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今天所目睹的全球大量移民遷徙代表著無與倫比的事奉機會
移民遷徙是廿一世紀的一個主要特徵。二○○五年一份聯合國報告指出，全球各地有近一億九千一百萬國際遷移人口。國際移民組織（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ntion）估計外國移民接近二億人，另有一億人在各自的國家境內流動。
移民遷徙是極為複雜的。它的原因和後果由純粹的經濟改善到恐懼戰爭、種族衝突和種族清洗不一。宣教老兵艾斯科巴爾在本節的全球對話中表示，不論原因何在，全球大量移民遷徙無可置疑是傳福音的良機，教會實不容忽視。
在我們過去五十年的宣教日子中，太太和我已十分熟悉我們所服事的國家的移民法和機構，當中包括阿根廷、巴西、加拿大、美國和現在的西班牙。我們最近一次站著輪候多個小時、填寫各樣表格和祈求神賜忍耐面對緩慢的官僚表現──發生在二○○七年的華倫西瓦（Valencia）。站在這樣的長龍中，你會聽到移民那些充滿喜悅、悲痛、戲劇性期望和失落的故事。
西班牙在地理上位於歐洲與非洲之間，又以帝國強權的姿態和美洲連繫三百年之久。如此，它吸引許多來自拉丁美洲、非洲和東歐的移民。國家的天主教會和其更正教會的極小數派，一直面對這巨大浪潮的挑戰。這是一個宣教挑戰，驅使教會回溯其信仰根源。
在二○○二年五月四日午夜，馬德里外不遠的阿甘達市（Arganda）中，一群光頭黨成員在一所羅馬尼亞人福音派教會的外牆上塗上納粹標誌和種族歧視語句。接著，他們就在教會縱火。同樣地，馬德里郊區沃雷卡斯（Vallecas）的浸信教會牧師耶巴（Joaquín Yebra）在主領崇拜時也曾被一群年輕人干擾──耶巴牧師沒有形容他們為光頭黨成員，只指對方是醉酒的流氓。他教會一星期兩次給六百人供應食物和藥品，大多數是來自摩洛哥和拉丁美洲的移民。一些居民抗議長龍維持三小時，但大部分人都表示理解及同情。
在二○○四年，由洛桑委員會主辦的世界福音論壇（Forum for World Evangelization）於於泰國芭堤雅召開，其中「全球化與福音」（“Globalization and Gosppel”）工作組聽到加拿大和日本教會的故事──那些教會如何如回應因移民而來的挑戰，和教會在過程中如何被更新改變。工作組的報告總結出：「我們不能低估全球移民對我們日常生活和集體命運間相互依賴關係上的莫大影響力，它為我們的經驗締造了更廣大的共同眼界。」
但挑戰和機遇並不是甚麼新鮮事。移民是十六世紀宗教改革的重要因素。加爾文誕辰五百週年慶祝提醒我們一個事實：他曾是一名逃離法國的移民。他成為了瑞士日內瓦的難民，跟五千名移民於一五四二年至六○年間加入當地擁有一萬○三百名人口之中。歷史學家布朗（Fred Brown）將之描述為：「日內瓦教會和政府所面對的駭人任務，（是）要照顧那淹沒整個城市的人潮。」加爾文推行了好些為青年而設的專業訓練計劃，又安排成人重新適應新工作。此外，他傳講清晰的信息，批擊那些試圖從廉價勞力牟取利益的人。
吸引移民的磁石
在新約中，我們看見移民是教會推展的主要因素。保羅的問候對象有長長一張清單，以此作為羅馬書的結束（第十六章）。他在周遊羅馬帝國的旅程中遇見他們，而他們最後都留在羅馬。移民遷徙在羅馬帝國是個常見現象，一如在廿一世紀般。作為文化、經濟和政治權力中心，羅馬吸引大量移民，就如今天的富裕國家吸納未發展國家的人一樣；這些人正尋找工作、安全感和未來，而這都是他們不能在家鄉找到的。
