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四年十一月三十日，中國官方媒體發表國務院令：「第四百二十六號《宗教事務條例》已經於二○○四年七月七日國務院第五十七次常務會議通過，現予公佈，自二○○五年三月一日起施行。」1此條例取代從一九九四年一月三十一日起執行的《宗教場所管理條例》，並於二○○五年三月一日起施行。這是在《宗教法》遲遲無法出臺的背景下，中共當局的一種權宜之計。比起舊的條例來，新的條例所涉及範圍更加寬泛：舊條例關注的物件僅僅是宗教活動場所，新條例則對宗教信仰活動的所有形式和所有方面均有詳細的規定和限制。
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不可逆轉的全球民主化浪潮和國內民眾追求自由民主的呼聲，對中共當局構成巨大壓力。中共在意識形態領域創新乏力，被迫呈現為守勢。另一方面，隨著經濟的發展和腐敗的泛濫，統治集團蛻化為以利益而非意識形態為旨歸的「共同體」。但是，以無神論為標榜的、一黨獨裁的政治格局並無實質性的改變。因此，中共當局仍然將拒絕加入官方「三自」教會的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家庭教會、獨立教會以及其他試圖保持獨立性的信仰團體視為具有潛在威脅的「敵人」，而非促進社會發展進步的良性力量。在這種思路之下，該《條例》不過是「舊瓶」裝「新酒」罷了，它依然著眼於如何更為有效地對宗教信仰者和宗教信仰團體實現嚴密控制、打壓和懲罰。2該《條例》的名稱雖然沒有「管理」一詞，但它其實重在強調政府的「管理」之權，而非民眾的宗教信仰自由權。
此《宗教事務條例》的出臺，乃是黨文化和黨權力的體現。表面上信奉無神論、骨子裡無比迷信（各類算命先生、氣功師、和尚道士頻頻出入中南海）的中共統治者，至今未能學會如何處理民眾的宗教信仰問題。此《條例》的對策仍然是「堵塞」，對此海外學者置疑說：「改革開放以來的事實業已證明，黨國舊有的宗教管理模式已不適應新的需求與挑戰；對於這次頒佈的《條例》所回避沒有處理的問題，以及未來新衍生的問題，黨國今後是否願意在結社、言論及宗教自由的基礎上，就宗教立法宗旨、社會組織控制及宗教管理工作作出與時俱進的改革，還是繼續以舊皮袋來盛戴新酒？」3這樣的追問似乎不會得到中共當局善意的回應。
日前，美國總統布希明確告知訪美的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說：「中國領袖們必須明白，他們不能一方面讓老百姓不斷體驗買進、賣出與生産的自由，卻不讓他們享有集會、言論和宗教信仰的自由。」對於中國民眾來說，包括宗教信仰自由在內的一切自由，不能靠統治者的恩賜，而應由每個公民參與爭取和捍衛的過程。如何爭取和捍衛我們的宗教信仰自由，是不容迴避的議題。本文擬就《宗教事務條例》與當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其他法律之間的衝突、與各種國際人權公約和宣言之間的衝突這兩方面著手，剖析其「違法」和「非法」的性質。因此，本文認為，身處中國大陸的所有的信仰者，完全有權拒絕接受和遵守此《條例》之規定及約束。本文還將重點分析一九七五年三十五國共同簽署的《赫爾辛基最後文件》，是如何在歐洲地區促進宗教信仰自由乃至更為廣泛的政治和公民權利的實現。《赫爾辛基最後文件》給今天中國大陸的宗教信仰者帶來這樣的深刻啓示：今天的亞太地區理應出現一部自己的《赫爾辛基最後文件》，並以此為基礎，結合其他重要的國際人權文件，成為佔據世界人口半數以上的亞太民眾維護宗教信仰自由和公民權利的「黃金寶典」。
一、作為行政法規的《條例》與憲法和法律之間的衝突
迄今為止，中國大陸仍然沒有一部系統的、完整的《宗教法》。胡溫政權動輒以「依法治國」為標榜，當下中國在許多方面卻呈現「無法可依」的狀態，如宗教信仰、新聞自由、私有財産保護等。以《新聞法》為例：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起，便有起草《新聞法》的建議。時至今日，該法律仍是胎死腹中。二○○六年「兩會」上，一名全國人大代表提出儘快設立《新聞監督法》的議案，卻未獲任何回應。以《物權法》為例，本來該法的草案已完成，應當在二○○六年全國人大會議上討論通過。但網路上出現一份出自北大法學院左派學者鞏獻田之手的、反對《物權法》的公開信之後，一切工作便停頓了下來。立法機構本身的困頓、倦怠和缺乏權威，由此可見一斑。
