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九年一月六日，七十三歲高齡、身體一直多病的捷克前總統哈維爾，在嚴寒之中，穿著厚厚的大衣、裹著圍巾，親自來到中國駐捷克大使館遞交一封信件。中國大使館的大門緊緊關閉，沒有一個人敢出來接受這封信。這個信封中難道含有炭疽病毒嗎，他們為甚麼如此害怕呢？看到這張照片，我既感到溫暖，又感到辛酸。我在推特上發表了這段感想，有推友留言說，人與人之間的差異咋就這麽大，小胡還不及哈維爾的腳跟啊。
胡錦濤是否輕如鴻毛我不感興趣，而哈維爾確實重如泰山。在這封給胡錦濤的信中，哈維爾直接點出了胡錦濤便是劉曉波案的始作俑者。「劉先生的審判是一個你最終擔負政治責任的政治命令的結果。我們相信，這次僅僅由於批評性地思考與談論各種政治和社會問題，而對一個受人尊敬的、著名的、傑出的公民的審判，主要是為了嚴正警告其他人不要追隨他的道路。」哈維爾回顧了當年《七七憲章》起草的過程，以及他們為此受難的經過，認為劉曉波的所作所為與當年的他們是一致的。因此，哈維爾向胡錦濤大聲呼籲說：「我們堅信並敢於要求你和你的政府，當知識分子、藝術家、作家和學者行使自己的核心使命：即思考、重新思考、提出問題、批評、創造性地採取行動並嘗試開展公開對話時，根本就不存在顛覆國家安全。相反，當政府壓制知識分子的表達時，現在和未來的社會福祉就會被政府破壞。當公民按照自己的意志、通過自己的知識和良知採取行動時，當公民和平地相互結社、討論和表達他們對社會將來發展的關心與觀點時，根本就不存在顛覆國家安全。相反，當一個國家的公民不允許自由地採取行動、結社、思考與表達時，這個國家未來的財富和精神就會被破壞。」
在這封信件的簽名者中，我發現了一個熟悉的名字：瓦茨拉夫．馬里，布拉格主教。二○○五年夏天，當馬里主教以私人身分訪華的時候，是我去機場接他的。他不像某些西方國家宗教界的高級人士那樣，樂於接受中共禦用的愛國教會的「盛情邀請」，到中國來享受上賓的待遇，而寧願自己掏錢到中國，在祕密警察的監視之下，與新教家庭教會和天主教地下教會以及獨立知識分子群體接觸，以觸摸到一個真實而鮮活的中國。在此期間，我陪同和安排他先後見了劉曉波、崔衛平、王東成、秦暉等中國獨立知識分子。儘管因為語言問題，我們的交流時常遇到障礙，但與極權主義抗爭的相似的經歷，讓我們彼此心心相印。當年，馬里主教因為簽署了《七七憲章》而被趕出教堂，被迫到一家酒店當了好些年的熨衣工。他伸出胳膊來向我們展示說，常年每天都拿著一個十多公斤重的大熨斗工作，讓他成了一個肌肉飽滿的大力士。我想，馬里主教沒有忘記四年多以前在北京與劉曉波的那場談話，在當年推動捷克民主化的著名知識分子群體中，他是唯一與劉曉波見過面的一位。我也記得馬里主教帶我們一起禱告的情形，如今他憑著一顆基督徒的良心與哈維爾一起為劉曉波發聲，這正是行公義、好憐憫的「好撒瑪利亞人」的作為啊。
