸地，這些禱告多是要求上主成全教會的意願。事實上，祈禱是祈求上主在教會身上成就祂的旨意。當今天教會看似甚麼都不能做的時候，就應該重新學習祈禱。人的盡頭正是上主工作的開始。讓教會的有志人士集合起來，恆常地懇切為中國和香港的前途祈禱。
無疑問地今天香港的教會需要徹底的更新。在思考如何答應上主的呼召去回應社會的需求前，教會必須從內在的使命開始，做好崇拜、教導和團契，以裝備教牧與信徒長大成人，連於基督（弗四12-13），成為細小的基督，把基督的言、行和僕人的生活樣式重現；假如建制或機構教會因背負沉重的擔子而未能即時回應，那麼上主或會興起教會內的創新性教會（movemental church），她就好像在雨傘運動中所見，成千上萬的市民，不滿政黨和傳統社運份子的保守領導，肯付代價而進行積極的抗爭，自發為香港公民社會揭開新的一頁。
或許在座各位就是上主所使用去建立這創新性教會，去代表整個教會率先回應香港未來的需求。
但願聖靈引導各位，賜你們每一位有智慧、勇氣和力量去擔當大時代的使命，阿們。
編按：本文為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前總幹事郭乃弘牧師於五月一日「香港神學探索會議二○一五」早上與三代神學人（包括：趙崇明博士、湯泳詩博士、房瑞琪）對談的講稿。會議假基督教循道衛理聯合教會香港堂舉行。本文標題為編者所擬，作者原標題為「『假如二○一七沒有真普選……從九七到四七──神學的回憶與遠景的想像』研討會分享」。
（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5.05.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