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馬里蘭大學政治哲學博士
金鐘、旺角、和銅鑼灣的佔領雖然已經暫時告一段落，然而，雨傘運動的後續效應，相信會在未來一段很長的時間慢慢浮現。雖然我們沒人能斷言香港未來的政治走向，但我們已不能回到從前香港的社會狀態，則殆無疑問。
不論是愛與和平佔領中環運動、雙學的罷課到老師的義教，再到可說是由催淚彈直接逼出來的雨傘佔領運動，難得的是，泛基督教 （包括天主教和新教）都沒有缺席。甚至可以說，環顧香港各大宗教，就只有基督徒特別踴躍地以宗教名義參與其中。這或者不算是宗教比較，因為畢竟除了香港外，在世界其他地方，不少宗教亦有積極地參與當地的政治和社會事務。然而，在香港，相對其他宗教的信徒而言，基督徒似乎是更願意因為其宗教信仰而參與政治和社會事務。
例如我們見到佔中的發起人和支持者有不少是信徒和教牧，在警方發放催淚彈和之後的各次清場行動，都有不少基督徒站在平民那一邊。在十月初，曾經有段時間形勢十分緊張，那時政府不僅沒有意願對話，甚至一度傳出政府要用橡膠子彈甚至真槍實彈清場。在那些日子，有教牧信徒願意效法外國的例子，站在警察和民眾中間，希望阻止暴力衝突發生（而根據外國的案例，如果衝突真的發生，這些中間人士會首當其衝受到夾擊，不少例子更是真的捨身成仁）。另外，有些鄰近佔領區的教會願意開放自己的堂會給市民休息和暫避；有些教牧組成關懷團體，希望在心靈上支援佔領者；更有些牧者和信徒願意和人民同行，既有留守佔領區，在佔領區舉行崇拜，甚至在清場前後自首或留下被捕。
沒有人能否認，這次運動，當中確實有不少基督徒因為他們的信仰而行出來，值得叫人驕傲和鼓掌。當然，對他們來說，只是實踐聖經所教導的「行公義、好憐憫」傳統，並且知行合一地應用在這次運動，原沒有值得自誇的地方。只是當世道變得自私自利時，他們實踐信仰的見證教人份外動容。
然而，同樣不能否認的是，不少基督徒（甚至可能是多數的基督徒）都弄不清佔領的意義，甚至弄錯很多基本政治知識。本來，社會有不同的聲音很正常（沒有才不正常），各人有不同政治立場亦沒有甚麼大不了。可是，如果有些教會打壓不同聲音，又或者有教牧以他們在教會內的權力來推行自己的政治立場，卻連一些基本信仰或政治常識都弄錯，卻是十分之要不得的行為。
在這段佔領期間，其中最明顯的問題，首推有鄰近佔領區的教會不肯開放自己的地方讓民眾入內休息。本來，如果純粹是技術原因的話（例如時間上無法安排同工當值），是大家都能明白和諒解的。可是，如果理由竟然是「私人地方，洗手間不得外借」，甚至明言因為不同意對方的政見而拒絕對方入來休息，卻是嚴重的失德和失見證。首先，教會就算在法律上是私人地方，但在信仰上，絕對應該開放給任何願意前來的人。我們讀的經文，是說「叩門，就給你們開門」，而不是「叩門，就說私人地方不得外借」！事實上，有開放自己地方的教會也不是說只開放給支持佔領的人，而是任何人（不論支持或反對佔領）有需要便可以走進教會，而這才是教會應該持守的態度。那些因為政見或堅持教會是私人地方而拒人於千里之外的人，筆者實在不知他們如何理解馬太福音廿五章31-46節之類的經文，不知他們是否自甘為山羊。
另一個問題是，有些教牧聲言，佔領區的信徒只知爭取公義，卻忘記了愛。就算我們撇開公義與愛之間的關係的問題（這可是一個很大的神學甚至哲學題目），這樣批評也是混淆視聽。首先，如果不是為了愛護香港，誰會稀罕和願意佔領那麼多天。難道那些教牧真的以為晚晚留守、餐風飲露是很舒服的事情麼？而且，只要那些批評的教牧願意多落區和佔領人士接觸，更應會發現，整個佔領區都充滿著愛與關懷。那些自發的各取所需，各盡其用，猶如烏托邦般的場景，卻在佔領區實實在在的出現。例如各佔領地區保持衛生清潔，公廁比平日更潔淨，而且不少熱心市民自發提供大量清潔物資。筆者有些政治哲學的朋友甚至笑言，在香港這個高度資本主義的城市裡，竟然出現了好像社會主義哲學家柯亨（G.A. Cohen，1941-2009）在他的書《社會主義，有何不可？》（Why Not Socialism？）中提到的社會主義理想場景。柯亨是以遠足行山來說明這理想；但他自己也承認，在現實社會裡很難做到，偏偏這次雨傘運動卻做到了。
