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維護家庭聯盟印刷了大量單張，記載西方一些立了性傾向歧視法的國家，很多對不認同同性戀人士採取不寬容態度及逆向歧視的真實例子。有教會因不願租教堂給同性戀者開會而遭罰款，有人因不願意租房間與同性戀者同居而遭罰款，有人因講一些反對同性戀的言論而被解僱及取消教師的專業資格，有基督徒印刷商因不願意為同性戀團體印刷物品遭罰款，甚至有牧師在講道中批評同性戀行為而被判入獄。不少人看後都大為震驚，亦有人質疑這些只是外國的一些極端例子，在香港性傾向歧視立法後不一定會出現這些情況。但我不禁反問，既然同樣都是有關性傾向歧視的法例，為何不會呢？
在香港，四月十日就有一群女同性戀團體，因不滿榆林書店拒絕擺放女同性戀者心路歷程小冊子，一行十多人手持標語及手提攝錄機「衝上」書店，並遞交請願信，以示不滿書店以宗教理由拒絕「性傾向平等」的資訊。書店負責人表示所有董事都是基督徒，行為不會超越信仰的教導，故不去推廣同性戀，並一再表示，書店乃私人地方，多次請她們離去，但部分成員仍然在店內逗留，表示要找其顧客做問卷調查，直至負責人表明要報警，她們才肯離去，她們並促進政府盡快訂立性傾向歧視法，她們更發新聞稿，批評榆林書店封殺「性傾向」平等教育資訊，並強烈要求榆林書店開放資訊渠道。
筆者在亞洲電視國際台的新聞看見立法會議員張超雄批評書店負責人是「無知及恐懼」，並認為「這是對同性戀者的歧視態度」，而劉慧卿則表達：「我們的社會是時候立法去保障他們（同性戀者）免受歧視」。這事反映一旦性傾向歧視立法後，不願鼓吹同性戀的人，也可被人引用歧視條例，指他們不提供服務給同性戀者便是「性傾向歧視」，結果將遭受法律的懲罰。
筆者立時在想香港這麼多書店，榆林書店又不是政府機關，它如何可封殺資訊呢？難道榆林作為一私人小企業，不能按著自己的信仰價值去行事嗎？難道在所謂自由社會，市民連不認同、不鼓吹同性戀的自由也沒有？立法會議員說要立性傾向歧視法去保障同性戀者免受歧視，其實立法後所謂「保障」，豈不是去懲罰那些所謂「歧視」的人嗎？哪試問又有什麼法例去保障市民的良心自由及免受道德歧視呢？試問一些所謂開放民主的議員為何變得如此的極權及霸道呢？張超雄及劉慧卿雖然說尊重宗教的自由，但他們對不贊成同性戀者的嚴苛批評，根本完全看不見他們對其他人的信仰及道德價值的尊重，榆林書店又不是做了什麼傷天害理的事，竟動員立法會議員公開去批評，這豈不會對該小商舖做成一定的打擊嗎？可見性傾向歧視法一旦立法，基督徒於公共空間，無論是工作或營商都會面臨極大的威脅。
（作者為香港性文化學會副主席、明光社義務同工）
（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時代講場，14.4.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