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史丹福大學神經學系教授威廉赫巴特（William Hurlbut）蒞臨阿歷桑那州大峽谷大學，發表關於幹細胞研究的演說。正當世界多個國家如火如荼地進行幹細胞研究時，美國卻被幹細胞的倫理問題困擾著，因為在保守基督徒眼中，要由人類胚胎抽取幹細胞，就等同毀滅了有機會發展成全人的胚胎、就等同殺人。布殊總統清楚地表明自己反對的立場：「要通過殺人去救人，這是說不通的。」
赫巴特是總統幹細胞研究委員會的顧問，在幹細胞研究的立場上，他跟布殊總統完全一致，透過親自與布殊總統談論倫理問題，赫巴特對布殊作出很高評價，他認為布殊思路清晰，而且勇敢地堅守基督教立場。不過，赫巴特補充一句：「我不知道伊拉克發生甚麼事。」
對我來說，布殊的倫理立場有點前後矛盾，他認為不可以通過殺人去救人，但是他派兵到伊拉克，豈不是隱然地期望著，犧牲一部分士兵和平民的生命，便能夠「挽救」更多人嗎？當布殊擔任德薩斯州長的時候，總共有一百五十名死囚被處決，一九九三年德州將要處死一名女死囚，前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致函布殊求情，但結果德州依然執行死刑。無論布殊贊成死刑的原因是甚麼，這仍然暗地裡假設了：殺死重犯便能夠拯救更多人。
關於布殊的態度，有許多可能的解釋，可能他是假冒為善、佛口蛇心，可能他的政策無非出於政治考慮，為的是爭取保守基督徒的支持。但筆者認為，最簡單的解釋是：他根本缺乏深思熟慮。
布殊在年輕時曾經是酒鬼，婚姻幾乎陷於破裂。葛培里牧師是布殊家族的親密朋友，一九八五年小布殊和葛培里牧師在緬因海灘一邊散步，一邊討論信仰問題。一年之後，布殊篤信基督，並且戒掉酗酒。布殊的私生活與克林頓成為極端對比，克林頓到處留情，但小布殊卻拒絕色誘，曾經有一名年輕女子對小布殊投懷送抱，小布殊嚴辭拒絕，小布殊的朋友對他說：「你傷害了她！」小布殊回答：「好！好！我是有婦之夫，我十分高興她明白到這點。」每當小布殊出外公幹，他都要求男性同事在酒店的房間陪伴自己到深夜。
當小布殊競選德薩斯州長這公職時，他的對手安理查斯（Ann Richards）對小布殊作出許多人身攻擊，但是小布殊並不還口，他決心要「以善報惡，好像將炭火堆在她頭上」，最後小布殊當選。在二○○○年總統大選某次辯論中，主持人問每個候選人誰是他們心目中最偉大的思想家，小布殊毫不猶豫地回答：「耶穌基督。」
如果小布殊沒有當選成為總統，或者人們沒有好像赫巴教授所說：「我不知道伊拉克發生甚麼事。」那麼布殊的見證，是典型的重生得救經歷。到底是甚麼地方出了問題呢？
歷史學家文斯菲（Stephen Mansfield）指出：「他（布殊）的屬靈成長屬於速成，他並不是研讀，而是吸收；受到身邊四周人士的屬靈影響，他訴諸簡單真理、個人經歷、故事。」一九九九年布殊在大選之前斬釘截鐵地說：「我的信仰使我獲得自由，我可以有自由作出人家不喜歡的決定，我可以有自由嘗試去做正確的事情，即使民意調查對我不利。」
我不會抹煞造成現今美國困局的其他因素，布殊身邊的人，例如副總統切尼、前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國務卿賴斯，亦難辭其咎，但無論如何，布殊是承擔最大責任的最後決策者。布殊的簡單思維、不會變通的愚勇，是否埋下了日後的禍根呢？說得坦白一點，文斯菲所說那些「身邊四周人士」是甚麼人呢？是否那些亦是訴諸簡單真理、甚至具有反智傾向的基督徒呢？
在過去三十年，最具有濃厚宗教情操的美國總統有兩位，一位是小布殊，另一位是卡達。天普大學（Tempe University）教授費伯（David Farber）說：卡達真誠地信仰基督，如果智慧與道德是領袖的充分條件的話，那麼卡達應該是一個偉大的總統，但現實卻並非如此。在卡達任內，伊朗挾持了五十名美國人質四百四十四日，卡達束手無策；而且蘇聯大事擴張，美國國力大幅衰退。
我想強調，這並不是一篇反美、反基督教福音派、反布殊、或者反卡達的文章，坦白說，即使余創豪本人入主白宮、甚至成為聯合國祕書長，我並沒有信心會成為偉大領袖。布殊的困境提醒自己：私生活操守良好，並不必然在公職上能夠造福人群；信仰深刻亦可能會導致熱情有餘、智慮不足。文斯菲這兩句話，不斷在我腦海中會迴盪：「受到身邊四周人士的屬靈影響，他（布殊）訴諸簡單真理、個人經歷、故事。」，撫心自問，自己對人會帶來甚麼影響呢？基督教這個群體會怎樣塑造未來的領袖、政治家呢？
（寄自美國。作者網址：http://www.creative-wisdom.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