事實上，整部新約表明人群在不斷流動。它也描繪了教會的宣教工作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開展的。因宗教逼害而四散的人在安提阿建立了教會（使十一19）。在其他例子中，自發的移民帶著宣教目標出發。保羅講述在完成帝國東半地區的傳道工作後，如何感到被催逼去向另一半地區宣教（羅十五19，23-24）。
百基拉和亞居拉是保羅第一對問安的夫婦（羅十六3），提供了新約時期教會形成的主要模式。亞居拉被描述為來自本都地區的猶太人，因為對猶太人的逼害而離開羅馬（使十八1-4）。百基拉和亞居拉透過皮革的專門工作養活自己。這行業需要的工具很少，令其流動性很高。這對保羅這樣不斷旅行的人是個理想的職業。使徒行傳指保羅「與他們同業，就和他們同住做工。」（十八3）在保羅「住了多日」（18節）後，這三人又遷到以弗所。當保羅寫信給羅馬信徒時，這對忠信的夫婦又回到羅馬；使徒保羅稱讚他們，指他和「外邦的眾教會」也感謝他們。（羅十六4）
在他們自願和非自願的旅途上，百基拉和亞居拉至少在帝國內三個城市中建立了教會。這模式一直延續至今天。一間英國鐵路公司的員工在二十世紀初期於阿根廷建立了許多福音教會。我也曾在巴西、秘魯和西班牙參與由韓國商人建立或開展的教會。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西班牙移民在德國建立了西班牙語教會，現在有很多拉丁美洲移民參與。而較近期，菲律賓青年在美國建立了很多教會，而迦納人移民在荷蘭也作成了相同的事。
亞地拉乍（Sunday Adelaja）是個觸目的例子。他是一名尼日利亞青年，在取得共產黨獎學金後往白俄羅斯共和國進修。在伯林圍牆倒塌後，他移居烏克蘭，又和其他七人於一九九四年二月六日在基輔（Kiev）建立了信心之言教會（Word of Faith Church）。這教會以不可思議的速度增長，聲稱有三萬名會友，而且主要是白人。今天它被稱為「蒙福神國萬民大使教會」，簡稱「神國使者教會」（the Embassy of the Blessed Kingdom of God for All Nations)，在卅五個國家有七百間分會，其中包括美國、德國和以色列。它主持二百一十七間中心，幫助酗酒和濫藥者，又有廿七間教育中心，服務近十七萬人。
保羅在羅馬書十六章的問安的對象清單讓我們想像到羅馬至少有五間家庭教會。我們發現諸如馬利亞（6節）、安多尼古和猶尼亞安（7節）和希羅天安（11節）等名字，明顯都是屬猶太的。另有非比（1節）、拿其數（11節）、暗伯利安（8節）和耳巴奴（9節）等外邦人來源的名字。大城市猶如熔爐，匯聚了不同種族和文化，其中的相遇有時是帶來創傷和痛苦的。種族主義並不只針對某些人和文化。我們所有人都是種族中心的，而接納「他者」──那些跟自己不同的人──不一定是容易的。社會及經濟危機勾起種族主義的醜惡幽靈，就如我們今日在某些歐洲、亞洲和非洲城市所見的。不願意接納與己不同者的心態也同樣影響基督徒，我們在二千年教會史中可以隨處看到這問題。在保羅書信和使徒行傳中，我們看到文化和種族的相遇在早期教會掀起很多問題。
一些羅馬的家庭教會主要由猶太信徒組成，另一些則以外邦人為主。有一些則兩個團體混雜。在那些群體中，出現了某程度的相互接納和歡迎。保羅鼓勵這些不同的基督徒互相接納為基督內的兄弟姊妹。他的勸勉有一定的神學涵意和教牧心懷：「所以你們要彼此接納，如同基督接納你們一樣，使榮耀歸與神。」（羅十五7）藉著指向基督如何接納那些走近他的人，保羅的勸勉直指他在書信中所展開的福音重點。這樣的互相接納，包括了接納文化的歧異，例如不同的飲食習慣和有文化根源的禁戒安排（羅十四1-6）。在第十五章，保羅勾畫一些宣教策略，包括針對加強猶太人和外邦人互相接納的行動和教導。舉例說，我們可留意在保羅引發下外邦人教會所籌集的捐款，都用來賙濟猶大地區窮苦的猶太信徒（羅十五25-29）。