關心劉曉波案件的還有一位德國的牧師、原東德著名的異議人士米夏爾．克萊姆，他起草了一封德國參加過北京奧運會的運動員、教練、贊助商以及各界人士致中共當局的信件，以表達對劉曉波案件的關注和抗議。獨立中文筆會現任會長廖天琪女士給我轉來一封米夏爾．克萊姆寫給她的信件：「尊敬的廖天琪女士：很高興收到您的信，並且樂意把您的簽名放在呼籲聯署上，您當然可以把這份聯署繼續傳播讓更多人知道。重要的是，中國那些為民主和人權努力的人，不應被大家忘記。二十年前我自己活躍於當時東德的民主運動中，曾經發起過聯署信件和參與過地下報紙的發行。我很幸運沒有因此長時間地被投入監獄。我願意用自己的方式來嘗試支援劉曉波，他是個勇敢而偉大的人。致以敬意。」這封短信讓我深受感動。這封信讓我想起在二○○八年秋訪問德國的時候，會見過的多名關心人權和自由議題的牧師，他們的音容笑貌此時如在眼前。這封信還讓我想起二○○九年「六四」二十週年的時候，數百家為六四受害者舉行特別禱告會的德國教會。是啊，對於每一個真教會和每一個真基督徒來說，只要有一個肢體受逼迫，就是我們全體受逼迫；只要有一個肢體不自由，就是我們全體不自由。
馬里，一位捷克的主教；米夏爾．克萊姆，一位德國的牧師，他們卻對遠在千山萬水之外的劉曉波，一位還不是基督徒的中國異議知識分子深懷肢體和骨肉之愛。以此反觀海內外眾多的華人教會和基督徒，關心劉曉波案的究竟有多少呢？許多教會和基督徒自我辯解說：劉曉波不是基督徒，我們要先去幫助基督徒，暫時還沒有力量去幫助非基督徒；還有人冠冕堂皇地說：劉曉波是一個「搞政治」的人，教會可不能跟「政治」沾上任何一點關係；更有人躲在政權的陰影下扔出第一塊石頭：劉曉波多年來「折騰」政府，宣揚賣國言論，受刑乃是罪有應得。我要為這樣一些沒有愛心、拒絕真理的教會和基督徒禱告，求神讓他們扭曲的心靈回轉過來。聖經上說，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許多人的愛心才漸漸冷淡了。是不是因為我們身處一個不公義的社會，便逐漸對周圍的不公義司空見慣了，甚至自己也墮落成不公義的一部分？長期以來，許多教會和基督徒將安全和安逸看得高過愛心與真理。但是，這種對周遭為義受逼迫的人的境況掩面不顧的安全與安逸，究竟可以維持多久呢？當一座罪惡之城被上帝親手毀滅的時候，那些假冒為善的人能夠單獨存活下來嗎？
公義不能在教會中缺席，因為我們所信仰的上帝就是一位滿有公義的上帝。美國神學家、人權律師侯嘉理在《公義在望》一書中指出，尋求公義乃是上帝給他的子民的一道直接的命令。但是，很多缺乏信心的人會在黑暗的、不公義的世界面前退縮，也有人刻意將聖經的話語淡化，妄想可以愛神而不愛弟兄，或是為自己找藉口，玩弄文字遊戲，與耶穌詭辯誰才是他們的鄰舍。在上帝的眼中，這樣的旁觀者跟兇手沒有根本的區別：「你們舉手禱告，我必遮眼不看；就是你們多多地祈禱，我也不聽。你們的手都滿了殺人的血。」上帝所喜悅的是那些「學習行善，尋求公平，解救受壓迫的，給孤兒伸冤，為寡婦辨屈」的人。在耶穌親口講述的那個「好撒瑪利亞人」的故事當中，那個去救助被強盜打得半死的受害者的「好撒瑪利亞人」，在救助傷者之先，有沒有先去詢問傷者是不是信徒，是不是自己的同胞，是不是跟自己一樣的「好人」，然後才決定是否出手相救呢？耶穌讓我們去愛、去關心、去幫助、去醫治的，乃是所有的人，包括跟那些我們「不一樣」的人。那麽，今天有多少華人教會和基督徒是如此而行呢？有多少華人教會和基督徒在實踐「愛神，並愛人如己」這一「最大的誡命」呢？