《宗教法》的遭遇也大致如此。約接近全體人口一半左右的、具有各種信仰的公民，所企盼的《宗教法》，乃是一部以權利為本位的「宗教自由法」，它能讓「信徒的宗教信仰、機會、結社自由得到切實的法律保障，同時進一步確定宗教團體在人事、財務、經濟、工作上的自主權」4；而中共當局所希望設立的《宗教法》，乃是一部以義務為本位的「宗教管理法」，當局意圖通過宗教立法，「獲得一件『管理宗教』並『加強管理』的法寶或武器」5。即便退而求其次，要設立一部基本遵循中共意圖的《宗教法》，在界定何為「合法宗教」等重要問題上也難於釐清，加之如果此法律得以通過，國家機關對宗教團體為所欲為的壓制和迫害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統治者自然不願意自我約束、自己給自己戴上鐐銬。所以，當局乾脆採取「鴕鳥政策」，長期以來罔顧信仰者和信仰團體的呼聲，而將《宗教法》束之高閣。
那麼，當局在處理宗教問題時的依據究竟是什麼呢？長期以來，當局處理宗教問題所遵循的大都是黨的文件、以及在其精神指引下的國務院的行政法規。黨的文件主要有：一九八二年的《關於我國社會主義時期宗教問題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政策》（十九號文件）、一九九一年的《關於進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若干問題的通知》（六號文件）以及二○○一年《關於加強宗教工作的決定》（三號文件）。近年來，以國務院的法規規章的形式體現黨管理宗教的意志的文件則有：一九九一年五月六日國務院宗教事務局、民政部印發的《宗教社會團體登記管理實施辦法》、一九九四年一月三十一日國務院第一百四十四號令《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外國人宗教活動管理規定》、一九九四年一月三十一日國務院第一百四十五號令《宗教活動場所管理規定》、一九九四年四月十三日國務院宗教事務局發佈《宗教活動場所登記辦法》、一九九六年五月十四日民政部發佈《社會團體年度檢查暫行辦法》、一九九九年十月先後由高檢和高法發佈的《關於辦理組織和利用邪教組織犯罪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一九九九年十月三十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取締邪教組織、防範和懲治邪教活動的決定》、二○○零年九月二十六日國家宗教事務局第一號令《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外國人宗教活動管理規定的實施細則》等。另外，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也都通過了五花八門的、地方性的法規和規章。6
在法律意義上而言，在宗教事務方面，二○○四年國務院通過並頒佈的《宗教事務條例》具有最高權威。即便如此，它也只是一部行政法規而已，它未經全國人大的立法程式，不是一部真正的「法律」。這一事實也充分表明，當下中國的政治格局中，黨政分支機搆的權力遠遠大於全國人大這一被嘲諷為「橡皮圖章」的最高權力機關和立法機關。
因為《條例》是國務院所制定的行政法規，它的解釋權亦屬於國務院。國務院在二○○一年十一月頒佈的《行政法規程序條例》中規定，國務院擁有各行政法規的解釋權，而且「行政法規的解釋與行政法規具有同等的性質」。無形之中，國務院完成了一種「自我加冕」，它不僅是《條例》的執行者（通過公安部、宗教事務局、民政部等具體部門來執行），而且是其解釋者。換言之，國務院身兼法官和檢察官、裁判和參賽者雙重角色。作為「被管理者」的宗教信仰團體和公民個體，遂完全處於「被動挨打」的地位。打一個形象的比喻，一名司機在接到警察的罰單之後，不認同罰單的內容，於是跑到有關部門去申訴，卻發現接受申訴的人正是那個開罰單的警察。可以想象，這名司機的申訴會有什麼樣的結果。
在中國當前的法律體系中，以全國性的法律法規為例，大致分為三個等級：憲法、法律和行政法規。如果某一法律與憲法發生衝突，則公民只需遵循憲法之規定，完全有權拒絕此違憲之法律；如果某一行政法規與憲法和法律發生衝突，則公民只需遵循憲法和法律之規定，完全有權拒絕此違憲。違法之行政法規。在這個意義上，《宗教事務條例》乃是一部嚴重觸犯憲法和有關法律的行政法規，公民完全可以憑著信仰、良心和法律來不服從之。
