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志偉牧師去年十一月率先引發教會關注《基督日報》的問題，一直關注至今，為教會守望，到今天調查團報告發出了，指向了他提出的疑惑，他可謂功成身退。相信這樁美事會被信徒所稱許，也是上帝會紀念的。只是，他在四月十一日發表〈《基督日報》事件帶來的思考（一）〉，作出一些事後反思時，卻說了一些很不像樣的話。
該文重申《基督日報》種種疑團之餘，在最後兩段提出兩項反省。一，「從是次事件反映，本港教會甚容易受到政治、商業或『疑似正統信仰』的組織或人士滲透，原因之一是我們太過輕信所謂『名牧』或權威人士。我們需要培育有更多獨立思考，不盲從權威的信徒群體。倘若筆者也是所謂『知名牧者』，不是因為胡某人所講的必定正確，於是信徒就可腦袋懶惰，盲從名牧的權威。……」二，「教牧不再可以隨便作任何機構或團體的顧問或董事，倘只是掛名而已，有事時宣稱不關己事，是不負責任的行為……我們要重新教導信徒尊重的是真理的權威，不是某人身分或職銜的權威。……」
與信徒思考是否懶惰何干？
信徒思考懶惰？這有何干？試想，就算有信徒有高度獨立思考，「常識」極好，「腦袋」從沒「懶惰」，「盲從名牧的權威」，但教內資訊不流通，再獨立思考的人也沒有思考的材料。現在，一份多年來內容傳統和保守、中規中矩的報紙，有誰會無端端去懷疑他們跟統一教有甚麼瓜葛、關係、甚至陰謀？難道我們要變成《第一沉思錄》裡的笛卡爾那般，故意懷疑一些常人不會懷疑的東西，以宣示思考高度獨立？我們是否要經常懷疑《時代論壇》、《基督教週報》、《國度復興報》、明光社、教會更新運動後背有甚麼大陰謀要滲入正統教會、顛覆基督教？我們又是否要經常懷疑各專欄作者原來只是文字販子，說一些他們不真心相信的東西？我們是否要像 Dan Brown 那樣懷疑二千年來教會高層隱藏著一些驚世祕密？我們是否要經常懷疑跟我握手的那牧師那隻手，原來幾分鐘前剛狎玩過一些未成年孩童？
且不說這些天馬行空的懷疑（但如果我們連基督教報刊都要不斷懷疑，為何不可懷疑這些？），如果要貫徹這樣的懷疑，我們是否也要懷疑調查團的報告，要求調查團把所有資料公開？為甚麼某律師某牧師說調查過程公平，我們就要相信是公平，而不高調地要求他們公開所有資料？為甚麼羅錫為牧師和梁廷益牧師叫我們放心，說我們可以信任調查團，我們就乖乖地去信任？他們的正統性、處事裡的理性和公平，又有誰去鑑定？胡文說調查團「披露」了「真相」，「使公眾或不知情者，可按理作出判斷」。這是真的嗎？似乎只是與調查團十分相熟的人（應該包括胡牧師）才有機會看那些真相。公眾所知的，只有那發佈會裡不太具體的話（因為他們怕惹官非），和《時代論壇》的濃縮報道。憑著這丁點資料，公眾根本無法做出確實的決定，他們最終只可以對調查團說的那些「高度可能性」投以信任的一票。
如果有徵兆跡象令人開始懷疑，人們仍不肯去懷疑，那就應該被提醒「我們太過輕信所謂『名牧』或權威人士」。但如果半點徵兆跡象都沒有，幹嗎要懷疑那麼多？一下不小心，這樣經常懷疑，更會被人以為存有不信的惡心，或有精神病。因此，胡牧師說的「我們太過輕信所謂『名牧』或權威人士」，在今次事件中，只能在他發表了第一篇質疑《基督日報》的文章後才makes sense的，因那時信徒可發現一些徵兆（即胡牧師那文章），引發了疑心。然而，胡牧師在提出這項意見那段開首卻把「不宜輕信，不要懶惰」說成一個很普遍的原則，要大家反省似的，那就超越了這提醒可以makes sense 的範圍了。
（那麼，他會否只是說，在他第一篇文章出現後，大家不應輕信他，要繼續反省？這是有可能的。但在那文章出現後，究竟有多少人真的聽信他一面之詞，立刻定了《基督日報》的罪？若沒有，那提醒有甚麼作用？為甚麼到現在還要如此提醒？）
受託群體失責
從社會裡知識探索和傳達的角度來看，其實任何社群都需要在其中指定一小撮人去處理知識的，就如社會裡不用人人都有物理學、化學、工程的博士學位，但我們擁有大學科研團隊，他們會互相批判，不斷求真，我們信任他們，和信任這一個互相批判的機制可大量減少人為錯誤。如此，即使我不懂流體物理學和各樣相關理論，我不用擔心也不用懷疑我坐飛機時會突然從空中跌下來。從這角度可看出，談每個人都要有批判精神是過份簡化和不正確的，因這忽略社群結構的作用，而那責任根本亦不應是大眾裡每一成員都當負上的。指出他們不用負這責任，並不暗示他們可以很盲目、思考懶惰、崇拜權威，而是，即使他們很理性很有責任感，他們也不可能事事有深入了解和關心，他們最終只能信託那些專責關心相關事情的人，直到不得已時才親自去調查和審閱證據。
