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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培禮（Milo Thornberry）是一位溫和內斂的美國衛理公會傳教士，六○年代末期到七○年代初在台灣傳教。除了傳教士、神學院教師的身份之外，他長期參與募款和轉交善款救援政治犯家屬的事務，還說服彭明敏逃離台灣島，由此成為第一個被國民黨政權驅逐出境的美國傳教士。個中諸多內幕，唐培禮一直掩埋於心，台灣和美國官方也都低調處理，以致不為世人所知。接近半個世紀以後，台灣走上了民主化的康莊大道，唐培禮才在回憶錄《撲火飛蛾》（允晨文化，二○一一，台北）中，將白色恐怖時代的生活經歷，以及在特務環伺的環境下從事「地下工作」的細節一一娓娓道來。
早在唐培禮的少年時代，耶穌就揀選他成為一名「對抗不公不義、對抗愚昧無知」的基督徒。在其青年時代，他又蒙召成為一名全職牧師。六十年代的美國，民權運動如烈火燎原，也衝擊到教會內部。唐培禮前去聆聽過馬丁路德金的演講，並深受激勵，當時很少有白人牧師參與黑人的集會。唐培禮的祖父是南北戰爭期間反對黑奴制度的聯邦軍戰士，所以，當他聽到馬丁路德金「終於自由，終於自由」的呼喊時，不禁為之熱血沸騰。不久之後，這位年輕的牧師有了到國外宣教的異象。一開始，他的選項是香港、新加坡或菲律賓，但上帝偏偏將他帶領到最不願去的台灣。
「吉諾維斯症候群」與「房間裡的大象」
在美國，唐培禮就對國民黨政權的獨裁和腐敗略有所知，對於許多美國人對蔣介石、宋美齡夫婦打造「基督教國家」的幻想不以為然。但是，當他抵達台灣之後，才深切地感到白色恐怖是如何籠罩在每個人頭上的。
本來，唐培禮可以過悠游自在的生活，只限於跟在台灣的美國傳教士、記者、外交官以及國民黨官員中的基督徒這個特殊的圈子來往，享有特權，備受尊敬。但他偏偏選擇跟那些「不可接觸的人」成為朋友，比如彭明敏等國民黨政權的「眼中釘」，最後他自己也成了「不受歡迎的人」。彭明敏曾告訴唐培禮，調查局的官員對他說：「你知道，你隨時都可能發生意外而死。」唐培禮聽了之後，覺得脊樑發出一股寒顫，由此發現了美麗島的真相。正如美國學者柯義耕所說：「這趟深入台灣政治迷宮之旅，讓他體認到台灣人在蔣介石戒嚴下的苦難。基督教衛理公會支持統治台灣的外省政權，也服膺美國的外交目標。結果，唐培禮逐漸痛苦地質疑作為一個獻身耶穌對人類承諾的傳教士，在這當中的道德倫理角色。」
這就牽涉到福音與之政治的關係。在教會內部，存在「聖俗二分」的神學觀念，源於對「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的聖經經文的錯誤解讀。政治並非一個外在於福音的「麻瘋病人的領地」，福音若是真正的福音，必然充滿「全地」，當然包括政治領域。因此，作為政府管理與權力分配意義上的「政治」，若不符合基督徒信仰的基本原則，批判與反抗政治的專制與獨裁，捍衛上帝賦予人類之自由與人權，乃是基督徒不可推卸之使命。
唐培禮在回憶錄中談到當年他去台灣前夕，紐約發生的一起名叫吉諾維斯的女子被殺害的案件。兇手殺人持續行兇長達三十分鐘，鄰居都聽到受害者的哭喊，卻無動於衷。所謂「袖手旁觀效應」或「吉諾維斯症候群」成為一種社會心理學現象。人們都義憤填膺地指責那些冷漠的鄰居，唐培禮卻敏銳地發現，「他們有可能就是我」。這種在人類社會普遍存在的對邪惡的沉默，用一句英國諺語來說，就是「房間裡的大象」。美國社會學家伊維塔‧澤魯巴維爾以此為題寫了一本專著，他認為，人們習慣於用政治或社會的壓制來為自己的沉默辯護，卻往往忘記了正是自己的沉默在為這種壓制添磚加瓦。人們否認大象的存在，使得大象成為龐然大物；而一旦人們開始承認大象的存在，大象便會奇蹟般地變小。中國青年作家韓寒也有一句名言：「通往北韓的道路是用人們的沉默鋪成的。」
吉諾維斯事件的震撼，在唐培禮到達台灣之後繼續發酵，使他盡一切努力去幫助那些被迫害的政治犯和他們的家人。他如此反問說：「我在台灣遇到的各種事實，讓人實在不明白為什麼那麼多神職人員、美國學生、美國軍方和大使館人員，當他們聽到台灣人民的哭喊時，竟能像吉諾維斯的鄰居一樣，合理化自己的袖手旁觀。」唐培禮常常研讀神學家尼布爾的著作《道德的人與不道德的社會》，尼布爾認為，要反抗任何不公義或壓迫之前，需先揭穿合理化基礎的謊言，讓人看清其真面目。由此，唐培禮坦言：「在台灣，一個野蠻又腐敗的政府，之所以能夠維持政權，完全是因為美國提供相當不小的支持。我愛我的國家，也愛我的教會派我去台灣服務，但是我的良心無法讓我不涉入政治。」
如何做一個「好撒瑪利亞人」？