憲法是國家的基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一切法律都不能與之相牴觸，相抵觸者無效。憲法中關於保護宗教信仰自由的條款有多處。如第三十四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年滿十八周歲的公民，不分民族、種族、性別、職業、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財産狀況、居住期限，都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但是依照法律被剝奪政治權利的人除外。」如第三十六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國家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不得強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部信仰宗教，不得歧視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國家保護正常的宗教活動。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進行破壞社會秩序、損害公民身體健康、妨礙國家教育制度的活動。宗教團體和宗教事務不受外國勢力的支配。」
在其他法律中關於宗教信仰自由的規定也有多處。《刑法》第二百五十一條：「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非法剝奪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侵犯少數民族風俗習慣，情節嚴重的，處以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民法通則》第七十七條：「社會團體包括宗教團體的合法財産受法律保護。」《勞動法》第十二條：「勞動者就業，不因民族、種族、性別、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視。」《教育法》第九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受教育的權利和義務。公民不分民族、種族、性別、職業、財産狀況、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教育機會。」
仔細研讀便可發現，該《條例》有多處違反憲法和法律。其結構大致如下：第一章「總則」，第二章「宗教團體」，第三章「宗教活動場所」，第四章「宗教神職人員」，第五章「宗教財産」，第六章「法律責任」，第七章「附則」。該《條例》要求，任何宗教團體必須依照《社會團體等級管理條例》的規定登記，獲得批准之後方能擁有活動場所、神職人員和財産。「登記」成為《條例》的重中之重：任何宗教團體，在「登記」之後才有維持其信仰和組織形式的自由和權利；任何神職人員，在獲得國家世俗政權認可之後才能從事宣教工作。這樣，宗教信仰團體不得不接受民政部和宗教事務局的「雙重領導」，淪為受世俗權力支配的奴僕。這就嚴重違背了政教分離的原則，也嚴重侵犯了憲法所規定的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信仰者自發成立信仰團體，無須經過「登記」的程式，也無須獲得世俗政權的認可與批准。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除了不得傷害其他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之外，是不應被附加任何條件的。
例如，很多執法者在騷擾家庭教會時，便認為《條例》是對憲法的「具體闡釋」，《條例》與憲法完全一致。執法者在具體執法的過程中，將《條例》高舉，而將憲法架空。憲法無法約束執法者的違憲行為，也無法為宗教信仰自由受侵害的公民和群體提供保障和救援。換言之，在現實生活中，《條例》高於憲法，《條例》覆蓋憲法。7這種未經公民授權的「反客為主」的狀況，嚴重違背了憲政精神：只有全國人大才有權「釋憲」，國務院無權自行「釋憲」。這一事實也從一個側面表明，中國雖有憲法，而無憲政。在真正的憲政制度下，對包括宗教信仰自由在內的人權的限制，必須由立法機關來決定而不是由行政機關來決定。行政機關的任務是執行由民主選舉的立法機關制定的法律。不經過立法機關的特別授權，行政機關就不能限制公民的自由。中國沒有憲法法院，國家與公民之間的許多基本的社會衝突和不一致無法得以解決，遂形成行政機關權力膨脹、無法無天的格局。
二、《條例》與各種國際人權公約和宣言之間的衝突
