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8日是香港市民不能忘記的日子，當天香港警察對手無寸鐵的學生、市民施以暴力行動，在示威者和平而沒有威脅他人的情況下，竟用上了催淚彈、胡椒噴霧等防暴工具，不少市民目睹如此暴行，自發地走上街頭，他們不是要以暴力對抗暴力，而是以身體去保護、支援他們熟悉，甚或不知姓名的示威者。香港市民展示的素質正開啟社運新一頁，正如周保松說：「我知道，過了今夜，香港將永遠不再一樣。」新一頁隨之展開，這不是指開始「佔中」，卻是示威者和平地佔領不同地方，之後部份市民更熱心支援，從醫療藥物、食物及退熱貼等必須物資，而參與者秩序井然，並沒出現如《大公報》等指的「示威失控」、「禍延全港」。此外，梁振英於10月2日晚上發言，表示願意與學生對話後，似顯示抗爭行動將進入另一階段。或許有人認為參與的學生、市民有不善之處，但筆者認為禤智偉的評論切中問題：「學生是否做對，是無關宏旨的；即使年輕人在成年人眼中行差踏錯，社會也必須無條件先保護、愛惜、包容他們。」對參與者我們給予支持、愛護及關懷，但對作為社會運動又如何？筆者認為是次行動堪為社會運動的典範，但下一里路將如何走下去？作為基督信徒，我更為關切應如何從神學地思考，且教會牧者應擔上甚麼角色？

作為社會運動的組織者，總是在行動過程中徘徊於目標與手段之間，由最初定立行動目標，到構思行動策略，進而修訂目標及考慮相應有效的策略，這是運動發展中的必然過程，於是沒有固定目標及必然手段，只有不斷重訂目標與流動的策略，這便是美國社區組織者阿林斯基（Saul Alinsky）指出反叛者的行動概念，當策略成為固定或不變時，只暗示已經行動成功，或者是目標及手段已經僵化了。對組織者來說，手段只是完成目標工具，與此同時，目標賦予手段合法性，也是說要重視手段的合理性，否則只會變成為衝擊而衝擊，失去群眾支持，對阿林斯基來說，久攻/估不下，便要即時回應及改變手段、策略，否則運動會僵化下去，以至無疾而終。在此筆者只是要指出，從組織者過往的經驗來看，具體策略應可包括：增加及動員支援使運動持久下去、包圍政府部門或首長和官員、引發部份地點產生小型衝突，以令市民付予同情、發動三罷，甚至自殘式的抗爭手法，當然亦有被稱為「投降派」或視為「左膠」的退場行動。策略分析便交由參與者討論，作為基督信徒，我們只能帶著獨特的身份進場討論，因為牧者、信徒是由耶穌基督所呼召，並塑造出我們特殊的思考方式，以使信眾不容從眾。

就事件發展而言，為政者9月28日的荒謬決定，直接推動更多學生及市民上街示威及佔領金鐘等地。恐懼帶來不必要的暴行，錯誤估計學生的「破壞力」，同時低估民眾的憤怒及道德良知，最終吸引成千上萬的人不理自身安危，並引發提早「佔中」，至發展為沒有大會的自發行動，但社會行動總是非常態的行動，革命是非常態，脅迫也是。對基督信仰來說，我們總威脅任何政權，因為信徒只認信耶穌基督為主，故此是在批判的距離下跟任何政府、政權、運動打交道。聖經見證的耶穌除了明顯拒絕撒都該人外，同時遊走於不同派別之間，祂多次放棄發動群眾行動的良機，有時更刻意退開。反之，耶穌是在生活中展示出如何忠於父上帝的委託，一次又一次在宴席中、對話中、路上挑戰當權者，故此對信徒來說，儘管非常態的社會行動有其價值，但回歸常態才是信徒應擔上的長期「抗爭」。或許當手段與目的失去連接下，政權交替並能不保證甚麼東西，因為新政權只由舊世界催生，是在憤怒及恐懼下形成，當和平離開常態的生活，便是非常態的產物，離開人民的生活，便沒有生命力，退場既是策略考慮，也是朝向更根深，走向準備轉化人心，這是第一世紀耶穌的「策略」，亦是回到日常生活的本原革命。

那邊廂我們認為動員更多人支援，將帶來足夠的注碼，以使政府投鼠忌器，並為行動帶來盼望。盼望神學家莫特曼（Jürgen Moltmann）回應《被釘十字架的上帝》（The Crucified God）與《盼望神學》（Theology of Hope）間的關係時說：「當我寫《盼望神學》，我是孕育著某一種熱誠與短暫的盼望，就是我渴求改變可以很快發生，……捷克那具有人性面孔的社會主義開始了，而學生運動也在熱情中展現。然後，春天很快過去了，我們看見在教會在社會主義在西方世界之中，那我們想要打倒的東西，其抵抗力量有多頑強。這是為甚麼在我的第二本書（指《被釘十字架的上帝》）之中，我對過於樂觀的盼望是更為批判的，事情可變得很快。……越戰之後，人民不知道跟著怎樣，他們嘗試尋找更美好的將來，忘記過去，但這並非應有的行動；你必需面對真相，即使是傷害人心的真相；你必需有意識地在自己的生命／生活中經歷十字架，並且也在人民的生命／生活中經歷十字架。」﹝譯自Teofilo Cabestrero ed., Faith: Conversations with Contemporary Theologians (Maryknoll: Orbis, 1981), 123-124）（鄧紹光譯）﹞信徒今天要分別這是非盼望的盼望，是逃避樂觀主義的盼望，是活在真實生活中，從內在超越性帶來轉化的盼望，這就是在同行中宣講福音——應許（gospel-promise）來叫世界醒悟盼望。故此撒離並非單純是參與者的事務，而是信徒與他們共同背上這些日子的經歷，在難以忍受的破碎中建立更根源的民主精神。

換言之，最終退場撒離不是關乎技術、成敗，而是信徒了解民主不是切斷人際間的聯繫，儘管他可能是我的敵人，而是如帕爾默（Parker J. Palmer）所言，在「心」裡下功夫，先釋放自己向人性一切可能性敞開，不再視政治為攻防心戰，或赤裸裸的權力鬥爭。如此，教牧角色便不是直接參與這種抗爭行動中，因為教會與政府／權存在批判性的距離，不能成為世界一部份去反世界，故此首要的角色是教育信徒作出信仰辨識。牧養成為首要的工作，便是指幫助信徒超越技術、策略、動員去考慮抗爭行動，因為生活「抗爭」才是常態的，亦把是次經驗帶回生活之中。既然，牧養是優先事務，那麼牧者直接的工作，請教育教內的政府高官、社會精英，因為他們這時候正要表現出忠於基督的行動－－為事件尋求出路、用他們的力量制衡其他官員的力量；牧養紀律部隊的牧者們，請直接教育他們，面對街頭民眾將/已發生的暴行，不能抽手不理，請盡力保護弱小；面對人與人的圍鬥，所屬地區的教會領袖應早作準備，為有需要的人提供保護，以待事情發生時，能馬上回應，以免到時層層討論有所延誤。

在軟弱的退場、撒離中，展示給他人所見的是甚麼東西？是十字架與盼望從來沒有分開過，是我們在忍耐中得見盼望的應許實現，是忠於耶穌基督的牧者，不畏權勢、地位，直接面對他們的羊群。

（http://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4.1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