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近日政府正就反同性戀歧視法案進行諮詢。具體的條文仍未出籠，可是已經在基督教界中引起了軒然大波。碰巧在近期發生了女同性戀者衝擊榆林書店的事件，更令整場爭議火上加油，持不同意見的基督徒為此爭論不休。
筆者與部分反對同志運動的中堅分子（下簡稱之為反同人士）相識多年。他們曾在筆者反思信仰的路上作出了不少支持。在筆者的心目中，他們並不是某些人眼中的禁慾主義者，而是有血有肉、講理性講道理的有識之士。在道德的議題上，筆者亦是傾向保守的。筆者相信同性戀是罪，不能認同同性婚姻，亦主張維持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制度。
可是，對於反同人士所發起的社會運動，筆者總是覺得有點不對勁的地方。有反同人士曾邀請我參與他們的行列，可是我總是不置可否的支吾以對。只是過去由於筆者理解他們的憂慮，所以並沒有提出過反對的意見。可是，近日的連場爭拗暴露了反同人士思想之中的漏洞，而他們在爭論中亦逐漸的變得排他而不理性。到了今時今日，筆者只能憑著良心向昔日的知心好友道出本人的立場：我不會支持反同志運動。
國家的角色
在近日的爭論之中，有很多反同人士都混淆了兩個不同的問題。「同性戀是否道德」與「國家應否以法律反對同性戀」是兩個問題。我們在第一條問題中答「否」，並不代表要在第二條問題中答「是」。即是說，國家並不應該限制所有不道德的事物。
有論者或會如此反駁：國家的責任不是要賞善罰惡嗎？難道國家並不應該維持社會的道德嗎？筆者並不否定國家維繫社會道德的功能及責任，只是國家本身有其不可逾越的限制。基於這些限制，國家只應及只能維繫部分的社會道德。
論到國家體系的限制，不同派系的政治學家都作過深入的討論，筆者在此無意複述他們的學術成果。筆者在此只能簡述國家體系於維繫道德上的兩大限制。首先，國家只能規範市民的行為，卻不能控制市民的思想，舉例來說，國家可以檢控亂拋垃圾的市民，卻不能令市民在思想上希望令城市更清潔。一個人倘若整天都想著該如何亂拋垃圾、如何令城市更骯髒、甚至教導他人如何如此行，我們可以說他是不道德、甚至是變態的。可是，只要他仍未拋出手上的垃圾，國家不能夠對他做些甚麼：除非國家像《一九八四》中的大洋國那般，成立友愛部以淨化國民的思想。（可是即使老大哥在望著你，他總看不到你內心的隱密處。）道德是關乎內心與行為的，可是國家只能處理行為，這樣國家並註定不能處理所有道德問題。
而國家體系的運作擺脫不了權力的使用，這又造成國家在維繫社會道德上的限制。「權力帶來腐敗、絕對權力帶來絕對的腐敗」，這樣我們便要面對一個兩難的景況：我們可以增加當權者的權力，以加強他對人民在道德上的控制。可是，當權者並不是聖潔的上帝，面對權力的引誘，他很可能會成為腐敗的極權者。這是社會道德的災難。倘若我們不希望見到這結果，便需要對國家的權力加以制衡。這樣，國家的權力便會在某些領域失去作用，亦即是說國家對某些道德領域無能為力。
比如說在某些社會的道德價值中，陰道交以外的性行為都是不道德的。在一些國家中，口交及肛交均是刑事罪行。可是我們試想深入一層：究竟國家如何執行這些法律呢？難道國家要派祕密警察監視行房中的夫婦？這樣的權力恐怕並不能夠令人接受。而在實際運作上，這些法律亦出現了不少問題。馬來西亞前總理安華便曾在政治鬥爭中被人控以肛交之罪名。而新加坡亦曾有警員因曾與女友口交而慘遭勒索。反過來說，倘若我們不願見到上述的那些情況，堅持陰道交的社會人士便只能接受以另外的途徑維繫他們的道德價值。
畢竟，我們並不能在人間建立天國。地上的國家體系有其自身的限制。我們不能因為同性戀不道德，就自動的認為同性戀者該受國家制裁，或是認為同性戀者不應有其反歧視法。
誰來維繫道德？
筆者並無意說同性戀是私德問題，所以並不應受國家限制。事實上，公德與私德的界線往往並不清晰。比如說酗酒可以說是個人操守的問題，可是亦是當事人對社會不負責任的表現。筆者的看法是：即使是公眾道德的問題，亦不一定應交由國家處理。