《宗教事務條例》不僅與中國自身的憲法和法律相衝突，也與各種國際人權公約和宣言（其中大部分是中國政府已經加入和即將加入的）發生尖銳衝突。
當今世界最重要的國際公約是聯合國憲章和世界人權宣言。聯合國憲章重申了基本人權、人格尊嚴和和價值，以及男女與大小各國平等權利的信念，規定聯合國的宗旨之一是「促進國際合作……不分種族、性別、語言或宗教，增進並激勵對於全體人類之人權及基本自由之尊重」。8世界人權宣言之第十八條明確規定：「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權利；此項權利包括改變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單獨或集體、公開或秘密地以教義、實踐、禮拜或戒律表示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9《維也納宣言和行動綱領》是中國政府積極參與的一份國際人權宣言。一九九三年六月，世界人權大會在維也納召開，通過《維也納宣言和行動綱領》。該宣言「承認並肯定一切人權都源於人類固有的尊嚴和價值，人是人權和基本自由的中心主體，因而應是實現這些權利和自由的主要受益者。」該宣言認為，促進和保護所有人的人權，是國際社會合法的關注。在此次大會上，中國被選為副主席。10
中國正在準備加入的國際公約還有《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一九五四年，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根據聯大意見草擬了《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六日，第二十一屆聯大通過公約並開放供各國簽署。該公約包含了關於人權的重要原則，豐富了人權的內容，對國際社會産生了重要影響，是當今人權理論和實踐的主流。11遺憾的是，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國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都漠視此國際公約的存在。直到一九九八年三月，美國總統克林頓訪華前夕，中國政府才宣佈將於近期加入該國際公約。然而，此承諾作出之後，迄今為止全國人大仍未批准中國加入公約。問題顯然不是出在人大方面，而是出在執政黨方面：當局害怕中國加入此公約之後，在人權問題上受到國際社會更大的壓力。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多處涉及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如第十八條規定：「一、人人有權享受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此項權利包括維持或改變他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以及單獨或集體、公開或秘密地以禮拜、戒律、實踐和教義來表明他的宗教或信仰自由。二、任何人不得遭受足以損害他維持或改變他的宗教或信仰自由的強迫。三、表示自己的宗教或信仰的自由，僅以受法律所規定的保障公共安全、秩序、衛生或道德、或他人的基本權利和自由所必需的限制。四、本公約締約各國承擔，尊重父母和（如適用時）法定監護人保證他們的孩子能按照他們自己的信仰接受宗教和道德教育的自由。」12此條款不僅重申了世界人權宣言中宗教信仰自由的內容，還具體涉及到信仰的表達權，以及父母對孩子進行宗教信仰和道德教育的權利。
在中國大陸，所有的在校小學生都自動地被吸納為「少先隊」隊員，佩戴「紅領巾」成為一項義務，許多學校有這樣的校規：不佩戴紅領巾的學生不允許入校門。共産主義意識形態即便不是一種完整的信仰體系，至少也是一種「次信仰」或「準信仰」。公立學校甚至許多私立學校均強迫兒童和青少年加入「少先隊」和「共青團」，對不願加入者實施歧視性待遇，這是對數千萬宗教信徒家庭的子女的宗教信仰自由及其父母的教育權的公然的侵犯與踐踏。又如，在《條例》第八條和第九條中有若干關於設立宗教院校的規定，其中有多處故意含混其辭，留給掌握審批權的宗教事務部門巨大的權力。如第九條規定的宗教院校應具備的條件中，其第六款為「佈局合理」。何謂「合理」？根本沒有具體內容，審批者完全可以用「佈局不合理」來駁回所有的申請。迄今為止，真正具有獨立性的宗教大學及各種具有宗教背景的教育機構仍未在中國大陸浮出水面。
