紹光兄等撰文（見第一二五五及一二五六期眾議園，下稱〈基〉文），談論基督教選委議題裡的論據思維，並以尤達的「讓教會作為教會」（let the church be the church），成為批判現時正反雙方思維的框架。〈基〉文聲稱要說明的，是教會應有的「政治」角色定位。在下篇裡，便有一句話說：教會要防止自己被世俗「政治化」，非但不應自我「去政治化」，反而要活出其應有的政治性。
那麼，甚麼是教會的「政治性」？在上篇裡，文中寫到，教會的任務不是要「掌控歷史」。這隱隱批判著在泛靈恩教會流行的「七座山使命」（7-M Mandate），這個提法源自魏格納（Peter Wagner），背後正是以教會重掌世界為使命的「掌控神學」（Dominion Theology）。若教會不是要（重新）掌控世界，那麼，教會有甚麼事做呢？文中指，教會要弄清自己效忠的對象，「她只是被授權活出上帝的主權，以生命作代價來挑戰邪惡的權力」。只是，相信上帝要在七山重掌王權的信徒們，他們不正是相信，那就是上帝的主權的重掌嗎？他們正在捆綁地域邪靈，又怎會認為自己靠攏的是「邪惡的權力」？
文中指，要讓教會成為教會，一方面是要「抵抗世界意識形態的入侵」，另一方面是要作為另類社群，「以基督的信仰向世界展示另類的價值觀」。這一個獻議，又跟基要福音派主流的文化戰爭有甚麼分別？請問該文諸作者打算怎樣把自己和這些已有的做法作區別（若他們相信那是天淵之別）？
另外，當該文批評教會相信「朝裡有人好做官」，並「向政權靠攏來追求傳福音的果效」，諸作者跟「宗教右派」論述的批判可以作區別嗎？教會是否凡跟政權打交道，就是出賣了信仰？當不同機構和堂會請來高官在宗教活動裡剪綵或領禱，是否「向政權靠攏」？若果採取批判宗教右派的講法，教會種種親權貴的行動不過是政教勾結，那麼，教會應該做的是甚麼？當然是遠離權貴，參與民眾抗爭。只是，該文的作者主張教會要「透過聖靈彰顯天國的能力」，那究竟是基要福音派的「生命影響生命」，還是解放神學式的政治抗爭？若兩樣都不是，那諸作者要求的具體行動是甚麼？
「不」之後，我們需要的「是」
筆者相信，在教會的政治角色這一個課題裡，我們有足夠的「不」，但缺少清楚的「是」。有不少基要福音派的教牧和信徒領袖，還是相信「政教分離」這一套，若用這個眼光去讀該文，大家仍然會說「阿們」。因為對於甚麼是教會的政治性，諸作者或者尤達，似乎不太願意作出世俗性的獻議。諸作者在「是」這一點上，作出的是神學性的指涉，指涉的是三一神，而整個神聖系統與世俗系統接觸的介面，是一個「展示」關係，是一個「活現」關係。換句話說，教會和世界就像兩個各自封閉的系統，它們有自己操作的法則，而它們的溝通，是通過世界感應到教會，感應到她的生命力，感應到她的新生樣式。這個模式，筆者稱之為「感應模式」（induction model）。
筆者疑慮，諸作者所提議的另類社群，再加上要抵抗世界和邪惡的政權，很容易造就一個隔絕系統的形成。這個系統往世界沒有通道，它只能靠感應來傳達熱能。這樣，便形成教會的異化，讓她不再能辨別自己參與世俗的那個部份（因為事實上教會需要在世界中，除非教會能生產自己的封閉政治經濟系統）。另一方面，另類社群只能像另類消費一樣，作為一件商品來進入世界，即進入巿場。筆者不反對成為商品，但商品必須意識自己是商品，也需了解作為商品的局限，就是愈來愈不敢挑戰資本主義邏輯。
在教會抵抗邪惡權力，和教會活出另類社群之間，我們還需要一種實踐，它發生的場所，就在「公共域」。教會不參與的，應該是私下的政治拉攏或以集體手段促進這種拉攏的籌碼，而不是公共議事、政策爭辯和群眾運動。君士坦丁化的特點，是把原來的羅馬公共議事，變成一個封閉的教權系統，它的邪惡正在於此。相反，我們應肯定教會作為群體在公共域的積極介入。正正是教會參與這個把政治維持在私人域的共謀，並持續清除公共域，才使政治必須以一種私相授受的形式展現。
生產公共域作為信仰實踐
甚麼是公共域（public sphere）？就是一個未被規劃的空間。這個「未被規劃」有兩重意義：一方面，公共域不是指公共設施（例如公園），更不是指家庭以外的空間（例如早前中神的職場講座，就誤把「職場」叫作公共域）。它指的是尚未定義管制措施、由實踐開出的空間。辦公室不是公共的，因為它為企業守則所規範，而維園用作公共議事，不因它所為公園，而是它所發揮的全民議事作用。
「未被規劃」亦意味著，這個空間未指定是神聖的，還是世俗的。舉例，究竟反高鐵八十後苦行，是世俗的政治抗爭，還是神聖的靈性淨化？就在這個活動裡，打開了公共域，因為這裡一切尚未定義。或者講遠一點，究竟當衛斯理約翰（John Wesley）對著工人在講道時，那裡是街頭集會還是崇拜？露天講道這實踐所開發的，就是一個新空間，而這種開發公共域的實踐，筆者視之為「福音性」的本質。
容我再進一步說明，公共域不是指一個靜態的物理空間，根據列伏斐爾（Henri Lefebvre）的使用，空間是在實踐中生產（produce）的。舉例，不是一個叫作「表演台」的設施就是公共空間，但當一個小丑在鬧巿街頭進行表演，他生產了一項表演，同時也生產了這項表演發生的「表演台」。
這麼樣，教會要成為教會，不只是要為了世界的好處（for the world），而且，它就是作為世界那樣（as the world），生產新事物，生產那尚未被歸類為神聖或世俗的新空間。這模式，可稱為「生產模式」（production model）。
教會要活出復和與寬恕的道理，它不僅是作為一個「另類見證」，而是就在它作為世界裡的一份子，怎樣面對自己的事情，當中有怎樣的取態，這個作為自己為自己的事表態，就是教會最主要的見證。見證不是在教會把自己從世界排除出來，再返回世界的時候發生。遵循這個「退出然後返還」的模式，造就了大量的見證消費，以影像取代形象。相反，教會不過需要做好自己作為世界的一份子，這就是教會「對基督效忠」的最主要表現。舉例，教會最主要的見證場域，不是批評小圈子選舉的特權性質（這種批評應該送到教內的特權人士），而是它裡面的執事先生和牧師先生，他們怎樣在自己的權限裡回應功能組別的課題。公共域，不是教會剩下的一把先知聲音，而是教會從沒離開過的肉體生活，在那個信仰不是排除性的語言的混雜空間的生活。
若不把政治性放回它本屬的物質性生產（material production），便出現〈基〉文下篇的一個特色，就是：究竟，最終你們是贊成參選，還是贊成放棄參選？還是，只要用心好就哪一個抉擇都沒分別？這是政治與敬虔（piety）的混淆：敬虔說，你的心比一切都重要；政治說，你的行動選擇了別人的生死。
這個問題，不是要問「應該參選」還是「不應該參選」（律法主義式處理），而是說，若效忠基督不是以行動為終點，我們又從何談論效忠所倚賴的押注？還是，我們可以談論效忠，而不談論我的效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