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教授
目前香港教會感到因為「佔中」議題而撕裂，其中一個深層原因，是有些信徒感到教會偽善，對「向政府施加壓力」有雙重標準。
頗多教會領袖從去年開始就反對「佔中」，認為這是脅迫政府，手段不當。現在繼續反對佔領香港運動，認為學生與市民騎劫香港公共地方，開天殺價逼政府讓步；手段不正當，必須反對。爭取民主的正確的手段必須透過善意對話，而不是透過施加群眾壓力。
然而，有趣的是，目前很多反對「佔中」的教會領袖，於二零一三年一月十三日發動了一個「愛家共融祈禱音樂會」，透過群眾運動對政府施加壓力。事緣特首梁振英將於一月十六日發表任內首份施政報告，盛傳將會就性傾向歧視立法的相關情況作出交代。某些教會人士十二月收到情報，策動在施政報告前夕的主日（一月十三日），大規模動員信徒在政府總部門外舉行「愛家共融祈禱音樂會」反對立法。這個聚會在策略與效果上清清楚楚是一個政治活動，透過：一、集會前幾天在報刊上刊登整頁聲明吸引市民及傳媒關注；二、傳播逆向歧視的可怕，動員基督徒參與這個群眾運動；三、以大型群眾集會吸引傳媒報導反對立法的聲音。這種動員群眾壓力的策略不是為對話（因為主辦者認為政府及贊成立法者都沒有誠意與他們對話），而是為展示反對聲音龐大，進行政治角力及政治抗爭，阻止立法。
然而，為何這些教會領袖去年就政府可能出現的政策，對香港政府施加群眾壓力，現在卻反對學生及市民就香港的另一些政策，對香港政府施加群眾壓力呢？這不是雙重標準嗎？
回答一：「我們是捍衛宗教自由。性傾向歧視立法會帶來逆向歧視，基督徒會因為實踐信仰而受法律懲罰，所以要站出來。目前香港的民主群眾運動是政治議題，不是宗教問題，所以教會無需站出來表態。」然而，這個態度豈不是「各人自掃門前雪，那管他人瓦上霜」？教會只關心自己的宗教自由，對香港市民的命運自主自由就可以冷漠？
回答二：「愛家共融祈禱音樂會所施加的壓力只是透過一次合法集會進行，而且並不影響公共秩序與民生。目前香港的民主運動卻是非法集會，並且破壞公共秩序，影響其他市民生活。｣然而，香港現在進行的是公民抗命，與一般的犯法行為截然不同。要採用這個較激烈的抗爭方式，因為刀已掛在脖子上，香港政府意圖要推行偽普選。將來有一天這些教會若感到性傾向歧視立法也是一把刀掛在脖子上，難道絕不會採取公民抗命手段？有牧師已清楚公開表明，基督徒宗教自由若受威脅，應作公民抗命；這不是五十步笑百步？
回答三：「人大常委會八月底定下的特首普選框架，已經在香港人的民主訴求與國家安全之間求取一個平衡，儘管不是香港人最期望的普選方式，但以和為貴，各讓一步吧。｣然而，將來香港政府為性傾向歧視立法，若加入宗教人士豁免條款，這樣就可以在雙方之間求取一個平衡；為何這些教會人士已預先聲明不會「代住先」，聲稱這是假寬容？
根源上，不少教會領袖長期害怕政治爭議及社會運動 。他們知道要關心社會，但只限於作一些沒有爭議及不會與當權者起衝突的慈善事業，如扶貧、救災、教育、社會服務等。他們想作和平之子，但不願推動社會公義，因為害怕所引起的衝突。他們始終抗拒，任何要消除社會不公義的社會行動一定經歷兩個階段：說理與角力。首先是要對當權者作道德遊說，曉之以大義（閉門會議或公開聚會、提供意見書、報刊發文）。若當權者屢勸不改，處於弱勢的市民就只能施壓，而這個壓力也是由小漸大（小之如發表聯署公開信、輿論壓力、大之如大規模遊行示威、罷工罷市、公民抗命）；總言之，就是一種強制（coercion），但卻是非暴力的，目的是促使當權者願意作建設性談判。不少教會領袖不願意在社會中伸張公義，就是害怕參與這種強制的角力，害怕捲進一個後果難測的漩渦，害怕被其他政治力量騎劫，害怕損害與政府的關係。因為這些恐懼，就裹足不前，寧願保持緘默，並美其名為政教分離。然而，同樣一批教會領袖，卻為到自身的宗教自由，去年發動群眾運動向政府施壓。
更可歎的是，這些教會領袖，廿五年前對於六四鎮壓，都認為是道德上大是大非的事，非表態譴責鎮壓者不可。對於今年香港九二八警察的暴力鎮壓，卻認為是政治，要保持中立及沉默。
香港目前有好幾個宗派的教會正面對一個道德公信力危機。他們對向政府施壓持雙重標準，對於香港政府近日對「雨傘運動」的暴力傾向曖昧不言，引起信徒不滿。要挽回這個道德公信力的最基本第一步，應該馬上高調呼籲香港政府克制；政治問題，政治解決，重啟談判，而不是以武力解決。
（http://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4.10.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