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不是一種孤立的、割裂的權利，而與其他權利水乳交融、息息相關。比如，宗教信仰自由離不開言論自由、新聞出版自由和教育自由。《條例》第七條對宗教書籍的出版有嚴格規定：「宗教團體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可以編印宗教內部資料性出版物。出版公開發行的宗教出版物，按照國家出版管理的規定辦理。涉及宗教內容的出版物，應當符合《出版管理條例》的規定，並不得含有以下內容：（一）破壞信教公民與不信教公民和睦相處的；（二）破壞不同宗教之間和睦以及宗教內部和睦的；（三）宣揚宗教極端主義的；（四）違背宗教獨立自主原則的。」這就為宗教書籍的出版設定了諸多無法把握的前提限制，而且同相關國際公約中有關言論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條款相違背。如《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九條規定：「一、人人有權持有主張，不受干涉。二、人人有自由發表意見的權利；此項權利包括尋求、接受和傳遞各種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論國界，也不論口頭的、書寫的、印刷的、採取藝術形式的、或通過他所選擇的任何其他媒介。三、本條第二款所規定的權利的行使帶有特殊的義務和責任，因此得受某些限制，但這些限制只應由法律規定並為下列條件所必需：（甲）尊重他人的權利或名譽；（乙）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衛生或道德。」13《條例》中的四款限定顯然遠遠超出了《公約》中第三款所限定的內容。比如，按照《聖經》所規定的「聖徒相通」的原則，各國的信徒和教會之間有聯繫和往來是應當的。尤其是天主教仍然通過教宗和教廷的權威保持了全球性的網路，中國的天主教徒和教會不可能獨立於此系統之外。那麼，按照《條例》第七條第四款之規定，如果以寬泛的「違背宗教獨立自主原則」來衡量，是否這方面的內容就完全不能涉及和表達呢？
《條例》無疑與諸多國際人權公約和宣言的精神背道而馳。那麼，作為中國大陸的信仰者，我們該如何看待《條例》與各種國際性的人權公約和宣言之間的衝突？是默許此狀況的存在，還是以後者為尺規，來積極促進前者的修改和讓步？國際性的人權公約和宣言不是一紙空文，雖然不具備強制力，但它們正在對各簽約國的人權狀況和社會制度發揮愈來愈重要的影響，正如瑞士法學家托馬斯．弗萊納所論：「通過國際法來限制國家權力是惟一可行的方式，因為人權屬於民主憲政所承認的價值觀。國際法提供的保護在當今仍然是非常初步的。然而，在某些情況下，它已經證明了它的價值。」14近年來，保護人權的國際條約和國際法在範圍和效力上大大擴張，並開始挑戰和超越近代以來國家主權至上的觀念。主權的核心內涵便是保障基本人權，如果一個政府或統治者不能履行此項義務，外部力量便可以按國際社會的新準則來介入。這種情況下，人權高於主權的理念便得以凸現出來。比如，根據統一管轄原則，國際法院可以審理遭到奴隸罪、種族滅絕罪、折磨罪以及戰爭罪指控的被告。美國學者邁克爾．麥格福指出：「國際法院、國際刑事法庭、特別是新近成立的國際刑事法院代表了旨在集中和進一步合法化行使統一管轄權的機構。還有一些和當地人權組織合作的國際非政府組織，如人權觀察和國際特赦組織等，愈來愈多地記錄和反映侵犯人權的狀況並以此作為一項策略迫使那些濫權的政府進行機構改革。」15
在此背景下，諸多國際性的人權公約和宣言愈來愈具備了某種可以實施的法律的作用和價值。既然中國國務院頒佈的《宗教事務條例》與若干國際性的人權公約和宣言中關於宗教信仰自由的條款存在衝突，那麼作為中國大陸的宗教信仰自由受到侵犯的公民，除了以本國的憲法和法律來反對此《條例》，還可以引用若干國際公約和宣言，並訴諸於比國家主權更高的權力機構和國際組織，如國際法院、國際刑事法庭、人權觀察、國際特赦組織等。善於使用這些公約和宣言，不僅能讓國際社會更關注中國的宗教信仰自由問題，更能對中共當局形成切實的壓力。美國法學家亨金指出：「如今人權存在於國際良知中，從未遠離過國際良知。人權是國際關係的內容，出現在每一項國際議事日程中，是先於國家和超級大國而存在的。」16因此，中國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不能被中國政府一言以蔽之說成是「中國的內政」、「不容外國勢力干涉」，全世界所有人的各種自由都是不能被「計劃單列」的。
三、呼喚亞洲版的《赫爾辛基最後文件》