如此，整件《基督日報》事件帶來的啟迪，是教會中間那些受大眾信託要去守望和supposedly stay on top of related issues 的群體出了亂子，他們做事隨便，他們輕信別人，他們中間沒有成熟的互相批判機制去避免錯誤判斷。正如我們從不同渠道獲悉，有些本地和北美的顧問，根本甚麼都不知道，就胡裡胡塗地應承做顧問，並且認為，若沒有很鮮明的反證據，就應該信任行先。「信任行先」這個態度，若出現於非受信託的群體，是沒問題的（即本文第一、二段所說的），但他們是受信託的，這態度就是一種錯失。我們看醫生時，可以輕信他開的藥方能醫治某種病，但他作為醫生卻不可以輕信護士說某隻新藥可以治某種病。
說到這裡，人們可能有兩類立場。一，不應視名聲甚廣的領袖級的教牧為受託群體，因此他們沒有失責；基督教內的這類身兼數職的顧問現象，他們也是身不由已的，若要講責任，應該人人有責。二，理應視名聲甚廣的領袖級的教牧為受託群體，因此他們確有失責，該受譴責；做得顧問就必須有這些責任，若擔不起就不要身兼數職，這是不能妥協的。胡牧師的看法顯然是後者。只是，他卻不太著力批評領袖失責，倒談了別的。（對於一和二，我並未有明確偏向，以下只順著胡牧師的立場來看。）
避重就輕，混淆視聽
顧問和董事有錯，是胡牧末段的意見，但他談這點時只避重就輕。如何避重就輕？在社會裡，如果受信託的人失責了，若是政客或企業高層，我們會要求他們下台，若是銀行或服務供應者，我們會要求他們賠償。傳媒亦會自覺有責任把這些事揚出來，讓公眾知道，藉此監那些受信託的人的表現。這裡牽涉的，不單是面子或利益，更是道德。就算普通朋友，如果您請我替你做某事，我應承了，但做不來，我好歹要向您賠個不是，即使我不道歉不補償是您拿我沒法子的，我仍會因為內疚感而覺得應該向您道歉。這只是良心的問題。但我們基督教內的受託人呢？領袖失責時，就連道歉也沒有。只在調查團指出問題後來發一封公開信說「我們現在辭退顧問了」（大意）。
接著，那些前顧問和調查團紛紛告訴信徒大眾：「我們不便公開講太多，會被人告嘛！都講明『強烈關注』，『判斷則由讀者自立結論』，您們信徒自己『醒水』和自行『執生』啦！」（大意）
支吾以對下不了了之，沒有回應失責問題，已經不太應該。愛心滿溢的信徒總會向好處想：「調查團和胡牧師等人可能不好意思逼得太甚，令偶有錯失的同道過於難堪呢！」這個勉強可接受，但最氣結的是，胡牧師現在倒跑出來對信徒說：「嘿，早叫您們信耶穌不要變成信教會裡的罪人，我們豈不曾教導您們『尊重的是真理的權威，不是某人身分或職銜的權威』麼？」（大意）為甚麼整個信託落空指向的結構盲點，最終變成是信徒個人生命反省而不是全體教會（尤其那些有能力改變現況的領袖）反省的一個結構性危機？為甚麼不把握這時機反省更值得關注的結構性危機？
我不排除胡牧師會在接續的〈《基督日報》事件帶來的思考〉（二）、（三）、（四）等等最終正視這個結構性危機。但把這個失責和結構性問題說成另一個信徒要反省自己究竟尊重真理抑或教會領袖，本身就很不恰當，即使日後重點移回結構性危機，也無法合理化現在這講法。為甚麼教會裡出了問題，要反省的總是信徒，他們要檢視自己今次又做錯了甚麼？明明不是信徒大眾的責任，明明不是他們能控制的，但反省所針對的，卻是他們的生命質素和思想。
結語
我一直認為，香港教會有幾方面亟須進步和改善：擴闊輿論空間，提高透明度和問責，去社團化（雖然上文說要有受託知識群體，但若那群體是封閉的，那就變成精英管治。現在，明顯地有些人根本不是甚麼精英，做事和言論隨便，那麼，就不應封閉了。）這些結構性問題，不應動輒推給信徒，說甚麼人人當有獨立思考，說甚麼人人皆祭司。現今《基督日報》事件揭示了香港和各地華人教會多年來沿用的互信方法已行不通，我們首要關注的，應該是如何處理這問題，而這問題牽連甚廣，因此，我們可要把握這機會，對教會文化和各層面的運作方法作全面檢討。
註：另外補充，胡文說「近數十年來，在宗教多元化的社會內，基督新教要宣判任何新興教派為『異端』，根本是甚困難的，因為任何信仰的判決涉及舉證的要求，在普通法的本港社會，筆者至今未見過有成功的案例。」這是很奇怪的。沒有人要求教會判斷某組織異端與否，當同時在香港普通法裡與法庭的決定相同。而且，香港現行法例真的有條款說甚麼是基督教的異端麼？若沒有，胡牧師這番話有何意義？
（寄自美國）
相關資訊：【《基督日報》事件專輯】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08.4.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