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讀蔡志森先生（《時代論壇》第六四七期）、胡志偉牧師（第六五二期）及吳庭樑牧師（第六五三期）等有關本港教會現況及植堂的文章以後，發覺大家都同意香港教會現時的人數正在減少、經濟困難、教牧人才缺乏；特別是中小型堂會情況更是嚴峻。雖然不是奄奄一息，但肯定已患上了嚴重的貧血症。為教會把脈以後，大家都不約而同的診斷為植堂症候群。差異的只是教會大出血的原因及治療方法。
以上幾位作者都各有見地，但他們都有同樣的一個前設假定：香港教會現在的問題是與過去的植堂有關，因此補救的辦法便是停止植堂或是改變植堂的方式。個人以為我們應該先小心思想這前設，然後才進一步思想植堂這課題。
香港教會的結構性貧血
在過去十年，堂會數目的增長不足三分之一。但環顧其他基督教事工，無論是神學院的硬件及教師的學歷、屬靈書籍的翻譯及出版、福音機構的同工數目及事工的多元性都有史無前例的增長。胡志偉牧師也在一次聚會中指出香港信徒的佈道熱潮並沒有減退，問題卻是這些新決志者並沒有參加教會。與其他事工相比，堂會數目的增長真是小巫見大巫。奇怪的就是為甚麼獨有植堂事工被指為罪魁禍首？
個人以為今天香港教會的問題並非植堂大出血，而是結構性貧血。總括來說，堂會的需要被現行制度所忽視，得不到所需的照顧及支持。今天的中小型堂會可能已成為基督教的孤兒寡婦了。怎樣解決本港教會整體的問題並不是本文的目的，筆者只想點明植堂事工對整體教會而言並沒有這麼大的衝擊力。
植堂事工的目的不應是服侍教會中的信徒，乃是是服侍教會以外的人。所以我們要問的不是「應否植堂？」，而是「甚麼是領人歸主、叫人作主門徒及擴展天國最好的方法？」特別是在那些現存堂會未能有效接觸及作見證的群體。根據蔡志森所引的數字，顯示全港信徒人數只達人口百分之三，傳福音領人歸主的需要實在太大了。正如趙錦德在一月份「教新」所主持的講座指出：植堂是最有效領人歸主的方法、是唯一趕上人口增長的途徑及實踐大使命最整全的途徑。
彼此共生的大小堂會
也許過去的植堂事工有不完全的地方，但我們卻不要因噎廢食。因著社會變遷及文化改變的緣故，大堂會是大勢所趨，但大教會也有小時候，而且大型堂會也有其限制。北美的教會增長研究都指出大型堂會在領人歸主事上並不如中小型堂會，而事實上，大型堂會的增長有很大的比例是得自中小型堂會的流失，所以小型堂會被稱為feeder church（用來餵大魚用的小魚）。全餐式的服務、優質的項目及有選擇性的參與，對生活繁忙的中產信徒實在非常有吸引力。大型堂會有她存在的價值及功用，但從領人歸主及得著未得之民而言，卻不及中小型堂會。
根據胡志偉牧師的數據指出全港的教會及人口比例是1：6,008人。這數字比過去是有增長（一九八○年是1：8,120人），但與理想仍有很大的差距。請問有多少間堂會能夠有效地服待六千多人呢？假若我們將教會中大部分是中產階層這事實也計算進來的話，能夠有效地在福音未得的人群（相信佔全港人口的大多數）中服侍的堂會實在少得可憐。
今天教會面對的問題並不是缺少魚，而是大家都集中釣一樣的魚。假如我們能夠以宣教的眼光來看教會的事工，能夠認同每一個靈魂同樣寶貴，也願意學習基督道成肉身的心態來傳福音的話，今天植堂的需要實在太大了。
甚麼是植根香港？
有兩件事，我們是不容忽視的。第一件就是香港教會仍未植根於普羅大眾之中，雖然西國宣教士已經撤退，但香港仍是一個宣教工場。假如基督信仰沒有植根於草根人群之中的話，教會是可以在一代之間消失無形的。香港教會在八十年代及九十年代初所經歷的移民大出血，相信大部分人仍未遺忘。今天教會要植根香港就一定要得著草根階層，而得著這一群人最好的方法乃是植堂。今天我們需要有危機感及宣教的異象來植堂。
第二件事就是香港教會仍未植根於本地文化，這也是為甚麼教會未能得著普羅大眾的主因之一。要一間堂會改變本身的文化來得著福音未得的人群，真是談何容易。這也可以解釋為甚麼過去的植堂都是複製式（asexual reproduction，母子完全相同）的植堂，結果引來「惡性競爭」及「堂會大泛濫」的非議。
宣教神學家 David Bosch指出當教會在社會中感到孤立時，就會向認信主義 (Confessionism) 尋找庇護，堂會往往就更保守及堅持過去的傳統模式，結果與普羅大眾更加脫節。從一些福音派教會漸向禮儀傳統靠攏，甚或向天主教取經，教會確有被孤立及受威脅的感覺。在這樣處境下要求堂會改變文化，倒不如進行雙性繁殖（sexual reproduction，後代有父母的遺傳但卻不一樣），就是用適合受眾文化的方法及模式來植堂。
在實際植堂方面，我們也要注意過去的社區教會觀念已不大適用了。現在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已不在乎居所的距離，而在乎社交及階層的距離，所以植堂重點不再是在哪裡植堂，而是為誰植堂，植一間怎樣的堂會。
植堂討論的另一個重點便是經濟效益的問題。蔡先生以為大堂會的經濟效益較高，多植中小型堂會便會浪費資源。但這卻是見仁見智，一個可以容納三四百人聚會的堂址往往需財以千萬計，再大的話可能過億元。大型堂會當然有其功用，但從宣教的角度而言也並不一定物有所值。
我們有沒有盡力培養人才？
從教牧同工的質素來說，蔡志森先生直截了當的問：「全港有一千二百個能獨當一面的堂主任嗎？」言下之意是教會正鬧領袖荒，假若教會仍不改變的話，有才幹的信徒便不會考慮教牧事工了。
教會正鬧領袖荒似乎是公認的事實，但今天神學生中不缺可造之材，只不過最有潛質的人才往往沒有被鼓勵參與牧會事工。選擇牧會的人也不一定得到所需的栽培，例如大部分神學院是沒有教會增長及植堂的科目，即使有的話，也往往只是選修科。這不單是神學教育的問題，而是整個基督教文化及氣候的問題。我們覺得堂會不長進，不能吸引合用的人材，但有誰願意為堂會培養人才呢？有多少位成熟的教牧願意花時間在神學生身上呢？又有多少所堂會甘願去栽培一個初出茅廬的小傳道呢？假若我們沒有盡上一分力的話，我們又怎可期望太高呢？這是優先次序的問題，也是教會患上結構性貧血原因之一。
(第六五六期，二ＯＯＯ年三月二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