對於宗教信仰自由的不可剝奪性，瑞士法學家托馬斯．弗萊納指出：「毫無疑問，宗教和良心自由是最重要的人權之一。個人與他的上帝、他的宗教信仰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之間的關係，觸及到他的內心深處。沒有人有權干涉這些內在的東西，損害他的信仰或者試圖改變它們。」17以此衡量，中國國務院所制定的《宗教事務條例》，無疑干涉了中國公民的內在自由，損害了中國公民的信仰或試圖改變它們。此種「惡法」、此種「非法之法」，具備某一宗教信仰的中國公民是絕對不能接受的。
該《條例》的被終止或被廢除，需要援引國內現有的憲法和法律，以及國際社會現有的人權公約和宣言，由信仰群體和法律人士來共同維權、共同捍衛信仰自由。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近年來大批敢於從事人權案件的律師和法學家，紛紛受洗成為基督徒。他們兼有信仰者和法律專業人士的雙重身分，使得信仰群體的維權活動和捍衛宗教信仰自由的運動「水到渠成」。目前，對該《條例》的批評和抗爭，既需要若干法律專業人士不懈的努力，更需要每一個信仰者權利和自由意識的逐步覺醒。中國大陸的宗教信仰者必須改變逆來順受、忍辱負重的傳統，改變滿足於做「暗地裡的門徒」和「家庭裡的信仰者」的狀態，而勇敢地站出來申明自己的信仰，在為自己爭取宗教信仰自由的同時，也為其他信仰群體爭取他們的宗教信仰自由。
當然，中國大陸的宗教信仰自由狀況要發生根本的變化，與政治體制的本質性變革是密不可分的。在中共治下，宗教信仰政策只能出現局部的「微調」，而不可能有完全的改觀。也就是說，沒有民主，就沒有包括宗教信仰自由在內的所有的自由，古往今來，哪一個專制政權切實保障了民眾的宗教信仰自由？因此，信仰者和信仰群體不能漠視中國的民主之路。民主的價值在於：它有助於防止暴政和獨裁者，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確保廣泛的個人自由，幫助人民維護自己的根本利益，使民族自決成為可能——即生活在自己選擇的法律規則中的自由，為履行道義責任提供機會，促進人類發展，培育較高水準的政治平等，促進和平，以及創造繁榮。
如今，全球民主化的關鍵一步乃是亞洲大陸的民主化、尤其是中國的民主化。中共政權是最後一個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專制實體。因此，位於亞太地區的美國、日本、韓國、臺灣、印度、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已建立較為穩定的民主制度的政權，理應積極主動地推動亞洲版的《赫爾辛基最後文件》的誕生，並以此為契機向中國、北韓、越南、緬甸、尼泊爾、巴基斯坦等「非民主」國家施加有效的壓力、傳播民主的理念，使得在這些國家之內，包括宗教信仰自由在內的自由和權利，成為所有公民觸手可及的現實。
捷克前總統哈維爾在美國國會圖書館發表一次演講中闡述了《赫爾辛基最後文件》的歷史價值——它不僅達成了歐洲的安全與和平，更促進蘇聯東歐人民早日爭取到自由與民主：「當代只有幾份文獻能像美國獨立宣言那樣直到今天仍然具有重要意義。我只需要提及聯合國在二戰之後採納的全球人權宣言，或一九七五年赫爾辛基會議的《最後文件》（Final Act of the Helsinki Conference）。它們易於中學的孩子們學習並謹記在心，從而潛移默化為公民意識中永久的部分和他們價值體系。這些文獻在使用樸素、清楚、意味深長的語言書寫方面極為成功。這類基礎文獻除了文字的精確與典雅，當然還有一點至關重要：必須有人願意，如眾所聲言的那樣，為這些文獻衝鋒陷陣。必須認真對待這些宣言；必須明確具體地確立其中的一般原則；必須誠心實意地受宣言的束縛，並切實履行它。」18作為東歐民主化進程的切實參與者，哈維爾親身體驗到了《赫爾辛基最後文件》在其中所起的「助動力」的價值。同樣，美國學者邁克爾．麥格福也觀察到了這樣的事實：「在誕生之初，關於人權的國際條約——如一九四八年《世界人權宣言》、一九七五年《赫爾辛基最後文件》——似乎不那麼舉足輕重。它們聽起來都很美好，但它們真正能獲得什麼呢？然而，那些生活在暴君獨裁統治下的人們卻為這些關於原則、標準問題的聲明賦予了真正的涵義。」19
