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廿八日下午，警方施放第一枚催淚煙彈。究竟是誰下此命令的呢？不管他是誰，香港人民要多謝他！朋友，我是說真的。當日，我也在場。施放催淚煙彈的位置，離我沒有多遠。
整個下午，群眾都很彬彬有禮，彷彿那埋藏在各人基因裡的「秩序」論述，早已被奉為金科。那些偶爾而為的所謂衝擊警方防線動作，就是連三歲小孩，都看得出只是示威者的指定「姿勢」。警方舉牌了！未己，一陣陣的胡椒噴霧射向人群。群眾也早有準備，立刻戴上眼罩、口罩，又打開雨傘，彼此保護，慌而不忙。一些人甚至奮不顧身，不後退，反而朝向胡椒噴霧的噴咀跑過去，勇敢非常。突然，警員們戴上防毒面罩，各人心覺不妙，但總不相信政府會以催淚煙彈對付手無寸鐵的和平示威者。不久，警員脫下防毒面罩了。對吧， 他們只是賣弄玄虛，打打心理戰吧！如是者，他們「賣弄」了數次。又舉牌了，我又趕快戴上眼罩、N95，照例打開雨傘。可是，今次來不及了！突然傳來巨響，我急忙望向左邊，還見火光之際，各人大叫，「離開！快！向前走！」男男女女的驚惶尖叫聲，與催淚煙彈的爆炸聲，頃刻合奏著戰地之歌，震裂了心腸 ！我與一位同事，與一眾人群絕望地朝向對面馬路飛奔。我回頭一望，已是滿天煙霧。我們如身陷殺戮戰場。天呀，我們是暴徒嗎？同行的同事倒楣了，他完全來不及戴上眼罩，他在我右後方，按著我的肩膀，帶著一把哭聲，問我：「Simon，如此情況，我們可以怎樣做？」我還以為他在問如此局勢，人民還可以做甚麼。懷著悲痛及絕望的心情，我答曰：「沒甚麼可做了，我們的政府瘋了。愚蠢極了！香港絕望了！」我隨即轉過頭來望向他，才知他的眼睛正在劇痛，眼睛縱然緊合了，淚水卻傾盆湧出。原來他是在求助，「如此情況，我們可以怎樣做？」我只好連忙用手中僅餘的水，為他清洗。很快，我的皮膚也痛起來，好像被一種酸腐蝕著。我一面忙著為同事清洗，一面喃喃自語：「絕望了！絕望了！這個政府，使人絕望了！」
當刻，我相信眾人都絕望了，死心了。面對著那離譜至此的政權，再沒有可以做的了。心被掏空了！那些聽聞此事的人，或在新聞畫面看到這一幕的人，大概也都死心了，絕望了。可是，絕望的群眾，是被驅散了嗎？並沒有。眾人破口大罵， 甚至粗口橫飛，「有冇搞錯」，「你噉都得」， 「我犯了甚麼罪」，「他們只是年輕人，為何你這樣對待他們」，「我很失望」......然而，在驚惶過後，群眾幾乎是立即捲土重來，收回失地！其勇氣比前更高更深。高得可怕，深得可畏。甚至，一天半天後，群眾運動變得遍地開花！
民不畏死了！為何會如此的呢？為何人到絕望，竟然又會產生如此不畏死的勇氣？我想起Cornel R. West 的一句話：“Despair and hope are inseparable. One can never understand what hope is really about unless one wrestles with despair.” 我又想起 Jurgen Moltmann的盼望神學：真正的盼望，不是樂觀主義，它也不是叢生於指日可待的凱旋未來之憧憬中。真正的盼望，是生於一種辯證張力──十架上死亡苦楚之實在絕望 vs. 復活的真實性所帶來之榮耀。Richard Bauckham言簡意賅地總結了這點：“The dialectic of cross and resurrection means that, in Moltmann’s view, the cross and resurrection of Jesus represent total opposites: death and life, the absence of God and the presence of God, godforsakenness and God’s glory. Yet Jesus, the crucified and risen one, remained the same person in this total contradiction. By raising the crucified Jesus to new life, God created continuity in this radical discontinuity...... [This] dialectical promise......opens up a future which is not simply drawn out of the immanent possibilities of present reality but radically contradicts present reality......It offers hope where the immanent prospects of the world offer no hope.” Moltmann 也曾說：“Unless it apprehends the pain of the negative, Christian hope cannot be realistic and liberating.” 看來，「絕望」本來就辯證地是「真盼望」的構成部份。沒有絕望，盼望反而顯得薄弱。「白晝將近」的視野，本來就是生於「黑夜已深」的具體經驗。真正堅實的盼望，原來不是純然正向的，原來不全是以指日可待的凱旋目標為基礎的，它也不一定需要 “I am able” 之類的自主動力思維（agency thinking），它也不是生於「我找到解決方法了」的達標思維（pathway thinking）。真盼望，往往生成於絕望中。有了真盼望，就有打不死的勇氣。
往日，七一遊行也好，元旦遊行也好，群眾總是出來走走而已，看不出其具有勇氣的爆炸力。香港人總是以目標為本，沒有成效的示威，參與過就算了，盡了公民責任就罷了，發洩一下憤怒就可以了。反正明天要上班上學，不宜久留於街上；萬一遇上胡椒噴霧，傷了身，訴求又不果，何必呢？不如回家吧。這十多年來，香港的當權者雖然過份卻未盡然離譜（最少從表面上說），因此香港的群眾未有親身遇上過絕望，因此仍未成為群眾運動所需要的真正群眾。「九廿八」之後，翻天覆地了。多謝當權者的離譜，感謝他們的過份。第一枚催淚煙彈的施放，注定把群眾轉化成為具有真盼望力量的群眾，讓他們破繭成為具有打不死勇氣的群眾。群眾， 「升呢」了──不再在乎凱旋與否，不再奢望換取甚麼。「黑夜已深，白晝將近」，遍地開花。當權者，多謝你，請繼續盡情吧！
當天，看著催淚煙彈上騰，我遇上了絕望，卻也在裡外刺痛中看到了真盼望。
筆按：寫於二○一四「國慶」 之後。
（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4.1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