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筆者參加了一個基督教護教學研討會，講者是一位牧師，他強調，今天人們不再相信基督教的絕對真理，是因為後現代相對主義的蔓延。他用了一系列語句來測試觀眾是否能區分客觀真理和主觀真理，其中一個命題是：原子是由質子、中子、電子組成的。客觀真理？絕對真理？

　　我的回答是：直到目前為止，根據現有的證據，很有可能這是真實的。那位牧師斷言：「你的思維受到後現代的相對主義影響。」我解釋道：「這不是後現代主義或相對主義，這是一種科學哲學的態度。我們至多只能說：鑑於這實驗，在這樣的測量下，我們取得這樣的結果。」但是牧師堅持，不確認客觀真理，訴諸主觀方法，就是相對主義。然後，他花了整堂時間去討論年輕人的頭腦如何被後現代主義和相對主義污染。老實說，如果一個世俗的科學家或哲學家在研討會中，他可能已經拍案而立，拂袖而去。

　　在上個世紀，原子結構模型已經多次修改，修改者包括了湯姆生（J. J. Thomson） 、蓋格爾（ Hans Geiger）、馬斯登（Ernest Marsden ）、盧瑟福（Ernest Rutherford ） 、索迪（Frederick Soddy ）、玻爾（ Niels Bohr）……等，今天粒子物理學仍不時有新發現。在著名的「哥本哈根解釋」中，玻爾指出：人們不應該回答這種形式的問題：「真正發生了甚麼？」相反，應該回答的問題是：「如果作出這實驗，甚麼是可能的結果？其可能性有多大？」這和相對主義或後現代主義無關。

　　筆者在大學教授統計學，統計學的其中一個學派是貝葉斯方法（Bayesian approach） ，貝葉斯方法是條件概率（conditional probability）和主觀概率（ subjective probability） 。貝葉斯和哥本哈根解釋有點類似，貝葉斯統計學家不會告訴你一個簡單的答案：「是」或「否」， 相反，他會問：「鑑於這些情況下，這一事件發生的概率是甚麼 ？」而主觀概率是信仰的程度：「你主觀上認為這件事的或然率有幾高？」物理學家斯蒂芬昂溫（Stephen Unwin）寫了一本名為《神的概率》的書，在這本書中，他正是運用貝葉斯方法去估計上帝存在的可能性有多大。毫無疑問，他的做法是主觀的，但它是後現代主義或相對主義嗎？當然不是。

　　另一個統計學派被稱為頻率方法（frequency approach），依循這學派，我們會測試假設，但是，我們不能宣稱數據證明或推翻了假設，我們頂多可以說，理論和數據可以相互吻合或者不吻合。如果這不是後現代主義或相對主義，這又是甚麼呢？簡而言之，它是認識論上的謙虛精神（ epistemological modesty）和方法可誤論（methodological fallibilism），即使客觀真理存在，有限的人，包括科學家，也不可能完全知道事情的真相，也可能會犯重大錯誤。

　　然而，現今後現代主義卻成為了教會攻擊的目標，一位美藉華裔學者批評，今天福音派教會強調個人主義，教會盡量提供會眾個人身心發展的良好經驗，福音受到扭曲，以適應後現代文化。我認為他的觀察在一定程度上是真實的，但後現代文化是罪魁禍首嗎？其實，以自我為中心的態度，可能超越了後現代主義，有著更深遠的根源。聖經學者布呂格曼（ Walter Brueggemann）斷言，自啟蒙運動以來，自我中心已經盛行，笛卡兒的懷疑精神確立人的思想為認識論的規範，令個人自由的概念進一步加強。後來精神分析學家弗洛伊德爭辯說，許多精神疾病是由鎮壓自然慾望所造成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鼓吹消除自我壓抑，去促進心理健康，這些文化趨勢均助長了自我中心。我不是百份之百同意布呂格曼的分析，但至少他的觀點超越了責怪後現代主義和相對主義。

　　為甚麼世界變得愈來愈世俗化呢？為甚麼人們不願意相信神和參加教會呢？那位牧師在他的書和研討會中提出了自己的診斷，他的解釋是，這是因為「人的心靈不再渴慕神」，這是一個非常致命的同義反複（tautological）論證。如果你問我：「為甚麼諾基亞失去了手機市場，為甚麼人們買蘋果和三星的手機而放棄諾基亞呢？」而我告訴你：「因為人們不再渴慕諾基亞的產品。」你會滿意這答案嗎？其實，所謂答案就是個問題！問題正是：「為甚麼人們不再渴慕諾基亞的手機呢？」給予這樣的回答，只是將責任推卸給消費者：「這是他們的錯，他們不再渴慕諾基亞的手機，他們盲目地購買三星和iPhone。」我們應該質疑，諾基亞的執行長是否作出了很多錯誤的決定呢？ 諾基亞工程師設計的產品是否太糟糕呢？

　　為甚麼人們的心靈不再渴慕神？責備後現代主義、相對主義，並不能幫助我們去解決問題。說白了，它會擋住了我們的眼睛和耳朵，我們把自己放在高地上去判斷世俗主義，卻懶得去研究世俗的科學家和知識份子說甚麼。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3.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