歐洲安全會議的召開及其《最後文件》的通過，是冷戰歷史中一件頗為吊詭的事件。此次會議從一九七三年七月三日開始，直至一九七五年八月一日方才閉幕。參加會議的有蘇聯、美國、加拿大和其他三十二個歐洲國家。具有諷刺意義的是，積極主張召開次會議的是施行共産極權制度的蘇聯。當時，為了對抗美國，蘇聯也不得不打民主牌與和平牌，大力促成此會議和法案。會議同意，文件的各種文本將在所有與會國出版，各與會國應該「使之盡可能地廣為人知」。蘇聯是第一個履行這最後一項條款的：八月二日，文件簽署的第二天，蘇聯的新聞機構就發表了文件的全文。蘇聯官方將赫爾辛基會議看作是一項巨大的外交成就，大大提升了蘇聯的國際威望。
然而，令蘇聯當局完全沒有料到的是，此事成為其自掘墳墓之舉：赫爾辛基會議之後，莫斯科率先出現了旨在監督蘇聯是否遵守條約中的人權條款的「赫爾辛基小組」。隨後，烏克蘭、拉脫維亞、格魯吉亞和亞美尼亞也出現了類似的小組。不久，這些組織全部被摧毀，領導人也都被送進了監獄。緊接著，處罰又加重了，流放十年至十五年勞改營成為尋常事件。創建第一個赫爾辛基小組的尤裡．奧洛夫早就進了波姆地區的勞改營，小組的最後一位有影響的領導人伊萬．科瓦列夫也得到了同樣的命運。20即便如此，《赫爾辛基最後文件》已經在鐵幕上撕裂了一道口子，如亨金所指出的那樣：「實際上，赫爾辛基文件本身就承認人權是國際社會關注的一個問題。政府最高層把人權列入需要考慮的國際議事日程。在許多國家之間，人權承諾是國際安全和貿易的交換條件，《赫爾辛基最後文件》包括，尊重人權是參加國相互關係的指導原則之一。如果有人建議，《赫爾辛基最後文件》的人權條款並不能成為合法地關注其他參加國人權狀況的依據，這不僅會使依賴於其上的所有認識和承諾歸於無效，而且還將使整個協定毫無用處。」 21
七十年代中期以後，蘇東各國的公民權運動不約而同採取了求諸《赫爾辛基最後文件》的方式，因為這是一份各國的統治者本人也在上面簽過字的條約。蘇聯的異見人士領袖薩哈羅夫和索爾仁尼琴都在抗爭中引申該文件。一九七七年一月一日，一群捷克異見人士發表《七七憲章》，聲稱這份宣言所要求的只是尊重現行法律、尊重《赫爾辛基最後文件》和聯合國《人權宣言》，其目的是「促進每個捷克斯洛伐克公民作為自由人生活和工作的可能性的實現」。其發起人之一傑瑞．海吉克在《七七憲章》之第十號文件中寫道：「尊重人權和公民自由是一個先決條件，只有在這個條件下，社會制度沒或經濟發展水平不等的各國才能真正和平共處、互相合作。這一點在聯合國憲章中，在《人權宣言》中，在《赫爾辛基最後文件》中有明確的表述。」22
「尊重人權和基本自由，包括思想自由、良心自由或宗教自由」是《赫爾辛基最後文件》的十原則中的一項。該文件雖無實際的法律約束力，但締約國每隔兩年召開一次後續會議，針對各國對《文件》的相關條款執行情況進行審查，遂使得東歐各國共產黨政權對基本人權不至於明目張膽、為所欲為予以踐踏，也使得蘇東各國民眾的宗教信仰逐漸得以復甦和彰顯。蘇東各國的公民，在獲得了宗教信仰自由的同時，也就抛棄了共産主義的宣傳灌輸，由此多米諾骨牌得以迅速啓動。宗教信仰自由的爭取和捍衛，乃是蘇東民主化的先聲，而《赫爾辛基最後文件》又是撬動此龐大機制的支點。因此，有史家指出：「歐安會議無形中成為東歐國家保障人權的守護神，使東歐異議團體如捷克《七七憲章》、波蘭『團結工會』有喘息活動空間，得以伺機而動，吹起自由民主號角，為東歐的民主化做好思想準備工作。從各成員國簽署至一九九零年共產黨政權垮臺，短短十五年間，『歐安會』的成員國就這樣從遵守有限的人權進步到保障全方位的民主制度。《赫爾辛基最後文件》是有心改革者為努力開放社會的誘因和武器。」23
從蘇東劇變的歷史便可以看出，蘇東人民爭取廣義的人權，首先是從爭取宗教信仰自由開始的。同樣，中國民眾也正在踏上這條道路。我們必須清楚地看到，中國國務院《宗教事務條例》乃是一具過時的木乃伊，它早已不能適應人權觀念日益普及、宗教信仰日益復甦的今天中國的現狀。中共當局再不能用此種「刻舟求劍」的方式來處理公民的宗教信仰問題了。在此背景下，中國大陸政治體制的轉型以及包括宗教信仰自由在內的公民基本人權的實現，需要包括各信仰群體在內的國內民眾和國際社會共同的努力，而一份亞洲版的《赫爾辛基最後文件》也許正是壓在駱駝背上的最後一根稻草。
——二○○六年四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
- 參閱邢福增《新酒與舊皮袋：中國宗教立法與〈宗教事務條例〉解讀》，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二○○六年出版。
- 邢福增《新酒與舊皮袋：中國宗教立法與〈宗教事務條例〉解讀》，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二○○六年出版，第35頁。
- 邢福增《新酒與舊皮袋：中國宗教立法與〈宗教事務條例〉解讀》，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二○○六年出版，第10頁。
