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持續進修學院人文與科學系講師
近來因著香港政治形勢的變化，政制改革所引發的辯論，以至「佔領行動」的醞釀和爆發，教會內對「公民抗命」這議題的討論，持續不斷。許多信徒、牧者認為聖經並不容許公民抗命，或者認為只有當我們的信仰自由或生存權利受到挑戰時，信徒才可作出公民抗命；反對這觀點的人，則會從聖經中援引一些似乎屬於公民抗命的例子（常被引用的包括以色列人出埃及、耶穌潔淨聖殿等）作出反駁；往後的討論，常常是爭辯那些例子是否真屬於公民抗命，或有否超乎「為信仰才可抗命」的原則。本文嘗試超越在這方面的爭論，回到其中一段在討論這課題中常被引用的重要經文──使徒行傳第五章，以簡單的邏輯論證，指出聖經並沒有禁止公民抗命，亦沒有限制公民抗命的適當範圍。
首先何謂「公民抗命」？不同人士對「公民抗命」有不同的定義；我們可以參考《聖經與基督教倫理百科全書》的定義：「公民抗命是對一個有立法權力的組織所頒佈的法則、法規、條例自覺地表達不遵從……透過這不順從，抗命的行動構成了對立法組織的權威的直接挑戰。」 1。按此定義聖經是否容許公民抗命？對此持否定意見的人，通常會引用聖經中要求信徒要尊重國家、奉公守法的經文作支持，包括提多書三1，彼得前書二12-13，希伯來書十三17，和被廣泛討論的羅馬書十三1-7（「在上有權柄的，人人當順服他，因為沒有權柄不是出於神的，凡掌權的都是神所命的。 所以，抗拒掌權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罰。……」）等。而論者亦喜歡指出，如羅馬書十三章的經文等，都沒有為信徒順服掌權者的義務作明確的設限 2，所以政府的權威原則上是不容干犯和挑戰的。不過，大概沒有任何基督徒會以為這順服掌權者的義務是絕對的，因為大家都知道當政府禁止信徒敬拜、傳道，信徒是不可以順服、屈從的。從舊約到新約，從初期教會直到今天，歷史上都充滿了堅守信仰，面對政府違命不從，甚至因此以身殉道的人；他們都成為了教會歷史上的英雄。而聖經本身有沒有對這類抗命行為，提出清楚的根據？答案是：有的，例如經常被引用的使徒行傳四至五章。四章中使徒被猶太人的公會（即擁有立法、司法、和行政權力的議會）命令他們不可再奉耶穌的名傳道、教訓人，當時使徒即時拒絕，並說：「聽從你們，不聽從神，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們自己酌量吧！我們所看見所聽見的，不能不說。」（徒四19-20）。接著在五章，使徒再次被捕，被公會質問為何沒有遵守上次頒下的法令，使徒的回答就更直接了當：「順從神不順從人，是應當的。 你們掛在木頭上殺害的耶穌，我們祖宗的神已經叫他復活。神且用右手將他高舉，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將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賜給以色列人。我們為這事作見證，神賜給順從之人的聖靈也為這事作見證。」（徒五29-32）。根據這兩段經文，所有信徒都不會反對為信仰自由而作出的公民抗命。而在此之外，大家通常都會加上：為生存權利而作出的抗命，也是可以的；這既合乎理性的要求（生存權利似乎應該是最基本，最不容剝奪的），也似乎有聖經例子可作支持（如出埃及記一章中，接生婆拒絕殺害以色列的男嬰等）。於是，不少信徒就認為只可為信仰和生存權利而作出公民抗命，否則，就是有違羅馬書十三章等經文的教訓了。而面對其他種種當權者或法律的不公義，信徒如果透過合法的抗議而仍無法將它改變，就應該用逆來順受的謙卑態度，在禱告中仰賴掌管一切的上帝按祂自己的時間表處理。
但這種對公民抗命的設限，是否真的合乎聖經？讓我們重新細讀使徒行傳五章的經文。對於公會要求使徒不要再傳耶穌，他們是如何回答？他們不是簡單說「不」，而更為他們的抗命提出理據。以下是對他們在第五章中3答辯的邏輯分析：
一、首先，彼得和眾使徒申明他們在行動上取捨的大原則：「順從神不順從人，是應當的。」（新漢語譯本作：「我們必須順服神過於順服人。」）留意，他們沒有說，「在某些時候，順從神不順從人，是應當的」，亦沒有說「當我們的信仰自由受損害時，順從神不順從人，是應當的。」在使徒的申辯中，他們應用的原則是普遍性的，意即神的命令，永遠高於人的命令；不論在何種情況下，針對任何事情，當神的命令與人的命令兩者衝突 時，我們應揀選前者。
