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八月卅一日人大常委會為二○一七年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拍板定案，一切與中央政府就香港政改安排的溝通、對話、談判餘地，即時被扼殺；甚至連香港人自己對政改方案的商議空間，都幾乎不復存在，無論是親北京或泛民陣營之中的溫和派，都被迫各走極端。人大決議將未來「普選」特首的候選人提名門檻從過去小圈子「選舉」的八份一，提高到須獲提名委員會過半數支持；同時，候選人數目限制在二至三名。香港大律師公會已經表明，這個選舉框架的設計，實質上構成了不合理限制和政治篩選。因為難以想像，那兩、三名能夠同時獲絕大多數提名的特首候選人，他們會是來自不同的政治光譜。
二○一一年九月，我們撰寫了〈基督徒應否參與小圈子選舉？──神學反省與教會實踐〉（上）（下），當時已料到即使二○一七年能夠「普選」特首，也不過是經過預先篩選的鳥籠民主，將會是徹底有名無實的假民主，所以我們主張教會應考慮「杯葛」。過去教會內一直有意見認為，杯葛、退出、棄權是消極、甚至「不負責任」的投降主義；積極的做法應該盡力爭取一個具真正廣泛代表性和民意認受性的提名委員會，循序漸進推動民主過程。如今，人大規定將來的提委會組成，必須「按照」上屆一千二百人選舉委員會的四大界別，體現「均衡參與」、以符合「防範各種風險的客觀需要」；換言之，所謂增加提委會「民主成份」的主觀願望，亦頓成空談。我們不得不嚴肅思考，無論政改原地踏步、抑或行一小步實現「一人一票選特首」，基督教界別在目前選委會、或將來提委會的議席的存廢去留。
假若將來的提委會沿用選委會的組成辦法，或最多在此基礎上小修小補地「改良」，根本無法彌補它既有的、諸多為人詬病的致命缺陷。組成選委會的各個界別、以及各自的比重，皆完全任意和武斷。例如，漁農界佔六十席，而法律、教育、醫學等專業界別各自也只得三十席，「均衡參與」是怎樣的一個具體原則，到底是按經濟貢獻、抑或從業員人數分配？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究其實，按功能組別來分配的議席，背後根本沒有任何政治倫理、甚或社會實況的依據。某些界別代表的產生方法更加匪夷所思，即使是所謂以「投票」產生的界別，其選民資格定義亦模糊不清，或明顯地向既得利益團體傾斜（例如所謂「公司票」、「董事票」）。一切只是精心的佈局／騙局，方便統治者通過選委會的組成，在幕前、幕後操控特首選舉的結果。將來的提委會，恐怕亦一樣換湯不換藥，其功能不外乎是為普選特首把關落閘，以體現中央所要求的「安全系數」。
提委會組成之所以百孔千瘡、「不能被完善」，充分反映於基督教界別所佔十席的產生辦法。當初香港教會承包了這項政治任務，本來有意通過「教內普選」推舉代表，成為其他界別的「民主垂範」，盼望選委會的組成可以逐漸邁向開放平等。可惜，經過幾屆的實踐，「教內普選」已經證明失敗，且靜悄悄地被正名為「教內選舉」，以免名不副實。二○一一年的「教內選舉」出現大規模的嚴重「不合常規」情況（irregularities）：有大量「合資格選民」不知道有票可投，有人想投票、卻無票可投，又有不少人有票、而不去投。因此，「投票」的結果完全缺乏代表性、認受性和有效性，整個過程猶如閉門造車，是一場民主選舉的「反面教材」，令教會淪為政治笑柄。事實上，從不少宗派和堂會有聲無聲、有形無形、有意無意的「杯葛」和不合作、不配合，可見香港教會之中，不少信徒已經厭倦「被代表」，由十個假「基督教界別」之名（但卻拒絕向教會問責）的人，替大家扮演欽點特首的裝飾陪襯。
