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二○一二年，預見世局更為變幻莫測，我們確實活在德國社會學者貝克 （Ulrich Beck）所形容的「風險社會」（Risk Society）。無論是政治、經濟與社會在新一年要面對預期轉變，然而我們更要面對是突發而有深遠影響的事故。
二○一二是政治年，本港與世界各地都有重大選舉進行。本港三月有特首選舉，九月則是立法會選舉；前者是「小圈子選舉」，只有一千二百位選委有權選特首，後者則是廣大合法選民一起參與。一月十四日則是台灣總統選舉，「雙英對決」（馬英九與蔡英文） 來得早過本港的「雙英對決」（唐英年與梁振英），選舉結果對兩岸關係，以致本港在夾縫中的利害。美國總統選舉，則於十一月初舉行，美國對華政策的轉變同樣影響本港的發展。
經濟方面，全球正陷入經濟衰退，美國經濟難望好轉，而歐債危機仍然揮之不去，甚至不斷加劇，本港雖背靠祖國，但在緊箍的經濟政策下，銀根不會寬鬆，本港經濟前景並不樂觀。
社會方面，因著經濟轉差而加深貧富差距，「抗議者」聲音不絕；社會群體之間的矛盾與對立加深。「佔領華爾街」運動精神，猶如茉莉花革命一般在全球蔓延；民眾面對政府與企業的「有組織地不負責任」（organized irresponsibility），惟有自保地要抗爭維權。七月底倫敦舉行的「奧運會」，應是二○一二年預見的可喜之事，各地選手透過公平競賽，為我們帶來悅目的觀賞。
面對各樣不確定的風險，港人怎樣應對？貝克看風險的根源是內生的，伴隨著人類的決策與行為，是各種制度等正常運作的結果。過往，我們認為對制度的效忠會帶來保障；如今我們深知任何政府轉換，或制度轉變，仍是舊有的思維與運作方式，我們要承受的風險絲毫不變，故此「穩中求變」並不可取。
要扭轉形勢，要改變是人本身的身分與角色。我們不再迷信現有結構與制度能解決問題，個體化是人本身要參與改變制度，把封閉專業官僚體制，轉為開放、對話的彈性網絡。人對現有一切提出合理質疑與反思，才能真正減少風險；基督徒與世人無異，面對同樣的風險，不能趨吉避凶。世人期盼風險與災難遠離，基督徒則確信〈所有美善力量〉勝過環境：「既有這一切美善力量幫助我們，陪伴我們，我們當勇敢面對未來，儘管前途尚在未知；黃昏、清晨、神必扶持，啊，尤其是一年之始！」（潘霍華）
「各樣美好的賞賜，各樣完備的恩賜，都是從上面、從眾光之父降下來的，他本身並沒有改變，也沒有轉動的影子。」（雅一17）
（轉載自香港教會網站。作者為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總幹事。）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1.12.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