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論盡明光社》一書的Dirty Press，已於六月廿七日假油麻地Kubrick書店舉辦「論盡明光社——基督教右派vs公民社會」討論會，由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助理教授羅永生博士（圖左）和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副教授龔立人博士（圖右）剖析宗教右派對社會的發展和影響，有近五十人參加，全場爆滿，在滿座以後仍有不少人站著旁聽。
宗教右派=新保守主義
羅永生博士先從社會學切入討論這種宗教現象，他表示過往已有不少研討會討論過明光社，因此不會集中討論該會或詳談張國棟的著作《論盡明光社》，而是更廣闊地討論一個更大的概念：宗教右派。首先，他強調宗教右派並非一種對宗教的標籤，這是一個早已流通的概念，包含了宗教和政治的意義。他指出一些人認為基督教無左右之分是流於表面的，另一方面，若然只是從信仰內容以左右分別出福音派、靈恩派等則與社會非宗教人士沒有太大關係。羅永生定義宗教右派為一項政治工程，對社會文化運動的影響，而基督教在當中佔據了較為突出的角色。宗教右派同時於教會內和社會上進行，挑戰了傳統以國家權力和私人領域建構的公民社會，以宗教模糊了私人和公共性。他說：「宗教右派背後其實是一種新保守主義。」
據羅永生所言，這種新保守主義目的為調整社會上的道德文化，主要關於性、身體、生活方式如同性戀、墮落（以美國為例子）等等，把私人道德問題廣泛政治化。他笑言，近來香港也作出補充：「即使粗口也變成他們相當關注的問題。」
他以美國為例舉列了這種新保守主義的特點：
第一，他們的保守立場會爭取於公眾領域展現，化成社會運動。第二，他們把宗教立場與政治界線模糊化，結合了宗教和政治的空間和儀式。在香港也有類似的情況，如香港高官出席大型禱告會，要求信眾為高官祈禱。這種現象未必只出現於家暴或淫審等條例爭議期間，而是默默地改變了香港的政治面貌。新保守主義是以政治和權力來實現的文化保守主義，因此乃透過參政、獲取政權來把宗教滲透於公共政策上。然而，他同時指出政治亦利用這種保守主義來推動政策，鞏固政治權力。
羅永生認為不少人把這種宗教右派和基要派純粹以文字（literalism）解讀聖經的傳統混為一談。其實文化保守的推動者往往為達成目的而選擇性地（selective literalism）解讀聖經，修正宗教規範。基要派強調宗教與政治必須分開，相反，宗教右派有時為了與其他宗教政治結盟而不提聖經。
最後，他解釋香港出現文化保守主義的本土因素與當權者的需要有關，「大家看，胡錦濤這幾年說來說去也是和諧，和諧社會中利用宗教是相當清楚的，這是一個大氣候；另一個是香港的小氣候，與九七前的信心危機和九七後的管治危機有關，這些都讓香港多年來存在著的右翼嘗試凝聚起來。」自○三年大遊行後，基督教界便把香港政治的危局重新演繹為作文化衡突如世俗主義霸權，從而以道德保守來挽救局面。
基督教參與社會事務=反公共性？
龔立人以神學分析基督教群體參與公民社會的慨況。他觀察到近年基督徒參與社會事務上升，從好處看，基督徒群體不再把屬靈和屬世分成二元對立的世界。但他提出一個值得留意的關鍵問題：基督徒參與公共空間討論的本質其實會否是一種反公共性？他以三點解釋這個反公共性的意義。
首先，當現代社會的公共事務不再跟據聖經建立時，基督教的參與是為了把其價值放到世界，要求公共世界跟隨，這便是一種反公共性。如改革教會時代，加爾文神學思想反映了政府最重要的責任是協助傳播基督教教義。
其次，基督教會強調以理性立論參與社會討論，但當遇上敏感議題時便如羅永生所言作出選擇性的解讀，用理性卻不被理性批判，即沒有批判自己的信仰理念是否合理。龔立人強調他並非討論基督教的內容是否一定需要符合理性的要求，「我自己很認同基督教的信仰是講啟示的信仰，可以不需要（理性）啊！但若果不需要，就應該拿出勇氣和理性反抗。」他以陳日君為例，當他面對同性戀的問題時，他按教會傳統認為這是不對的，亦不需要很多證據反駁。龔立人提醒當基督教濫用理性作為反公共性時，可能同時反了自己的宗教，使啟示需要理性化包裝才能顯出。
第三，當教會參與公共社會時，其實只維持了某一類的社會現象，其中以家庭和性為主，如羅永生所言的保守的文化價值，而這正是因為與某些團體背後的利益關係。他們相對少關心貧窮、資本主義的貪婪，因為這樣會傷害支持他們的團體的利益。由以上三點可見，基督教參與公共事務並非等於真正把信仰和社會生活結合。
龔立人再嘗試談論當下的香港議題。當陳日君參與社會議題時同樣受到許多批評，如鄭國漢、梁美芬批評陳日君以宗教干預政治；但《蘋果日報》則形容陳為「香港良知」；當明光社參與議論時又會受到批評。他以兩個案例說明基督徒要明白現時香港公共空間的狀態從而建構參與社會事務時的方向：一、以世俗化看宗教已不再適用，宗教正在參與社會，像明光社、陳日君等都以現代社會語境來參與社會和動員方法。二、當基督教團體面對批評時，大家要想想甚麼是公共與私人。據Anthony Giddens而言，當界定公與私時，已指向了一種控制性。例如當有人提出：「陳日君不可參與政治」，其實已控制了宗教活動範圍。除此以外，大家不應只顧批評陳日君或明光社的做法，而要將焦點放回背後更大的政治力量，可能正主動地利用宗教。
最後，他提出公共空間是否可以共同製造呢？他引用一篇明光社的文章提到要在公共空間爭取話語權，這是一種很戰略性的格局，令人擔心的。他認為基督徒群體應參與公共空間時，應考慮以靈性作為基礎，有他者、有和平、慈悲的生命力。他又提醒策略很重要，如何推動理念，當中包括妥協。另外，是與傳媒的關係，傳媒不斷在Framing（構框），例如明光社被傳媒定性為宗教右派，因此基督徒要清楚如何frame自己。
（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每日快拍，2009.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