香港教會開始意識到自己根本無能力辦好一場符合規格、有嚴謹規範程序、富公信力的大型選舉，並拒絕繼續「假戲真做」，這是基督門徒應有真誠忠信的見證；然而，我們更要徹底反省：何以我們會任由基督的教會淪落到與其他既得利益集團無異的層次，喪失她有別於世界的本性（otherness）？既然我們都承認選委會組成中種種的不公不義，為甚麼自己卻仍然坐享不該有的特權？甚至還理直氣壯，覺得選委會「理應」有「代表」上帝的聲音？這跟其他「功能界別」自我辯護的歪理，豈非如出一轍？過去曾有自命支持民主的信徒認為，基督教會在選委會有票，可以有助泛民主派入閘；可惜事與願違，上屆特首選舉，十名基督教選委當中，一人提名唐英年、二人提名梁振英；據悉，另有三至四人曾口頭答應支持葉劉淑儀。在將來的提委會，基督教界別區區十票，更加發揮不到左右大局的作用。更何況，為甚麼教會有義務為這個或那個政團黨派（無論親建制、或反建制）的候選人服務、站台、背書，送他們一程？
我們何時才會同心合意，在三一上帝面前懺悔、回轉、歸正？是甚麼攔阻教會主動放棄她本來就不應竊佔的政治特權（實質是道德負資產）？是貪念，還是嚐過權力滋味後上癮？是自以為義、假冒為善？還是，教會習染了當今世俗社會瀰漫的犬儒（甚至「無恥」）心態？今天，要求教會不同流合污、不與俗同，反會被嘲弄是「離地」的理想主義，是遺棄世界、懦弱無能的道德潔癖；彷彿，呼籲信徒活出基督的樣式、成就更高的義（higher righteousness）是「不可行」的奢望，教會與社會一同沉淪墮落才是應份的。當信徒被犬儒主義侵蝕，就不再對自己的生命和生活有道德要求，也不會要求世俗政治需要被事實和道德約束，更不會要求教會在參與政治的時候，必須要服從和忠於主耶穌對門徒的教導。最後，我們會喪失「做不可能的事」的想像力、忍耐力和毅力。我們和社會大多數人一樣，將政治化約為權術謀略的「現實政治」，掏空了道德委身與願景想像，只剩下政治手腕、實力較勁、敵我鬥爭和眼前利益的計算交易；「政治」變成策略、路線、手段之爭，而非比拼對「善」的想望，對共同生活的安排提出「根本問題」。
上述這種向現實低頭的心態，與教會內外醞釀的公民抗命情緒，形成強烈對比。可是，更諷刺地，其實兩者都被悲觀和絕望所佔據；因面對不能改變的高牆，就被無力感克服、被恐懼蒙蔽了眼目，窒息了盼望。事實上，即使在佔中支持者當中，有些也開始被挫敗感籠罩：本來同情佔中的，發現根本不能撼動北京的橫蠻，整個運動毫無勝算，變成孤絕地在強權面前「唯獨求敗」；同樣地，一些仍然決志投身佔中的，也無非是以一次過的大型集體抗命，在垂死前發出最後一聲「悲鳴」。雖然佔中尚未發生，甚至不知道會否真的發生，更遑論預計它一旦發生所帶來的後果，但恐怕最後當它被證明「失敗」，會有更多支持「真普選」的市民被迫「拋棄天真的幻想」，回復「正常」的忙碌生活，令民主運動在沮喪中落得無以為繼。
因此，無論佔中運動如何收場，我們也不應視其為背城借一的生死決戰，相反，此際才是長期抗爭的開端。香港教會與社會大眾背負共同的命運：不是在爭普選失敗、中央公然違背給予港人普選的莊嚴承諾之後，如何尋找認輸的下台階、又或再戰江湖，而是在北京政權毫不掩飾地露出其本來面相之後，我們如何繼續在極權之下生活；未來香港面對的，將會是回歸十多年來最赤裸裸的「全權統治」。打從「保普選反佔中大聯盟」舉行八一七大遊行開始，香港社會已經被當權者推向民粹的黑暗深淵。中外的近代史已警戒我們，每當親建制陣營動員群眾上街支持現政權，執政者除了國家機器的公權力和合法武力以外，更可倚仗其自製虛構的所謂「主流民意」，肆無忌憚地利用人民來攻擊人民，先放大社會的對立鬥爭，再以主持公道、平衡紛爭的姿態出現，將任何異議和反對聲音打成擾亂秩序的「少數」，然後任意抹黑鎮壓。過去幾年社會出現的所謂「撕裂」，包括示威場面的對罵、衝突、「晒馬」，就是當權者不惜工本窮盡「維穩」心思，有組織和有計劃地軟硬兼施炮製出來的！