此外，相比起世界各地的示威暴力頻生，香港這次雨傘運動確是世界罕見，例如不放火不燒車呔，只唱歌及舉起雨傘。而除了紀律以外，訴求和理念亦甚為清晰，就是要爭取民主。去到這樣的情況，不止香港歷史，甚至世界的抗爭歷史，也是少有的。更重要的是，整個運動和世界任何抗爭相比，都是極度和平的。除了零星衝突外，使用暴力的，多為當權者一方。可以說，這次的佔領運動，必將留名世界抗爭運動史。批評佔領運動只顧公義不顧愛的教牧，似乎十分離地甚至昧於現實。
最後一個問題，也可以說是關乎筆者本身專業的問題， 就是似乎有些教牧喜歡「講台變炮台」，要在講壇發表他們自己的政治偉論，卻連基本的政治知識也欠奉。這問題在討論民主時特別明顯。當然，欠缺政治知識或許不只是基督徒的問題，而是整個社會的問題，例如我們會見到，有不斷標榜自己是史丹福畢業的立法會議員，竟會聲稱不知道真普選的定義。其實，只會稍為讀過基本政治學或政治哲學的學生，都會大約知道民主的工具定義。就算沒讀過，在網上稍為搜尋一下亦可以找到。例如同樣是以史丹福大學為基地的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在民主的條目便有這樣的講法：
"[T]he term “democracy” ...refers very generally to a method of group decision making characterized by a kind of equality among the participants at an essential stage of the collective decision making." （http://plato.stanford.edu/entries/democracy/）
如果要再簡單一點，我們可以只說，民主是所有有關的民眾能自由和公平地參與關鍵的集體決策。這樣的標準可能不是涵蓋民主所有元素的定義，但卻是一個好的工具定義，可以用以判斷民主制度有甚麼技術空間，亦可判斷為甚麼有些制度 （例如有不是民選的機關篩選提名）肯定不是民主制度。
如果我們嫌這些工具定義太抽象，亦可以花時間研究現實例子，由下以上的歸納和思考民主的意義和利弊。例如在今年十一月和十二月，美國、台灣和日本三個香港人頗為熟悉的地方都有舉行大選；可以借由比較各地的選舉情況和結果，反思民主制度的內容。例如台灣剛舉行的九合一大選，已令得台灣人開始反思是否應該把現時傾向總統制的政治制度，改為內閣制、或至少全面落實現時憲法比較接近的雙首長制（或半總統制）。
誠然，這些制度有很多技術層面的考慮。例如台灣的爭議，涉及諸如閣揆任命權應在總統還是國會手上，又涉及是否應該如美國般行政立法徹底分家，以便權力制衡（美國國會議員不能出任政府官員）；抑或應該如日本的內閣制般由國會最大黨組閣，以便政策能更易落實和更能反映民意（日本規定政府官員必須由國會議員出任，而且眾議院能隨時解散重選，以便反應最新民意）。當原則是主權在民，我們便可以考慮這些技術問題，察看當地社會最適宜實行哪種政治制度。
筆者同意以上這些內容不太適合在崇拜講台上高談闊論（始終那是用來敬拜神的祭壇，不是教書或政治討論的講壇或論壇）。然而，亦正因如此，教牧更不應在崇拜時不斷滲入自己的個人政治見解，特別是當那些政治見解是建於無知和錯誤的政治知識時，更是萬萬不該。筆者曾聽聞有教牧說一些例如「民主不是萬靈丹」、「美國只得兩個政黨給人民，只能在兩個爛燈選一個，也不是真正的民主，或民主也不過如此」的話。這些荒謬言論，雖則不限於教會內部流傳，但教牧在崇拜談論這些，是特別不應該的（至於這些言論荒謬之處，筆者近日在《經濟日報》的專欄有論及，此處不謷）。
一次雨傘運動，既有教牧信徒行公義好憐憫活出基督徒的樣式，亦有人自甘為山羊或曝露了錯誤的政治常識。當然，佔領過後，也要勿忘初衷；深耕細作，努力爭取民主。對那些基於錯誤知識而反對民主的人士，更要努力向他們解釋正確的道理。
（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4.12.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