究竟國家應該在甚麼時候插手呢？基於限制權力的緣故，我們可以說除了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國家應該盡量放手。而在國家以外，亦有其他機制可以管理公眾的事務：這分別是公民社會與市場。
有一些公共事務，是公民社會與市場均不能處理的。比如說維持社會的秩序與治安，需要有一套合法地使用有限暴力的系統（如警察、軍隊）。公民社會並不能維持一個如此龐大的系統，而市場亦不會有人接手這盤必然蝕錢的生意。是以，國防與公共安全等事務必須要由國家承辦。而社會的貧窮問題往往是市場失效（Market Failure）的後果，而公民社會亦欠缺調動資源的能力。這時候，國家便有責任介入，透過社會福利及收入再分配救濟貧民。
可是，國家適合處理關於性傾向的道德問題嗎？首先，性傾向在很多方面都牽涉入比較私人的範疇，同時亦與個人的思想有關。觀乎前文所述的限制，國家介入性傾向的道德議題，很可能只會引致國家失敗（State failure）。筆者認為，關於性傾向的道德問題，最適宜由公民社會去處理。公民社會可以提供一個空間，讓社會各界可以討論各種道德議題。而在討論之中，反同人士可以以理服人，讓他人可以由內心出發轉向較保守的道德立場。在我們社會中，我們有足夠的空間以公民社會的渠道去維繫社會的性道德。我們又為甚麼要以國家的法律反對同性戀？
當然，我們若需要以公民社會中的道德討論去維繫社會道德，社會必需要有充足的言論自由。在此，筆者認同反同人士的某些憂慮。筆者認為在未來的反歧視法案中，並不應該有以言入罪的成分。除了暴力恐嚇外，一切的言論均不應為反歧視法案所限制。可是，反同人士亦需要有理性的討論態度，以誠懇的求真態度參與公民社會的道德討論。二元對立的兩極思維，或是替對手貼上種種標籤，都對社會道德的維繫毫無裨益。縱然對手可能是橫蠻無理，我們亦只能以百分之二百的理性回應，唯有如此才能在道德討論上說服他人。
（下）
在前文筆者論到國家體系在維繫社會道德時的限制。正因如此，我們不應該以國家的法律對同性戀者作差別的對待。反同人士要維繫其持守的道德理念，最好還是透過公民社會中的道德討論。
可是，即或我們不以法律制裁同性戀者，有人或會認為這並不代表社會應該立法以保障同性戀不受歧視。不過，筆者仍然認為我們不應不分青紅皂白的反對一切反歧視同性戀的法案。筆者仍然會堅持同性戀是不道德，但這並不代表本人可以歧視同性戀者。
同志是社群的一分子
有論者認為，為同性戀者的個人權益說項，是個人主義泛濫的象徵。可是這種評論絕不公允。縱然筆者並不認同部分同性戀者極端個人主義的立場，亦不認同同性戀者的道德理念，可是筆者並不能否認他們是本人所屬的社群之一分子。倘若我們真的要抗拒極端個人主義、假如我們真的相信社群的價值，我們就只能保護、而非剝奪同性戀者的個人權利。
在約翰福音的第八章中，耶穌論及行淫的婦人時如是說：「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她。」筆者以前的教會的主任牧師是維護家庭價值的中堅分子。有一次他講道時提及這段經文，指出耶穌縱然寬恕了婦人的罪，卻仍然評論該婦人是犯了罪。這位牧者籍此鼓勵基督徒要勇於指摘同性戀者的罪惡，不要以寬容之名去姑息。這位牧者是位可敬的紳士，其講道內容嚴格來說並沒有大錯誤。可惜其著重點卻差之毫釐，謬之千里。這段經文的重點是在於寬恕與寬容，而不是對罪惡的扺抗。耶穌當然不會以有罪為無罪，可是祂指出我們要以寬容對待犯了罪的人。我們寬容，並不是因為我們同意他人。實情是我們與其他人於上帝的眼中都是罪人，所以我們不得不寬容不道德的他人。
對於同性戀是否合乎道德，我們可以有自己的立場。我們應當慎思明辨，亦應當向眾人陳明我們的理念。可是，我們必須尊重同性戀者是與你與我一樣的凡人，亦必須接受他們是我們社群的一分子。這樣，他們個人的基本權益，也就是我們每一個人的基本權利。倘若我們不是自私，就理當支持。一個人之所之應當受人尊重，並享有基本的人生權利，其基礎並不在於其道德是否過高尚。他之所以應當享有這些權利，乃是因為人本應生而平等。而人之所以平等，乃是因為每一個人於本質上都是同等的罪人，故此誰也沒有欺壓他人的天然權利。即使是基督徒，亦不能作為特權的基礎。基督徒必須有堅定的道德立場，卻不能因著這立場的緣故而拒絕寬容。