可歎的是，不少信徒彷彿依然沒有認清中共政權的真面目（或者視若無睹），甚至被牠宣揚的「中國夢」所迷惑，因而對暴政百般容忍姑息，或無奈忍氣吞聲、或甘願替其文過飾非；他們寄望國家富強，人民就可以安居樂業；然而，卻看不見，縱然不少國民步入小康，但與此同時，國家的腐敗貪污更趨嚴重。他們甚至因為中央對特區實施的種種優惠而感恩戴德，反過來狠批「反對派」與北京為敵是忘恩負義，兼且禍國殃民、自掘墳墓，罔顧七百萬港人的福祉。不過，正如羅秉祥教授早前提醒我們，當國家崛起成為霸權，基督徒不應自豪驕傲，而需要更加戒慎恐懼。
北京政權不只是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曾屠殺人民，牠一直從無間斷地，在精神上折磨和在肉體上殘害那些不肯就範歸順的少數民族、六四死傷難屬、維權人士（以至他們無辜的親人）、申訴無門的上訪百姓等等。建道神學院前院長張慕皚牧師，最近就曾經指出，基督徒參與公民抗命須考慮最少三項條件：政府殘殺無辜平民、禁止敬拜三一上帝、禁止傳耶穌的福音。這些條件在深圳河以北的神州大地，明顯地早已成熟，只是香港的基督徒自以為身處福地，奢望只要苟且，就尚能繼續偷安。
然而，我們並不主張以「公民抗命」的群眾運動，作為威迫政府改變的政治手段 ──人心的悔改從來不能以強制的方法達成。基督徒不應該因為政府達不到我們的要求和期望而與之對抗，因為更重要的是：按同樣道理，我們也不會因為政權滿足了我們的需要和期望，就擁戴效忠牠。基督徒對任何政權的態度都應「一視同仁」，因為牠們的本性都是一樣的，雖然牠們是由上帝所「任命」，在墮落的世界以武力限制罪惡，但牠們無不僭越自己本該隸屬於創造主的身份和地位，反以操生殺之權的主宰自居。基督徒面對政權，不必待牠腐敗到無藥可救才與之劃清界線，平常則毫無顧忌地主動合作。我們「順服／隸屬」掌權者，不會因為其行徑不合乎我們的心意就主動以武力推翻他們，但也不會對他們惟命是從；我們「尊重」在位掌權的，更不是出於敬畏或恐懼，而是因為耶穌基督毫無畏懼，自願承受地上政權不義的審判和無理的羞辱，以至於死，所以我們也必須參與、並有份於祂對叛逆的權勢所作的忍耐及終極的勝利。
因此，基督徒需要在當下香港的處境，思考如何將「長期抗爭」，成為教會無論或聚或散，效法基督的日常生活方式。這不是為著要抗議政改的結局不如人意，而是呼喚門徒群體回歸主耶穌當初的「本原革命」（the original revolution）。教會所傳講的福音，是向世人見證，上帝的審判刻下就要臨到現存的秩序，祂並且應許會有另一個新秩序的出現；作主門徒（discipleship），就是要在教會群體的生活秩序中，活出這種根本的革命和生命的更新，建立現世政經系統以外的生活世界。
我們呼籲教會主動放棄選委會／提委會的議席，並且一旦政改按北京原先寫好的劇本通過之後，發動信徒大規模杯葛二○一七的特首「普選」（包括不投票，或投白票、廢票）。這並非消極地宣泄不滿、或是獨善其身，更非意圖阻撓政制「向前走一小步」，而是做當作的事、行當盡之義，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我們並不否定，始終引入「一人一票」的選舉元素，會增加不能預料的政治變數，甚至可能帶來制度上從量到質的變化，在鳥籠之內為社會開創新機。假如大多數市民認為，政制不應原地踏步，基督徒就不必為堅持自己的原則和立場而誓死反對，我們可以保留異議的權利，而尊重主流民意，任憑社會走它的路。可惜的是，在現有的社會氣氛、公眾諮詢、民意調查和議會制度下，根本無法尋求和凝聚到真正的大眾意志。我們更不相信，基督徒手握水晶球，可以從超越歷史的高度和視野，預測每一政治行動，計算代價和效益。既然如此，教會又何必曰利，而不先求仁義？