二、接著，使徒將「順從神不順從人，是應當的」這原則應用到自己傳福音的行動上：神已經叫耶穌復活、作王、作主 ，為此作見證是神對使徒門的要求；當有政權要求他們停止遵行神的命令，他們是可以抗拒，亦是需要抗拒的。
由此可見，為信仰而抗命，只是「順從神不順從人，是應當的」這普遍原則上的一個特殊例子。明顯地，聖經中神給人的命令是眾多的，所觸及的包括人倫、社會、經濟等許許多多的範圍，固神的命令與人的命令，是可以在許多的事上相左的；使徒為信仰而抗命的例子（即使再加上為生存權而抗命）並不足以涵蓋信徒可以抗拒政府的全部情況。而既然以上我們所提到，而又常在關於公民抗命的討論上被引用的多段經文皆未有對公民抗命的可行範圍設限，除非有人能夠提出其他的經文作確切的根據，否則，認為信徒只當在生存權利和信仰權利受危害時才可進行公民抗命，這只是一種「想當然」的說法；它本身並無聖經根據，甚至可能是有違聖經教導的，因為這是嘗試對使徒自己引用的原則作出修改和限制。
或許有人會說，這經文不就是為「順從神不順從人，是應當的」這原則的應用，作出了清楚的指引，和應用的模範（paradigm）嗎？這是否表示我們不應越過這例子所劃出的範圍而作出公民抗命？對此說法，我們的回答是；聖經所能提供我們的，不是在所有情形下我們應如何行事，而是信徒生活、做人的大原則。這經文固然為公民抗命作出實踐性的指導，但這並不表示它已經涵蓋公民抗命的全部。況且，經文中已同時交代了這抗命行為背後的原則，即「順從神不順從人，是應當的」。除非我們刻意扭曲經文內裡的邏輯和迴避它提出的原則，否則，我們不可能以這經文為公民抗命作出任何限制。
或許又會有人會說：按筆者以上所提出對觀點，聖經是否就容許大家可以因任何理由（例如政府政策有違神要人「行公義、好憐憫」的命令），事無大少地去而抗拒政府，或衝擊政府的施政？那樣，社會不就變成無法無天嗎？對於有這種擔心的人，我們的回答是：聖經雖然沒有為公民抗命的合法理由作清晰的限定，但聖經仍為人的道德行為設下了許多其他的基本原則，例如仁義、和平、公義、守法等，在決定是否要進行抗命時，信徒當然有責任去平衡不同的原則，及考慮抗命可能引發的後果。而在甚麼情況下我們才應該進行公民抗命（在社會出現嚴重不公時可以嗎？在部份人的尊嚴被踐踏的時候又可以嗎？在政府違反人道時又可以嗎？），那些抗命方式可以接受（非法集會可以嗎？抗稅可以嗎？堵塞道路可以嗎？），以至近日香港的佔領行動是否需要和合理等，這些都是可以討論、亦是需要討論的題目，而信徒亦大可對這些討論題目，持不同的意見；但在討論以先就想用聖經事先否定公民抗命在信仰上的合法性，或者對可以為之而抗命的議題設限，這是不何能，亦是不應該的。
總括來說，公民抗命的根據是基於「順從神不順從人，是應當的」這普遍的原則；這原則可以，亦需要在不同範圍中被應用出來。而信徒何時可以發動公民抗命，及如何進行公民抗命，則仍受聖經所教導的道德與信仰原則，及理性和良心所規限。
（寄自加拿大）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4.11.04）
- Thoms, D. Elizabeth (1987). Civil Disobedience. In Encyclopedia of Biblical and Christian Ethics , p.73. Nashville, Tennessee: Thomas Nelson Publishers.在以下的討論當中，我們將這定義稍為擴充，包括立法機構不成文的命令、政策等，以涵蓋一般所謂公民抗命的例子。
- 其實古今無數聖經學者都曾以羅馬書十三章的背景及內容（如政府賞善罰惡的責任等）論證「順服掌權者」的原則並非絕對；但為加強本文論證的效果，現假設這些證明均不足以限制或縮小「順服掌權者」這原則的應用範圍，看看這又是否表示聖經禁止公民抗命。
- 使徒行傳四章中的邏輯其實也是一樣；以下選擇第五章作出分析，因為四章提出的原則，是以反問方式帶出（「聽從你們不聽從神，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們自己酌量吧！」 ），不如五章般直接；而且因為四章中用了「你們」來表述，固其普遍性亦不如五章的「順從神不順從人，是應當的。」來得廣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