唐培禮在書中生動地描述了與彭明敏等人權活動家交往的細節。對於彭明敏等人所持的台獨理念，他並未清晰地表明態度。唐培禮對這批人的支持，不是因為他們堅持台獨的觀點，而是他認為，任何人都有權表達自己的政治觀點，任何人都不能因為表達自己的政治觀點而受到政府的迫害。
在基督教兩千年的歷史上，有的基督徒站在凱撒一邊，有的基督徒站在被逼迫的弱者一邊。哪一種基督徒是耶穌所愛的呢？在聖經中，耶穌明確教導門徒說，要做那個拯救受傷路人的「好撒瑪利亞人」。在唐培禮眼中，彭明敏、魏廷朝、謝聰敏等人，「是我從小就知道的基督教教義核心的活的見證，在聖經裡，耶穌以『好撒瑪利亞人』的寓言表達其意。而我在吉諾維斯的鄰居所看到到的冷眼旁觀不作為，則是這個教義的反證。」以黨外運動的先驅彭明敏為例，彭出生名門，留學西方名校，四十歲上下就成為台大最受歡迎的教授和系主任。彭曾當選為傑出青年，受命出使聯合國，甚至受到蔣介石的單獨接見。當局暗示彭，只要加入國民黨，就有飛黃騰達的機會。但彭明敏偏偏逆向而行，發表挑戰獨裁政權的宣言，成為「國家的敵人」。一般人都不理解其「自毀前程」的做法，但唐培禮知道，彭明敏心中一定有一種高於世俗功名利祿的價值存在，這種價值與唐培禮從小就知道的基督教教義核心和慈悲的理想境界非常接近。所以，他毅然加入他們的行列。
做一名「好撒瑪利亞人」，不是口頭上說說那麼簡單。唐培禮冒著巨大風險擔任轉送政治犯難屬救濟款的聯絡人，多次奔波在香港與台灣之間。他深知這是雪中送炭之舉，故而義不容辭。他付出的不僅是時間和精力，更是自身的安全與自由。最後，他因為幫助彭明敏逃出台灣而被迫中止在台灣的宣教事業。他的俠義行為，如同今日幫助陳光誠逃離東師古村的南京女教師「珍珠」。唐培禮無怨無悔，且從不張揚此功績。多年以後，彭明敏在為這本回憶錄所寫的序言中寫道：「真正扮演關鍵角色的外國宣教士們，幾十年來，若無其事，沒有一個人言及其所作的貢獻，尤其唐牧師不但被國民黨政府從台灣驅逐出鏡，還被國民黨政府污蔑為『恐怖分子』，又美國官僚似不無報復心態，以致在他返美後十數年間，無法領到美國護照，未能踏出美國一步。對此莫大冤枉，他無一句怨言，甚至也不讓我知道。十數年後，與其談論當中，偶然窺知此事，使我大為驚愕和感動，也深感歉疚。」這就是一個真正的「好撒瑪利亞人」的本分。
流淚播種的，必歡呼收割
每一天，唐培禮和家人都在等候著警員破門而入的那一刻。那一刻終於來臨。四名警員將唐培禮帶到警局，局長向其宣讀驅逐出境的命令，卻沒有給出具體的罪名，僅僅含混地說，他做出了「對中華民國政府不友善的行為」。唐培禮拒絕在這份文件上簽名。當局給他四十八小時的離境時間，且將他們軟禁在家，以免消息傳出，引發抗議。由於美國駐台的外交官早就不滿唐培禮的「出格」行為，故而默許了國民黨政府將其驅逐的決定。
唐培禮一家攜帶行李離開神學院的住所，在到松山機場八公里的路上，每二十米就站著一個士兵。然後到了機場門口，一進入機場前面的圓環，灰色制服的人一個挨著一個，把整個圓環全部圍起來。唐培禮感概說：為了一個微不足道的、手無寸鐵傳教士，當局值得這樣如臨大敵嗎？
在貴賓室，情治人員再次仔細檢查唐培禮一家的行李。帶隊的是一名此前常常跟蹤唐培禮的、彼此都很眼熟的便衣。當他們翻開唐培禮的公事包的時候，發現一篇用羅馬字撰寫的講道稿，便猜想是某種密碼。於是，唐培禮對他們念出了這篇講道詞。「最後，他們決定我說的沒錯，同意我把這些紙張放回公事包。我在台灣的最後一刻，竟然是對著警員傳道，真是相當諷刺。」連警員都被上帝用這種特殊方式召聚來聽福音，這個極具象徵意義的場景，顯然出自上帝的安排。通過這戲劇性的一幕，上帝讓唐培禮認識到，他的傳教事業並未失敗。
這本書是個人的心靈史，也是逝去時代的見證。三十二年之後，唐培禮獲邀回到台灣，昔日是冷酷的驅逐，今日是英雄的凱旋。在台灣民主基金會的晚宴上，由彭明敏親自給唐培禮頒發表彰他為台灣人權奮鬥的獎牌。唐培禮說，這是他收到的最好的聖誕禮物。是的，每一線的光明都與你、與我有關，我們不能在黑暗中守株待兔，尋求光明是每一個在黑暗中的人的使命。如果你不流淚撒種，你就等不到歡呼收割的那一天。
無論對基督徒或非基督徒而言，都值得細細閱讀此書：基督徒可以借此深入辨析自己的信仰的本質究竟是什麼，以及愛與公義如何獲得平衡；非基督徒則可以從中思索人何以能夠超越現實功利的束縛，進而梳理真理與自由之關係。無論對台灣人或中國大陸人而言，這也是一本開卷有益的書：台灣人由此可知民主的來之不易，並倍加珍惜與呵護之；中國大陸人則可以由此反觀中國大陸今日之現實，因為今天「紅色恐怖」下的中國大陸猶如四十年前「白色恐怖」下的台灣，而台灣的今天就是中國大陸的明天。
（作者為旅美中國名作家）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2.07.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