在「不民主」和「假民主」之間的得失利害，我們無法預測計算，兩者如何抉擇，本應交由政治的正當程序來商討議決。社會上和教會內對此有不同的取捨，有人明知普選雖假、卻無奈接納，我們更要體諒和聆聽。不過，在「假民主」和「真民主」之間，就不應含糊其詞、搖擺不定。任何不願意為原地踏步付上沉重代價的人，都再沒有道德資本自命「只要真民主」，因為他們沒有向「假民主」說「不」的勇氣、也沒有討價還價的本錢，對任何「假民主」方案最終都會甘之如飴，沒有底線可言。因此，我們絕不反對有信徒願意接納人大頒佈的政改框架，但神學人就不必多此一舉，為此製造自圓其說、兩害取其輕的（政治或神學）理據，因為這個「現實」是香港人無可選擇，在威迫利誘下接受的。
我們之所以不能支持政府推銷的「假民主」，並且主張教會和信徒不應參與，不是因為它「有缺陷」和「不完美」，沒有一步到位達至理想 —— 事實上，我們從不認為有任何民主制度是「理想」的。我們不是因為不滿而拒絕妥協，或想推倒它；我們所反對的，無非是政府的弄虛造假，一方面製造輿論慫恿市民「袋住先」，另一方面又放風說，只要有「一人一票」就已經是「貨真價實」的「真民主」；背後的潛台詞是：普選無分真假，何必認真！有人寧要「假民主」、不要「不民主」，我們雖有保留、但不會譴責；但對於將「假」說成是「真」的指鹿為馬、混淆真偽，我們就必須堅決反對。人大決議的選舉框架之所以「假」，不是因為它不符合甚麼不證自明的「國際標準」，而是因為它以假亂真，利用選民作為投票工具，為聽命於北京的傀儡加持，賦予「偽」民選特首不配得的民意授權和認受性，可以凌駕立法會、貫徹行政主導，甚至讓他有機會挾持民望去為《基本法》廿三條立法。作為基督徒，我們非但不應附和當權者去埋沒真相，更有責任在教會內外冒險地講真話，與那些被重複了千百次的謊言和謬論不斷周旋，而不喪失求真的意志和耐性。全方位杯葛將來任何形式的特首假普選，就是拒絕假戲真做。尤其因為特區推銷「假民主」的宣傳短片，已經間接承認了「在電視機裡面」，由小圈子選出來的特首是一齣鬧劇；倘若政改拉倒之後，那一場戲也就無法再若無其事地，在七百萬港人面前厚著面皮演下去。教會又怎能繼續參與其中？
要知道，當權者最懼怕的就是真相，所以必然無所不用其極去隱藏、扭曲和消滅真相，製造謊言和散播恐懼就是他們賴以維持統治的工具。極權政府表面上手執無比權力、孔武有力、無可侵犯，但其實是虛弱怯懦，牠所建的高牆不是用來阻擋和威嚇人民，而只會禁錮封閉自己；牠非常恐懼人民，尤其害怕人民知道真相。已經有不少本土學者指出，所謂「抗命」首先就是「抗拒認命」，我們抗拒將當權者所定義的「現實」，當為唯一的真實、唯一的可能。教會若認信基督是主，就更應拒絕相信「實在」（reality）是由地上的權勢來定義的；我們拒絕「實事求是」，是因為知道真相／真實並非是肉眼能見的，而只能憑信心透過三一上帝在世的作為來理解；我們只能以祂的創造、拯救，萬有復和的終成，來界定甚麼是「可能／可行」、甚麼是「不可能／不可行」。「理性務實」的犬儒虛無心態妨礙我們在世忠心作主門徒，窒息我們對「未來」和「可能」的想像。
然而，我們擔心，一部分對佔中強烈反感的信徒，他們只是屈從於對掌權者所定義的「真實」的恐懼，害怕觸怒北京，會帶來動亂和破壞他們原來的生活；他們沒有聆聽到社會上求變的呼聲，以為只要維持現狀就保證萬事大吉，看不到在現況中仍有人享受不到他們所珍惜的「安定繁榮」；他們用最「務實」的眼光，看清楚壟斷權力的專制本質，是不會因為民眾反抗而讓步放權，故臣服於這種寸步不讓的強權／強盜邏輯；他們正確地認識到，要求中共自我改良是「不切實際」的，但卻曲線地支持了既得利益集團、甚至成為其中一份子；他們害怕挑戰權貴，以為一旦失敗便遭報復，故預先自我審查，甚至助紂為虐，打擊其他謀變思動的人，主動放棄為社會創造轉變的行動條件；他們精神上已經被俘虜，安然地成為奴隸。他們只做有成功機會、「有用」、「有益」、「有效」的事，卻不曉得，有些事不是因為有希望才去做，而是做了才會有希望！他們忘記了：極權的魔性縱不會變，但政權卻可變，牠不會千秋萬代，而必有衰亡更替的一日，將來且要接受上帝的審判。所以，基督徒不能夠做宿命論的無能者，卻可以成為在強權面前敢講真話（speaking truth to power），以真相／真誠來抵制和顛覆權勢的無權者（the powerless）。
