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神學，一向在本港難以立足，楊牧谷於其著作《復和神學與教會更新》指出香港土壤根本容不下拉丁美洲解放神學與其衍生的亞洲本色神學在其中開花結果。（156–178頁）。即或本港某些教會與機構圈子流行的神學意識形態，於其社會分析、釋經取向與事工哲學等範疇接近解放神學，然而限於本港的歷史處境與港人文化的兼容性，帶有濃烈革命色彩的解放神學於教會現實中，充其量只宜學術研討，不宜付諸行動！
筆者得承認某些先入為主的成見，導致本港教牧與信徒未曾虛心聆聽解放神學工作者的吶喊，就草率定性這些神學見解為「離經叛道」、或扣上「馬列主義的同路人」等罪狀，卻漠視了「上帝在貧窮人的掙扎和苦難中解放行動」（龔立人著《解放神學與香港困境》）。假若北美進口的神學一面倒傾向啟蒙時期的唯理主義，否定了華人傳統的情理兼備，南美傳來的解放神學也不失為適切的調劑，散布著水深火熱壓制之下的悲情。古鐵熱等人的著作，倡導信徒群體不應坐視不理、起來行動的激情，重燃我們落實信仰的勇氣與道義。古鐵熱著作的經典《解放神學》（A Theology of Liberation）一書，就如影片《戰火浮生》（The Mission）一般，向觀眾展示的不是生硬冰凍的神學陳述，乃是火辣辣、滿有動感的信仰敘述。對慣於坐聽、拙於行動的本港信徒來說，解放神學為我們提供了真理與行動的整合。
對解放神學工作者來說，他們深感建制教會的結構與生活方式，已與歷史脫節，未能具體落實耶穌在世的使命。迫切需要的，不是牧養方法的適應或更新，乃是教會的本質與使命的重新理解。筆者借用古鐵熱對教會的反省，引申為本港教會三方面的被擄。
一、被擄於建制中心化
古氏本著嶄新視野審視教會，提出「教會非中心化」（un-centering of the church）的見解，他否定教會領袖把救恩囿限於建制教會之中，正確的教會觀是為上主公義與和平的國度服務，服事社群就成為牧養的必然向度。（A Theology of Liberation，144頁）。
教會本質是以民為本，因此，人民就是教會，而教會的使命必然朝向民眾，邁向服事他人，並樂意分擔人民的困苦與掙扎。古氏回顧教會歷史的軌跡，指出初期教會正以「教會非中心化」的少數派定位於非基督化的世界之中。至第四世紀，教會形勢大逆轉，由少數受壓制的搖身一變為掌權的多數派。建制教會「君士坦丁化」（透過政治力量控制一切），就逐步形成「教會之外無救恩」，錯謬地把救恩囿限於建制教會的權力與組織之內。因此，信仰焦點逐漸由基督的救恩轉移為維護「正確救恩」的教會。至中世紀的教會觀，更受當時君主專制的理念影響，逐步鞏固中央集權的科層架構，教皇制度從而更為牢不可破。教會中人對事物考慮與判斷，往往要顧全體面、大局為重。
沿著古氏的思路，我們理解教會的首度解放在於放棄「教會本位主義」，不把建制教會看得過於重要，虛心承認歷史洪流中的教會體制與組織其實是過渡性、可容許犯錯的。若把古氏「教會非中心化」觀念套用於本港教會，我們不難發現本土教會的主流意識偏重教會形像如「聖殿」或「上帝的家族」等，而「以地為本」的教會觀引發的事工哲學，傾向於教會物業的自保與增值，形成強烈的「堡壘心態」（fortress mentality），造成教會被擄於自建的鳥籠之內。
不同宗派建立的大小堂會，事工的優先考慮往往以保護與堅固宗派既得利益為依歸，信徒棲身於堡壘之中倍感安全，免受外界俗世的入侵。當堡壘條件豐裕之時，不妨派兵外出，擴展地界；然而身處逆境當中，難免要棄車保帥，顧全大局！誰不滿意堡壘的自閉與運作，誰就只好離開，堡壘的穩定有賴群眾的順服與合作。
正因華人牧者與信徒過份保護「聖殿」的神聖不可侵犯，建制的體面不容有失，於是教會的大氣候逐步規範了信徒凡事「循規蹈矩、不宜越軌」的核心價值。華人傳統的閉關自守（或稱為「鎖國心態」），再結合北美入口而來基要主義的「堡壘心態」，形成華人教會濃厚的傳統價值。於是，以「教會為家」的聖經教導，並非指向俗世伸延的人倫關係，反而演繹為維護家族企業利益的忠誠。