我們的信仰是讓我們剛強壯膽的、心存永恆的盼望的信仰，而不是讓我們膽戰心驚、躲藏在四面牆的封閉空間中的信仰。一九四五年，德國牧師馬丁．尼穆勒曾經如此形容納粹施虐時人們的旁觀心態：「剛開始他們來抓共產黨人，我沒有站出來說話，因為我不是共產黨員；接著他們又來抓社民黨人和工會會員，我沒有站出來說話，因為我兩者都不是；後來他們來抓猶太人，我還是沒有站出來說話，因為我不是猶太人；最後當他們來抓我的時候，已經沒人能站出來為我說話了。」這不正是華人教會和基督徒當下的處境嗎？我們的軟弱和孤立是我們自己造成的，豈能去責怪上帝？我們以為劉曉波的言論自由與我們的宗教信仰自由沒有甚麼關係，實際上它們是息息相關的。今天，既然中共當局敢於蔑視普世的人權觀念，將爭取言論自由的劉曉波關進監獄；那麽，爭取宗教信仰自由、反對偶像崇拜的我們，不也是一隻腳踏在了監獄的門檻上？所以，關注劉曉波案，也就是關注我們自己的宗教信仰自由，實踐我們自己的信仰與良知。聖經中說，耶和華施行公義，為一切受屈的伸冤。我們難道可以默不作聲、袖手旁觀嗎？
二○○九年的耶誕節，劉曉波被判刑十一年的當天，成都秋雨之福教會的教導長老王怡弟兄傳來一篇題為〈主耶穌是避風港灣〉的牧函。幾天之後，我回到成都與王怡弟兄會面，他送給我一張發表了此牧函的秋雨之福教會的週報。這份週報印刷了數百份，這大概是中國大陸的範圍之內，印刷量最大的論及劉曉波案件的紙質印刷品吧。在這封牧函中，王怡弟兄寫道：「教會的責任一定是在這個不公義的世代，做一個陪伴者、安慰者、代禱者，甚至是庇護者。古往今來，饑餓的人，受苦的人，被迫害、被追捕的人，往哪裡跑？他們都是去敲教會的門。神父和牧師們把他們藏起來，給他們去挪亞方舟的船票。就算他們的靈魂不願意，也盡力保護他們的身體，留到蒙恩得救的那一天。」上帝設立教會，顯然不是讓教會成為某一特定人群的沙龍、俱樂部和協會。相反，教會是每一個無家可歸者的家，上帝的愛和公義在哪裡，教會就在那裡。我想，這樣的句子不是王怡弟兄靠著自己的智慧和勇氣寫出來的，乃是靠著那在天上加添他智慧和力量的上帝寫出來的：「願主在中國的教會，有勇氣陪伴這個國家，經歷當前社會、文化和政治轉型的漫長時代。願曉波先生出獄時，主把一個蒙恩信主的劉曉波帶回中國的知識界。主也把一個如明光照耀的教會，帶到世人面前。願劉先生的夫人劉霞的願望實現，她的丈夫，是最後一個因言獲罪的中國人。……求主幫助我們，成全他自己的美意。」
讓我們與捷克的馬里主教、德國的米夏爾．克萊姆牧師站在一起，讓我們與成都秋雨之福教會的王怡弟兄及眾同工、眾會友站在一起，為劉曉波禱告並採取各種上帝許可的方式來關注和聲援之。一九四七年，國共內戰硝煙彌漫，共產黨的軍隊逐漸佔據上風，值此風雨飄搖之際，北大校長胡適在回復一名北大學生的信中說：「我們今日所受的苦痛，都是我們這個民族努力不夠的當然結果。」這位一生都沒有接受福音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卻一眼便看穿了中國苦難的根源所在。六十多年之後，作為基督徒的我們，以及一切愛慕上帝的真理的人，難道可以這樣無動於衷地將此厄運沿襲下去嗎？我們有沒有足夠的盼望和愛心以及信心與勇氣，在上帝面前發出如此的誓言：我們願意付出足夠的努力，憑著上帝賜予我們的能力，在這個不公義的世界裡，為上帝公義的國度及一切受壓迫者打拼？
謹以此文與華人教會及普世教會中所有的弟兄姊妹共勉。
二○一○年一月八日，四川成都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0.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