佔中運動快要走到盡頭。我們體諒不少人憂慮它會出現失控的傷亡場面，甚至帶來動盪不安。然而，我們也可以嘗試幻想，假若一直以來沒有這場運動的堅持，社會真的會毫無衝突和噪音，人人得享昇平？政改又會有怎樣的結局？會否不理真假好醜，在朝野同聲稱慶「成功爭取」下水到渠成？不過，我們也不得不指出，或者佔中運動一直錯判了形勢：香港面對的政治局面，並非是七百萬人齊心一志爭普選，惟獨中央阻撓；而是，社會上不同階層、基於不同的利益考慮，對民主普選有抗拒和疑慮，或根本不願意為此付出代價。佔中運動沒有先盡最大的努力去說服香港人，而只是一心一意將北京視為對手，結果讓政權有機可乘，利用了部份港人害怕轉變的心理，來製造了人民內部的對抗矛盾。當然，使社會「撕裂」的罪魁禍首，仍然是當權者，而非佔中運動的發起人或支持者；但社會分化和壁壘分明已是既成事實，而且蔓延至教會之內，在基督的身體上埋下了肢體之間的芥蒂、怨懟、猜疑和不滿。
佔中之後，全社會（包括教會）必須積極投入衝突後的和平重建；其實，即使有朝一日民主化真的成功，社會之後也一樣需要復和與療傷。我們之所以一直認為，雖然佔中運動並非暴力，但它畢竟有強制的性質，正是因為就算它最後「贏」了，「輸」的一方也不願服輸。我們更觀察到，過去年多以來，香港教會對佔中運動的反應，大部份由最初的逃避忌諱，到最後被迫不得不表態，暗裡卻祈求盡快事過境遷，可以繼續她們原來的事工使命。各大小宗派發出的官方牧養建議，停留在「求同存異、互相尊重」的層次，其實只是維持了（表面的）相安無事，而仍然拒絕進到處境作倫理辨識，實踐商議和聆聽，在聖靈裡一同論理（reasoning together in the Spirit），尋求上帝旨意，以行使教會應有捆綁與釋放的權柄（太十八15-20）。然而基督徒所信任的，不是各人憑良知、按領受的個人自主，因為那是抹殺群體、獨斷的個人主義，更因為我們深知道人的「良知」最不可靠。故此，教會所信服的倫理權威，惟有是群體在聖靈帶領下，根據聖經教導和大公傳統，按自願原則的集體公決。
我們若真的在主裡切實相愛，就不能再埋沒是非對錯，以各打五十大板的和稀泥，假裝包容遷就而失卻真誠，置弟兄所犯的錯誤於不顧。我們只能不絕地與立場相左的主內直接（討）論辨（識），以溫柔謙卑的心擔當別人的過犯（加六1-2），因為我們相信犯錯的弟兄、甚至跌倒的弟兄，也不一定就是壞基督徒或假基督徒；而且沒有人能夠說自己已經完全，不需要別人的更正、守望和督責。所以，無論是贊成或反對佔中的；反建制或親建制的；「企硬」或「袋住先」的；主張保留基督教會在選委會／提委會議席的、或爭取放棄的；「接受現實」或「抗拒認命」的，都要將自己的信仰理據陳明，公開讓門徒群體考察和驗證。我們不要單單去審裁立場的對錯，否則就會落入非友即敵或不共戴天的關係，而更要去辨識理據和動機，以及手段與目標的關係。換言之，站對了立場，卻可能基於錯誤的理據；發自良好真誠的動機，也可以選擇了不合宜的目標或手段等。如此，教會才可能同心合意，在認清政權的本性後，想像如何以符合天國子民的身份，與地上的權勢共處；並為著世界的好處，以有別於世界的方式共同生活。
所謂「教會生活」，或準確地「教會之作為生活」，就是實踐這種無比的耐性與愛心，冒險求真，學習彼此悔改認罪，而三一上帝已經給予我們足夠的時間、空間和恩典去過這種見證天國的生活。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4.09.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