近年來，有少數教牧與信徒重新理解教會的定位在於崇拜與服事上主的子民，而非崇拜與服務的宗教場所。「教會非中心化」，意味著牧者與信徒破除「教會不容犯錯」的神話，回復教會乃是由蒙赦免的罪人組成的信仰群體；既由血肉之軀的信徒一起共事，難免在行動上時有錯失！
二、被擄於聖俗二分化
過往，教會慣於站在本身位置了解外在世界，並善用世界資源來達成教會目的，現今要倒轉過來，重新從世界角度看待教會，思考教會該怎樣貢獻其力量促成人類社會的改革。
姑勿論我們是否贊同古氏與其他解放神學工作者對世俗的全面擁抱，古氏指出「自然」教義的形成（源自阿奎那Thomas Aquinas），正是聖俗分割的禍因。古氏認為中世紀教會為了維持超自然秩序內「恩典」的完整性，倡議「自然」作為補充，於是「恩典」與「自然」劃分為兩個截然不同的範疇。後果就是人的本性失卻了內在對神的渴求，不主動傾向「恩典」，也不敢厭惡「恩典」。
筆者看「自然」教義的流弊，造成信徒依附被動的心態，不肯積極投身俗世，建設社會；而鐘擺另一端，就如古氏等解放神學工作者浪漫地以「自然」成全「恩典」（參與人類的解放就等同是基督的救恩作為）。教會如何正確理解「自然」，又如何處理「恩典」與「自然」若即若離的關係，有待華人神學工作者積極鑽研！
聖俗二分化造成華人教會對俗世心存濃烈的「敵我意識」，對外非友即敵，對內非謹守某套生活規範（如不抽煙、不飲酒、不賭博等），就不能分別為聖！聖俗分離的不當處理，其一帶來信徒本身的人格分裂，其二是導致信徒不敢多言世事，返回教會就只談抽象與離地的「屬靈」。當教會圈內從來不談公共事務，某些教會領袖又疑慮信徒的獨立思考，開放言論可能倒過頭來挑戰建制的權威，於是教會就理所當然把一切俗事摒棄門外。只有當俗事明目張膽入侵圈內的聖潔，教會才急於回應，奮力對抗。
解放神學反對此種聖與俗、自然與超自然的劃分，向我們指出全能上帝在一切凡俗事物上仍然掌權；神不曾把今世拱手相讓予撒但，只不過是某些教牧與信徒一廂情願把神排除，認為個人不願趟的濁水，也出於善意不要讓神介入。牛畢真（Newbigin）於Truth to Tell力言教會不單要在堂會中肯定真理，更要向該撒（指執政者）宣講真理；教會不應問：「我們參與公共事務有何理據 ? 」倒要反問：「究竟我們有何理據建議 : 基督放棄其管治權於人類的公共生活？」
要走入社會，本港教會不應重蹈基要主義對俗世的敵視與對立；不怕沾上公眾事務或政治。參與公共事務，確實為教會惹來麻煩，招來非議，然而基督豈不是那位《獨排眾議的基督》（借用司托德牧師一本著作名稱）？
古氏堅信教會不該迴避爭議，勇敢站在真理立場，肯講真話；他站在受欺壓的窮人立場，向不義的勢力宣告上主的救贖與審判。我們要解放華人教會「怕事」的魔咒，先要鼓勵信徒敢於表達不同的意見，哪怕意見不合於主流！
古氏敢於表達受欺壓窮人的吶喊，拒絕接受現況的不義為上帝的旨意，並凝聚貧苦大眾同一陣線參與爭取社會公義的鬥爭之中。過激的革命性行動，未必適用於本港的處境；然而華人教會未能兼容過激的言論，甚至對社會不義緘默不言，這是我們的偽善與懦弱！
三、被擄於神學唯理化
古氏看教會的使命，不是憑空抽象理解，乃是與此時此地的歷史與社會因素息息相關；重點不應放在哪類牧養方式是否合用，更應把歷史與社會現況作為神學反省的核心。古氏認為神學既是與神交談的言語，神學處理的內容不應與群眾的具體生活割裂。解放神學首先反省教會內的的信仰實踐，實踐先於反省，然後反省是為了進一步實踐。神學的主體就是上主在信徒群體中，甚或在未信世界中開展的解放工作。
正如龔立人所言：「神學是沒有中立的，所有的神學都是投入（committed）和受其社會文化處境影響。」本港入口的歐美神學，大多本於中產階層的興趣品味發展，過份理論化與普世化，卻與拉丁美洲人民的生活實況迥異，古氏為此深感不滿，認為「解放神學要回答那些受經濟和政治困擾人民的問題。」
