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金鐘下電車，取行人天橋往維港方向走去。不久便見媒體各路英雄一字排開，攝影機鏡頭朝下，我隨著鏡頭的方向望去，但見罷課大學生搭起的帳篷井然有序，色彩繽紛。天橋上懸掛一幅大黑布，寫著魯迅的話：「路是人走出來的。」旁邊是一幅毛澤東肖像，和他說的話：「凡鎮壓學生運動的都沒有好下場。」
連結天橋和行人道的階梯兩旁密密麻麻貼滿了小貼紙，不同的字眼，不同的筆跡，訴說學生──他們也是香港巿民──共同的心聲：我要真普選。沒有人慷慨激昂高呼口號，沒有嘹亮的戰歌，年輕人有的獨自讀書做功課，有的三五人聚在一起，輕聲交談，有的在帳篷裡，在馬路上，席地而眠。一切的一切，如斯寧靜，如斯和平，令人難以相信這是一場示威抗議。
我想起孫中山，臨終前他說：「和平，團結，救中國。我是上帝的使者。」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孫的最後一句常遭滅音，這位亞洲第一個民主國家的締造者竟然遭到不肖子孫剝奪其信仰自由。
我想起蔣介石。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侵佔中國東三省，成立偽滿州國，其後更蠢蠢欲動，意圖滅中國。蔣遲遲未對日宣戰。民情沸騰，上海復旦大學學生決定罷課，他們沿著火車路軌步行，前往南京請願，令上海─南京鐡路癱瘓。幾天後，他們抵達南京，一路示威去到總統府。蔣一身戎服，和二個侍衛一同出來，三人均無配帶武器。蔣對學生說：「我是軍人，軍人的職責是捍衛國家，我一定會盡我的責任。你們是大學生，學生的職責是把書唸好。將來建設國家，我們需要你們這樣的人才，你們回去好好讀書吧。」學生們聽了，心服口服，鳴金收兵。
這件事似乎已湮沒在歷史的萬丈塵土中，太風平浪靜了，遠不及西安事變的轟轟烈烈。我是聽先父的好友陳鑑清講述的，當年他是復旦大學眾學子之一，事隔多年，昔日的熱血少年已經白髮蒼蒼，不過，當陳老先生提起這事，仍然對蔣無限欽佩尊敬。
我想起美國總統克林頓，當年他訪華，在北大發表演講，問答時，一個學生說：江澤民訪美遭群眾示威，而美國政府竟管不住那些示威人群。如今克林頓訪華並未遭到示威。克林頓回答說：若現在演講廳外有學生示威抗議他的來到，他會出去和學生對話。可惜北大學生沒有施以顏色，立刻亮出橫額，高呼：「美國佬滾回老家去！」且看看克林頓如何對話。
我想起聖經說：基督徒要為掌權者祈禱。
如何為執政者祈禱呢？隨著資訊時代的來臨，廿一世紀是地球村時代，社會愈來愈趨向多元文化兼容並蓄。我想，我會禱求執政者並非「打好呢份工」的平庸政客，乃是有抱負，有理想的政治家，有責任感，以及敢於承擔的勇氣，有廣闊的胸襟，虛懷若谷，能夠聆聽接納不同的聲音，有領導能力，尊重民權，帶領黎民百姓前行，建設一個民主社會。
我曾在香港居住工作五年，上帝命令我：你要為那城求平安。香港遂成了我加拿大之外的家鄉，就像龍應台所說的，香港是一個很容易令人一不小心便視之為自己家園的地方。今我取道香港，前往中國雲南協助當地的地震心理援助工作，恰逢學潮，抵港翌日便到金鐘走走，無意成為干涉內政的外國勢力，指手劃腳，說三道四，只是本著「同根生」的情懷，為香港求平安。
（http://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4.1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