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五年見證著香港教會對社關立場的迷惘失措，其論述亦沾上了太多權力爭持。作為冷眼旁觀者，我感到憂慮，欲在本文提出。
背景發展
去年上半年最熱門的話題是反性傾向歧視（下稱SODO）立法。那時，有好幾個宗派用宗派（教會）名義登報反對該立法。在某些組織和宗派領導層的推動下，不少堂會上上下下都有討論這立法問題，因為要在短時間內表態是否聯署登報。這樣的聯盟和廣泛研習在香港教會是罕見的，用教會名義去參與這些政治行動也是罕見的。香港教會竟會放棄以往「只可以用個人名義社關」的原則，令人詑異；更令人詑異的是，放棄的理由卻不見得有甚麼新意。同一組理由，從前不被接納，但今天卻被視為理之所在。
到近日的政制問題，前建道神學院院長兼城浸主任牧師張慕皚牧師在《基督新報》十一月一訪問裡提到他不贊成用教會名義回應政改，他說：「在賭波合法化與同性戀問題上，政府要求各界出聲，也接待宗教團體發表意見，教會出聲的問題不大，這與『政教分離』的原則沒有衝突。」繼後教會更新運動總幹事胡志偉牧師發表〈教會面對「政改」爭論的思考〉，指陳日君主教有關遊行的呼籲是政教不分。主力反SODO的明光社的總幹事蔡志森亦在《基督教週報》一文說「不贊成以教會的名義支持任何一個政改方案。」一如傳統答案，他們全都補充說，信徒應該多以個人名義關心社會。
問題剖析
把這兩事件放在一起，我們會感到有點矛盾。雖然翻查昔日這三人在反賭波反SODO裡有關教會角色的言論可會是一項很有趣的研究，但我無意這樣作，因我不是要批評某些人，而是提出整體教會要反省的地方。誠然，為甚麼教會可以在賭波和SODO問題上鮮明地運用教會名義，但在政改問題上卻堅決不作？如果昔日反賭波反SODO教會沒有用她的名義在社會裡表態，她今天不作，總算叫做貫徹始終，別人充其量只可以批評教會不夠高調，不夠積極，就連批評教會不關心社會也未必成立（因教會總可以說，她有教導信徒以個人名義關心社會）。然而，今天的故事不同了，當日有份走出來說要用教會名義反賭波反SODO的領袖們和有份決定用堂會名義登報的教牧長執，會一時要求各堂會用教會名義表態，一時卻教導這是原則上不應該的嗎？
理由何在
理性上，唯一出路是把政改和賭波和SODO說成是性質上不相同的東西，故此處理手法可以不同。張牧說因為在政改事上政府沒有「要求各界出聲」。胡牧說「教會整體就〔政制〕此難有共識，因而筆者不贊同由教會名義鼓勵信徒上街的做法。」蔡志森認為「更重要的是教會應該在一些被大多數人忽略的範疇發出更多先知性的言論」，例如明光社在反SODO時常說的濫用人權，才是應該要發出先知式批判的。
龔立人博士在其專欄內已批評張牧言論（第九五一期），讓我重覆其中幾點：為何政府有要求會是一個理由？在賭波事上政府也沒有要求過。還有，「為何教會選擇在某些社會道德課題上表態，但對政治問題卻沉默？」蔡志森的講法也是奇怪的，當人們正在擔心遊行人數不多，他卻暗示那是大多數人關注的事。另外，多人忽略可以是因為那事根本不值得投放那麼多資源嗎？說穿了，他早已假定了反SODO或反濫用人權是天經地義、是最優先的，將明光社社關議程視為基教督社關議程。
胡牧的講法也是不成立的。以胡牧願意走上電台向市民解釋為何要反對的SODO為例，其實教會算不上是有共識的。首先，我們不可以輕視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會長李鼎新牧師和五旬節聖潔會香港總監督伍山河牧師在基督教界的代表性，他們都是支持SODO的。其次，其餘基督教堂會之所以有看似一致的立場，很可能只是領袖們拔苗助長，努力推銷某些論述使之急促地躍升為（他們圈子裡的）主流意見的結果。試問常被指為社關意識不高的香港信徒怎可能在短短三、四個月間突然上上下下變成神學和社會科學專家，高談闊論性神學和SODO在社會裡的影響，為了愛護社會和下一代而擁抱某些團體的議程和策略，堅決反SODO，且鮮明到一個地步要在報紙上刊登自己的名字？不少人只是躲在一些組織和學者的影子下，反芻他們的論點，追問之下，他們會說不明白（甚至是不贊成）那些論點，然後提出自己想出來的一些不濟的理由。這在網上的討論可以見到，一些反SODO核心人士也傾向認為有不少這樣的人（只是他們不認為需要因此放棄動員教會的策略）。不要忘記，這不是聖經有沒有反對同性戀的神學問題，而是應否動用教會名義登報反SODO的一個社關理論兼策略問題，絕非顯而易見、大是大非（很多人到現在仍分不清這個，例如今天仍有人把SODO問題說成是自由神學與保守神學之爭）。若留意聽去年十月份《時代論壇》有份合辦的「彩虹的兩端」研討會，講者即使沒有明明地說出來，言談之間已表露出他們對幾個月前聯署登報之類的策略有一種運動激情過後的保留。請問胡牧師，如此一個欠缺共識的政治運動的立場和策略，是否可以動用教會名義登報？
順便一提，一些反SODO的主將在維護其立場時，作了很多預設，運用極多邏輯辯才，旁徵博引，到一個地步甚麼定義和推論都質疑，其思路幾乎只有學者才跟得上。當日認同他們的教會領袖們，會否覺得現在說不得用教會名義回應政改的理由和邏輯太粗製濫造，有點雙重標準？最簡單，「何謂政教分離」這問題就沒有人去做一做邏輯分析和定義。不要忘記反SODO的主要論點之一是質疑私人倫理和公共倫理／政策的分別，當日有運用這理由的人今天會說政改與道德無關，只屬公共政策嗎？理由何在？
憂慮
本文無意對賭波、SODO、政改表達任何正反意見，本文甚至對應否動用教會名義表態沒有意見，若各位領袖覺得昔日反SODO時太衝動，決心以後不再動用教會名義，本文無意支持或反對。我也請讀者不必反駁上文指出的矛盾，說是出自不同人的口，這點我知道，我多年來的文章都有提到香港基督教沒有中央領導（這也許是好事），故此，不論是誠實地不用負責或有人想推卸責任，要追溯誰是始作俑者和誰要負責任，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本文不是為追究責任而寫，而是要帶出一個反省：香港泛福音派教會的社關立場愈來愈模糊，一時一樣，雖然好像理性地講聖經和甚麼「政教分離」，提出（或作臨時湊合）一個又一個的原則，明眼人可以看出，整個問題已不再是哪些「原則」有甚麼神學基礎，而是不同領導核心有各自的議程和它們之間的爭持，合心意的就施展渾身解數去辯護和推銷，不合議程的就草草打發掉（這辯才之不平衡分佈，猶如香港政治裡那些高明地硬銷方案手法）。長此下去，若信徒不善忘，試問日後他們再聽到領袖們高呼要聯署，要動用教會名義，心裡會想甚麼？如果連社關都要是服從教會由上而下的訓示，這本身已是很政治化，也是很盲目的了。
（寄自美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