根植於任何文化土壤的神學，必然先是處境神學，神學見之於「獨特性」（particular），方能再現「普遍性」（universal）。筆者同意龔立人之觀點，神學與處境恆常互動，反省與行動並行不悖。「解放神學的起步不是一套純理念的神學，亦不是一套社會理論，而是一份出於情，對人類痛苦扎心的回應。」
神學的思考，不是來自神學院的專業考究（筆者不敢否定「專業主義」研究的貢獻），乃來自教會具體面對的掙扎；解放神學工作者強調教會與貧苦大眾的生活，就是神學思考的泉源；透過真實的信仰體驗，我們方能作出深刻的反省與批判。無可否認，香港神學教育在過往十多年內，有驕人的成績，無論師資水平、課程類別、院舍設施與報讀人數等，均見提升。神學教育普及化與優質化固然可喜，然而套用古氏眼光看教會與神學之間主次關係，筆者深感本港神學依然被擄於唯理化的框架內。試看本港數份中文神學期刊內容，文章針對本港（包括教會在內）具體處境而撰寫的佔數甚少，多是討論高深或宏偉的神學或釋經課題。
正因華人神學場景太遼闊、論點跨越時空，於是放諸四海皆照用無妨的思考，就變得不吃人間煙火、不切實際。在不少研討會上，答案往往是神學工作者的謙稱：「這是應用的問題，留待教牧處理。」而另一面則是教牧的謙稱：「這是神學的問題，請教神學工作者指引。」 彼此尊重對方的專長，不失為好事；然而此種劃地為牢的分工，卻造成現今神學與教會差距愈拉愈遠，教牧的腦筋正好養懶，思考的責任就交給神學工作者吧！
解放神學提醒我們，真正的信仰實踐與反省並非一小撮神學工作者的專利，信仰的言語不一定是艱深莫名的詞彙；具有批判的反省是源自教會信眾的生活掙扎（亦非建制或事工本身）。筆者認同龔氏所言，更進一步看所有神學必須理論與實踐並重。現今本港神學的不足就是沿襲歐美啟蒙理性的限制，知行劃分；君不見神學工作者崇尚高談與空談，卻不肯投入教會，有所行動；或教牧讓行之有效的事工哲學主導一切，何用費心反省？教會遠離群眾、神學不談民主與民生、思考不跟行動，這就是神學知識化造成的惡果！華人教會的改革，就是打破自設的或遺傳的思想禁區，鼓勵教牧與信徒不要返到教會，就丟下腦袋；不要奢望神學工作者能夠指點迷津（若有的話，那是恩典），教牧與信徒反而一邊做，一邊反省，實踐與反思並重。
借用解放神學的觀點，實踐在基督教信仰內扮演重要的角色（甚至傾斜實踐，平衡冷漠與抽離），然而古氏等解放神學工作者關注的是經過反思的實踐，他們看信仰至終的審判並非來自實踐，卻是源自上主啟示的聖言。筆者批評神學唯理化並非要求本港教會重返華人教會過往的反智傳統，乃要分辨理性與啟蒙時期的唯理主義；麥格夫沿著歷史軌跡分析，指出唯理主義的陷阱在於置啟示的真理在人墮落認知的判斷之下，而福音主義也深受其害。
華人的福音主義為了表明本身不是不學無術，可站穩在學術的尖端，更趨「學位主義」，間接造成的惡果是令廣大信眾誤解神學，甚或望而生畏（太高深莫測了！）筆者認識不少教牧，身處牧養境況，就停止或放緩思考；遇到牧養疑難，至方便做法是尋求在上領導層（指宗派總會或區會）的指示。
現今本港華人教會陋習之一正是活動過多、反思不足；當大多教牧只重即時果效，熱衷於追逐教內新興事工潮流，亦間接助長了事工與思考的背道而馳。對年輕的教牧來說，事工的首要不關乎神學思考：「這樣做是否合乎聖經真理 ?」往往受著功利主義支配：「這樣做是否有效用 ？」本港華人教會若不及處理神學唯理化的流弊，思考與行動兩極化的現象愈發嚴重，必然使信仰萎縮！
（此文原刊於《解放神學與香港困境》﹝香港，香港基督徒學會，1999年﹞，執筆時為駐堂牧者，現略作修改，對本港教會這三方面被擄立論，仍不過時。）
（轉載自香港教會網站。作者為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總幹事。）
（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5.0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