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避免不必要的誤會，讓我開宗名義表明立場：我個人是反對同性婚姻合法化及同性伴侶領養子女，但至於反性傾向歧視應否立法這個議題，我還未有定論，因為議題相當複雜，牽涉的層面很多。以下簡短的討論，我只能圈點一二，但也盼望拋磚引玉，集思廣益，使這議題能得到較理性、較深入的審視。
「性傾向歧視」包括數個重要分題，我這裡嘗試先分疏一下的歧視的概念與性傾向歧視問題。
歧視的觀念常常被人誤解，認為只要受到看似不平等的待遇（unequal treatment），就是相等於受到歧視。其實不然，不平等的待遇並不一定等同於歧視。如果我是導演，我打算拍一部完全關於白人的電影，我不僱用黑人或黃皮膚的演員，我所作的，不能算是歧視，因為拍這部電影，膚色是有相關性的分別的（relevant difference），所以我對黑人或黃皮膚演員的不平等待遇是合理的，不算歧視。
但問題亦隨之而來，那麼那些是不合理的不平等待遇呢？如果我是民航飛機公司的僱主，我要請一位飛機師，我可不可以因為知道申請人是同性戀者就不僱用他（她）。他（她）是不是同性戀到底對這份工作能否勝任又有何干呢？飛機師的首要工作，是安全地把飛機升降，把乘客由A 點送到B點，無論對方是同性戀或異性戀者，只要不影響工作，那麼他（她）的性取向與這份工作到底又何干呢？ 況且，假設有兩位飛機師，一位是異性戀者H，但他（她）常酗酒，與另一位飛機師G，他（她）是同性戀者，G沒有不良嗜好，你作為民航飛機的僱主，你要聘請（或解僱）H或G呢？異性戀與同性戀在這份工作上是沒有相關性的分別（irrelevant difference）的，所以在這個情況底下，因個人的性取向而不給對方平等的待遇是不合理的，是歧視。
那麼我們需要進一步問，在哪一些工種上，我們可以因為一個人的性取向，而合理地不給對方平等待遇呢？如果我辦一間私立基督教中學，不受政府資助，完全是由基督徒，或認同基督教信仰人士集資開辦，教導一夫一妻的家庭倫理，對教師有嚴謹道德操守的要求，那麼身為校長，我不聘請同性戀者為教師，這樣做是否算是歧視呢？我覺得答案是很明顯的：當然不是。因為同性戀者的性取向，已經有違辦學價值理念，所以這個不平等待遇是合理的，不能構成歧視。（同樣的，如果真的有同志團體自己自立辦學校，教導他們自以為是對的性倫理，選擇不聘請異性戀者為教師，我也不認為是歧視。其實在美國紐約已經有這類同志團體辦的中學，可參考：http://www.hmi.org/ 。）
現在談一些比較令人頭痛的例子。如果我所辦的基督教學校的一部分財政資源是來自政府，換句話說，有一部分錢是來自納稅人，甚至是同性戀者納稅人，那麼我不請同性戀教師，又或者不租借場地給同志群體使用，算不算歧視呢？我相信在某一個意義上不算歧視──又或者頂多說這種差別對待是合理的。就是如果大部份的納稅人都認同或不反對我校的辦學價值理念，加上大部分家長都反對同性戀教師教導他們的兒女，那麼我不聘請同志為教師，就不算歧視。問題是，如果我校的大部分財政資源是來自政府，來自納稅人，那麼辦學的自主性便很容易失去，因為如果公眾認為同性戀教師可以教導他們的兒女，那麼我就很難阻止，就算我認為不聘請同性戀教師不是歧視，也沒用，因為我既用納稅人的錢，就要向納稅人負責，他們會認為我在歧視。為了堅守辦學價值理念的純正，我可能要把學校關閉或離職。
另一個棘手的例子，就是私人業主是否有權不出租給同志呢？誠然，如果你沒有刊登廣告招租，只是私下發放消息，想把你的物業租給一些你相熟或信得過的人，那麼我相信你有權租給誰就租給誰。但問題是，你如果在報紙刊登廣告招租，你可不可以因為反性傾向歧視未被立法，就可以白字黑子註明：「同性戀者免問」（尤有甚者，再加上「有口臭者免問」、「離婚者免問」、「看《花花公子》雜誌者免問」等等），到底性傾向在居住問題上可否構成relevant difference，成為不平等待遇的合理理據呢？
在某一方面了解，性傾向不能構成relevant difference，對同性戀者在居住問題上有不平等的待遇。比如，假設有兩位租客，一位是異性戀者P，但是常常在住所開嘈吵派對到深夜凌晨，鄰居投訴也無效，加上住所骯髒不堪，常發出臭味。與此相比，另一位是同性戀者Q，但他（她）是一位「標準住戶」，按時交租，不騷擾鄰舍，住所打理得井井有條，那麼你作為業主，你想把你的物業租給誰呢？再把眼光放遠一點，設身處地想想，如果你是基督徒，在一些反對基督教國家受到歧視，工作處處踫壁，人家知道你是基督徒也不太願意租房給你住，你到底又有何感受？何況聯合國《普世人權宣言》第十三條肯定每一個人有居住權，因此在這個意義了解，性傾向不能構成relevant difference，作為拒絕同性戀者享有平等的居住權利的理由。
但問題又來了，如果我想租出我的物業給Q，但我週邊的鄰居全部都是虔誠的教徒──不一定是基督徒，他們都表達關注，因為他們都有適齡的學童，深怕他們的子女會受Q影響，那麼Q的性傾向到底能否構成relevant difference，成為我拒絕出租給Q的合理理由呢？讓我勉強用加拿大魁北克省為例，眾所周知，魁北克省醞釀獨立已有多時，他們的主要理由，是為要保存法裔人文化，不受說英語的文化所同化，那麼如果我要到魁北克省定居，我的兒女讀中學一定要懂法文，那麼我可否說這個語言的要求是歧視呢？我相信不能，他們法裔人有集體權利（collective right）去保存他們的文化。同樣的，在某種程度上，我鄰居的關注也可以成為一個需要考慮的理由，去拒絕租我的物業給Q。
但到底我們可以把集體權利推到甚麼地步？我們有沒有權利去把所有的同性戀者放到特別的「徙置區」呢？把同志們趕到變相的ghetto呢？是否有點像聖經時期猶太人對待麻瘋病人一樣，把他們「隔離」呢？
我不欲就最後這個複雜問題提供甚麼標準答案，我只是提出來讓大家討論。
（作者為美國華盛頓大學哲學博士候選人，主修倫理、政治哲學及當代歐陸哲學。）