如此的互相接納也見於實質的接待行為上，而後者已成為一世紀基督教會的標記。保羅對非比──很可能就是羅馬書信的傳遞員──的推薦是再具體不過的了：「我對你們舉薦我們的姊妹非比，她是堅革哩教會中的女執事。請你們為主接待她，合乎聖徒的體統。她在何事上要你們幫助，你們就幫助她，因她素來幫助許多人，也幫助了我。」（羅十六1-2）。
三項挑戰
身處移民四湧的國家的教會，正面對著與早期教會類似的挑戰和機遇。這情況在每個國家的大城市都一樣，並不限於歐洲和北美。拉丁美洲城市中教會令人詫異的增長，部分原因是它們對來自鄉村地區的難民的歡迎。在許多個案中，一所教會對移民的擁抱歡迎，成了人感到被耶穌基督接納和在其中找到救贖的象徵性前奏。
移民對抱持宣教思維的基督徒展示了一個三重的挑戰。第一重挑戰是基督徒的憐憫和敏銳。教會需要提供資金和義工回應大量正面對飢餓、無家可歸和被邊緣化的人的需要。近數十年間，福音派基督徒已被預備好踐行這分憐憫。這一直是洛桑運動及它強調整全使命特質的主線。教會或者還得學習跟世俗非牟利組織合作，後者是依據基督教義工參與模式營作，卻通常對教會有所懷疑。
其次，教會需要採取先知的立場，反對移民所面對的不公義。有些時候，教會發覺自己很難成為貧窮和受欺壓者的代言。它們很不願意對那些為外國移民湧入而驚慄不安的社會作批判的言論。但教會必須回望它本身信仰之源、檢視其憐憫的倫理寶藏，而後者更是西方和歐洲遺產中近乎被遺忘的部分。
第三，眾教會應該視移民為傳福音的良機。移民是變動中的人群，是經歷喪失根源的流動人口。他們通常會向新的委身開放，又準備好以個人的形態承擔信仰。就歷史而言，基督教往往在移民遷徙的背景中茁壯，正正因為移民遷徙經驗的兩個層面──一是無家可歸和流離無根的痛苦，另一個是新的自由。新信徒在原有社群的出現帶來牧養的挑戰，因為教會被逼面對在它中間的他者。但曾幾何時，福音傳播和教會成長是沒有挑戰的呢？
面對全球大量的移民遷徙，參照羅馬書可以帶來強而有力的影響。假如歐洲教會反映出基督的擁抱，而非受驚社會的排他表現，它們或者可以成為新型福音傳播更好的基地。北美會眾可以成為愛心的社群，把教會從汲取廉價民間宗教的誘惑中釋放出來。假如新移民教會聽從保羅在羅馬書的講述，它們會找到方法跟極待復興和急需新宣教精神的早已建立的教會連繫合作。在拉丁美洲、非洲和部分亞洲地區，教會正不斷成長，充滿生命力，其熱忱需與一分追求成熟的心相配。總的來說，神會使移民遷徙去達成基督教使命，一如他在一世紀所作的那樣。
（作者撒母耳艾斯科巴〔J. Samuel Escobar〕是第三屆洛桑會議〔二○一○開普敦〕顧問團〔Lausanne III Advisory Council〕主席，於西班牙馬德里浸信聯會神學院〔Theological Seminary of the Baptist Union〕教學，也是聯合聖經公會〔United Bible Societies〕的榮譽主席。他是秘魯的原居民，以宣教士及宣教學教授身分在國際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IFES〕任職。）
【洛桑運動授權轉載】
撒母耳艾斯科巴（J. Samuel Escoba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