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性文化學會事工主任
最近一段時間，支持同運人士再次提出政府應就「性傾向歧視」立法，以法律阻嚇市民表達對同性戀的異見，強迫市民要認同同性戀。五月中，平機會主席林煥光在不同場合，多次提出政府要就性傾向歧視立法；到了五月底，工黨立法會議員何秀蘭、李卓人在立法會會議上要求政府立法。六月中，網上有人開始對林以諾牧師在三月份的一段教會講道的錄影片段，發出一連串的批評。據傳媒報導，藝人黃耀明認為：「「我們是一個有包容性的社會，求同存異，若與別人的信念不同就攻擊人，他（林以諾）就像一個活在中世紀的人，作為教會牧者應小心言論，將同性戀比喻為犯罪很荒謬。他自己都說若在美國也不敢講這些話，因美國已立法不提倡憎恨言論。」
一直以來，支持同性戀社會運動的人士，都在爭取訂立性傾向歧視條例，當中的騷擾罪、中傷罪、嚴重中傷罪，以及轉承責任等內容，均將一把刀放在那些想表達同性戀異見的市民頭上，令市民發表不認同同性戀意見時，冒著被法律制裁的風險。同運人士往往會提出的理由，就好像上面引述的，多元的社會要包容，要求同存異，不要大家因著價值觀不同便去攻擊對方，所以要立法禁止性傾向歧視。這些理由表面上都很冠冕堂皇，好像也很理直氣壯，但是當我們細心分析，便能察覺這是一種專權的做法。。
多元社會應容許同性戀的多元意見
的而且確，我們是活在一個多元、自由的社會，但是一個多元價值的社會，對同性戀的想法也應該有著多元包容的空間。無論對同性戀持著認同，還是不認同的意見，社會都應該有空間讓人去表達。同運人士可以表達他們以同性戀而自豪的言論，有結社集會的自由去表達他們認為同性戀生活有多美好的意見；與此同時，但社會也應該有空間讓人去表達，他們不認同同性戀的理由，以及批評同性戀的生活，會為同性戀者本人及社會帶來各種傷害。
以林牧師的事件為例，他的部份內容，當然會令一些同性戀者不高興。但是，若他的言論主要只是想檢視一些支持同性戀的理由：透過與其他類同的例子作出比較，從而顯出那些支持同性戀的理由並不合理。如同運人士經常提出同性戀是天生，所以同性戀是正常的言論。但世界上很多情況，天生並不一定就是正常，如有人天生殘障、天生發展遲緩等。假若這些言論就被指為是仇恨言論，以致要立法禁止的話，那根本就違反了同運人士一直所宣揚的多元、寬容的價值。相反，實際上，這樣的指控明顯是是一種打壓異己，消除異見的強權手法。
同運人士的雙重標準
而且，支持同運人士常常高舉尊重和接納的旗幟，內裡卻持著雙重標準。一方面他們批評那些不中聽的言論，便認為是歧視、仇恨語言。相反，他們去批評別人時，卻往往站在道德高地，肆意的評論，為對方貼上標籤、為別人製做污名，意圖產生寒蟬效應，令批評同性戀的意見消失。例如同運人士很喜歡表示同性戀已經不屬於精神病的類別中，所以不應再將同性戀與一些疾病作相提並論，否則就是歧視同性戀，污名化同性戀；不過，他們同時會將不認同同性戀的人，標籤為「同性戀恐懼症」（homophobia，或恐同症）──看來也是一種精神病！同運人士一方面強調同性戀不是精神病，要去污名化；另一方面卻污名化別人，標籤別人有精神問題。近年他們也喜歡為異議者扣上「道德塔利班」、「道德恐佈份子」、「宗教右派」等帽子。假若把同性戀與吸毒等行為相提並論已是瀰天大罪，那為何把同性戀異見人士與塔利班──獨裁者與謀殺犯──相提並論就可以接受呢？自己接受不了批評，卻反過來不斷標籤別人，辱罵別人，那與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專制行徑有什麼不同呢？
再者，同運人士經常提出「性傾向是流動」的論點，挑戰「男女戀愛婚姻才是正常」的倫理觀念。但是，當有人提出同性戀者可以離開同性戀生活，改變性傾向，甚至會與異性相戀結婚時，同運人士卻往往以「同性戀不能改變」為理由，批評改變同性戀會帶來種種傷害，甚至認為「改變同性戀就是歧視同性戀」等藉口，去攻擊要幫助同性戀者改變的人士及機構。同運人士一方面會說「性傾向是流動的」，一方面又說「同性戀不能改變」，那究竟性傾向是流動的還是不流動的呢？抑或是，性傾向只能單向的流動到同性戀，才是對同性戀者有益，若反過來的話，就是歧視及傷害同性戀者？
多元的同性戀意見不應「被河蟹」
幾個月前，電視劇《天與地》有一句很受歡迎的說話：「和諧，不是一百個人講同一句說話；和諧，是一百個人，有一百句不同說話之餘，而又互相尊重。」但願支持同運的人士也把這句說話應用到同性戀的議題中，而不是動輒要以法例及公共政策，去令不同意見人士消音，污名化同性戀異見人士，構建一個同性戀的「河蟹社會」。
（http://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2.06.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