誠然，同性戀在不少基督徒的道德價值中是錯誤的。筆者也是如此相信。可是既然我們與同性戀者同為卑微的罪人，那麼我們除了按良心說誠實話外，再也沒有可以在同性戀者面前自誇的。就讓我們寬恕七十個七次。倘若同性戀者打我們的左臉，就讓他們連右臉一起打。倘若他們要我們走一里路，我們就走足二里。
論到反同性戀歧視法案，筆者的看法是：倘若同性戀者真的受到歧視，而他們的苦況又需要國家介入，那我們並沒有反對到底的道理。雖然，我們不能否認在走了這一步後，部分同性戀者會得隴望蜀，可是即或如此，我們還要堅持尊重同性戀者。請對弱勢者敏感一點。
在筆者的上一篇文章，曾提及國家並不應介入所有的道德議題。在某些議題上，國家的介入只會造成國家失效。可是筆者並無意採納新右派的進路，主張國家無為而 的「小政府、大市場」的方針。國家不應該凡事插手，應該盡量以民間的力量解決問題。可是，在市場失效、公民社會無能為力的時候，國家有義務挺身而出，以法律去解決其他方法解決不到的問題。
根據前文的推論，我們可以說縱然我們可以認為同性戀不道德，我們亦需要維護他們的權利。那我們現在便有一個問題：究竟我們是否需要動用國家的力量去達成這一個目標？
筆者承認這個問題的確很有爭議性，在此筆者亦無意提供任何結論。誠然，倘若我們能在公民社會的道德討論中，說服社會大眾寬容同性戀者，這實在是最理想不過。一個全然理性的市場，亦應該不會特別針對同性戀者。可是公民社會及市場又是否足以保護同性戀者？這卻很視乎社會對同性戀者的態度。倘若一個社會極度恐同，那麼市場自然傾向對同性戀者不利，因為市場的參與者大都有杯葛同性戀者的傾向。而這個社會的公民社會，亦很難就同性戀問題作理性的討論。在這個情況，筆者認為國家是應該介入的。可是，究竟香港的情況是否需要政府介入，相信還需要更多實證去說明。
不過觀乎反同人士對國家介入同性戀議題的看法，筆者卻有一種揮之不去的憂慮：他們似乎對弱勢者的處境不夠敏感。比如說他們認為反歧視法案剝削僱主及業主的良心自由。可是他們又有否想到就業與居住都是基本的權利？當然，在某些特定的職業、比如神職人員，又或是某些特別的物業、比如教會宿舍或業主所居物業的房間，僱主或業主會有很強力的理由拒絕同性戀者。可是，其他的情況又是否如此？反同人士似乎只注重私有產權擁有者的權益，卻忘記了私有產業亦是公共空間的組成部分。私有產權並不是拒絕對弱勢者的個人權利之充足理由！
有論者認為倘若我們要立法反歧視同性戀者，那麼我們又是否要立法反對歧視肥胖或口吃人士？筆者認為，這種想法已經隱含了對「小政府」的肯定。筆者只想反問一句：難道我們就不應為反肥胖歧視立法嗎？觀乎社會上一些鼓吹瘦身的廣告及電視節目，對肥胖人士极盡挖苦之能事。而社會人士普遍以鄙視的眼光看待肥人，動不動就以「豬扒」、「甲組腳」等詞語羞辱肥人。筆者本身亦是肥胖人士（不少反同人士也是！），對此或多或少亦有一番體會。在報章中，我們亦看到有不少人為求擺脫肥胖而犧牲健康、甚至危及生命。難道我們不應立法反對歧視肥胖人士嗎？
倘若我們相信同性戀是罪，他們並不會因為身為弱勢人士而嬴到道德上的優勢。可是，即或我們真的不能認同同性戀者的行為，我們又可否以人性的角度看待他們呢？筆者明白不少反同人士對於被指為不寬容而感到委屈。可是我們既是和平之子，為何不能以百份之二百的寬容回應指摘呢？
總結
由始至終，筆者的道德立場仍舊是保守的。對於反同人士的付出與委身，筆者只是感到敬佩。不少反同人士在筆者的心目中，都是正直不阿、溫文有禮的大好人。筆者無意敵擋他們，亦無意顛覆基督徒的道德堅持。
可是，目前關於反同運動的論述己偏離正軌。在近日的討論中，筆者看到了不少各走偏鋒的言論，而不少評論已變得情緒化。筆者在此只能愛之深、責之切，深切盼望反同人士能走在理性討論的路上。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11.5.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