- 汪維藩《從現代法學觀念談宗教立法》，《宗教》，第十五期（一九八九年六月）第16-19頁。
- 參閱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編《籠中的鳥兒——中國宗教信仰自由實況資料彙編》，二○○四年第二版，第4-5頁。
- 二○○六年一月二十五日，北京警方非法衝擊方舟教會的正常崇拜活動時，一名便衣人員手拿一本白皮的《條例》宣讀。當教友、憲法學家李柏光博士向其申明憲法所規定的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時，該便衣聲稱，憲法關於宗教信仰自由的規定只有短短一句話，過於簡略，無法執行，所以國務院的《條例》是具體實施的細則。
- 馮林主編《中國公民人權讀本》，經濟日報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一版，第444頁。
- 馮林主編《中國公民人權讀本》，經濟日報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一版，第465頁。
- 馮林主編《中國公民人權讀本》，經濟日報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一版，第453頁。
- 馮林主編《中國公民人權讀本》，經濟日報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一版，第365-366頁。
- 馮林主編《中國公民人權讀本》，經濟日報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一版，第375頁。
- 馮林主編《中國公民人權讀本》，經濟日報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一版，第376頁。
- 托馬斯．弗萊納《人權是什麼？》，謝鵬程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二○○○年第一版，第9頁。
- 邁克爾．麥格福《作為世界價值的民主進程》，揚揚譯，見卡耐基基金會網站，原載《華盛頓季刊》二○○四年第五期。
- 亨金《權利的時代》，信春鷹等譯，知識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第一版，第17頁。
- 托馬斯．弗萊納《人權是什麼？》，謝鵬程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二○○年第一版，第53頁。
- 哈維爾在此演講中高度關注中國的人權和宗教信仰自由問題，他特意指出：「一方面，體制全然不同的國家必須把人權二字放在官方宣言或基本文獻上；但是另一方面，極權政體必然大幅度地、經常地侵犯人權，而且不希望有人揭露其行為，不希望有人脫口喊出皇帝沒穿衣服，他那富麗堂皇的衣服不過是幻象。與此同時，世界上的一些大國強國，如中國，也存在者侵犯人權的行徑。比如，現今中國仍然有集中營，關押他們聲稱為國家之敵人的人或僅僅是思想不同的人。一些民主國家的做法讓我感到非常不安：在沒有任何真實證據顯示中國的治國政策有所改變的情況下，這些民主國家就在考慮解除對中國的武器禁運。這項禁令是北京天安門自由思想的年青人遭到屠殺之後實施的。解除它也意味著對臺灣民主政府的新威脅。最後，西藏的真正代表也不過是要求人權在西藏得到尊重，包括在宗教、文化上實行自治管理，並尊重他們的傳統與歷史。」見《皇帝沒有穿新衣服——二零零五年五月二十四日哈維爾在美國國會圖書館的演講》，北明譯，獨立中文筆會網站。
- 邁克爾．麥格福《作為世界價值的民主進程》，揚揚譯，見卡耐基基金會網站，原載《華盛頓季刊》二○○四年第五期。
- 參閱（捷）哈裏．加爾夫《公民不服從——為瓦茨拉夫．哈維爾而作》，吳思譯，見公法評論網。
- 亨金《權利的時代》，信春鷹等譯，知識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第一版，第67頁。
- 參閱（捷）哈裏．加爾夫《公民不服從——為瓦茨拉夫．哈維爾而作》，吳思譯，見公法評論網。
- 李邁先《東歐諸國史》，臺灣三民書局，二○○二年第三版，第507頁。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06.5.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